在赢得了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兰德公司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战争、叛乱镇压行动及后勤保障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对二战期间的几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讨论。几年之后，这场谈论就延伸到越南战争当中越共的士气及信仰、动机的研究调查。在这次更加深入的越南共产主义游击队战斗力量调查当中，人类学家约翰·G·唐尼尔和政治学教授约瑟夫·J·扎斯罗夫两位顾问对于之前鲁索提交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分析，然后将一份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报告提交给了罗温及兰德公司新上任的上司约翰·迈克诺顿。在这份报告当中，他们两人都认为越共分子并不是共产主义狂热分子，也不像之前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那样一心想要占据土地，而是自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是为越南独立而不屈战斗的勇士。可以说，正是越共的这种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成为支撑他们坚持斗争的坚定力量。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越共的战争将会持久不变，不会被打败，就算是彻底控制了整个越南，也没有办法使越共分子放弃和屈服。当罗温和迈克诺顿面对着这一份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越共分子的力量难以被压制，美国政府已经下错了赌注，而美国面临的结果必然是大败无疑。
这一结果其实与鲁索之前所支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越共分子不是土匪、强盗，而是一群有原则、有理想，为了自由和未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敢战士，至少比士气低迷、军机混乱的西贡政府军要强悍得多。但是对于兰德公司的这一报告，美国国防部显然没有予以重视，而是继续积极寻求将越南地区的战争升级，并不打算重新审视出兵越南美国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实际意义。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想利用兰德公司寻找到一种彻底打败越南共产党的方法，而不是去理解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和精神信念产生的原因。1964年，约翰逊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了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并承诺不会再继续将美国士兵送到可怕的越南战场上去送死，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1965年年底，约翰逊就又派遣了50万名美军士兵进入越南战场，并且对美国民众宣称：“这场战争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种种数据都显示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
但是实际情况显示不是这样，美国政府越来越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中，不要说主动进攻，甚至是连防守的地位都难以保持。而此时，北越南胡志明所掌控的越共军队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人，游击战争继续在四处频繁开展，同时作战小分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断夺取和控制了一些原本由南越政府掌控的地区。他们还在密林当中开通出一条隐秘的“胡志明小道”，当做运输后勤保障物品及现代化武器的交通干道，这让美国政府更加头疼：南越军队因为胆小如鼠、士气低落，不敢进入密林搜索越共，进行反游击战争；而高大笨拙的美国士兵对于雨林环境难以熟悉，更加不愿意进入其中为南越政府卖命。于是美国政府想到与越共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法，但是对于北越南而言却态度坚决，要么战死，要么就取得完全胜利，绝不打算采取有辱越共的中间路线。
尽管在此时，越南战场的局势已经陷入混乱，但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加大对越南战争的资金支持，实施特设计划，并且对越南农民提供限量食物，争取支持，还是有可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在国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僵持不下，导致策略的最终流产，这也使美国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彻底化为泡影。
眼看着美国胜利的希望渐渐渺茫，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战略分析师们原本充满使命感的研究热情也开始减弱，许多战略分析师们开始沉思，为了散布美国式的争议而将自己的公民送到遥远的国度去屠杀那里的贫苦农民，这真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倍感痛苦。他们折服于越共俘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信念力量，对于美国现行的第三世界国家政策也感到绝望。于是从1965年初开始，兰德公司的一名德裔流亡学者康拉德·科伦就提出美国应该单方面从越南战场撤军，结束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艾斯博格也对此持赞同观点，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迅速结束这场针对北越共党的战争，然后集中精神强力清扫越战给美国带来的挫败感。但是美国国会及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仍然执迷不悟，准备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企图以更为广泛的狂轰滥炸来重挫越共军队的士气，这就是1965年3月2日由美国空军发起的“滚雷行动”。这一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对于北越南及越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一如既往地要坚决推翻由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实现越南的南北统一。
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兰德公司开始试图从这场充满争议、停滞不前的“越南泥潭”当中脱身而出，转让开始准备研究代号为卡米洛特的拉丁美洲基金革命前景。但是兰德公司内部坚定支持美国继续采取武装行动的科尔博姆却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种项目有违美国政府交予兰德公司的历史使命——帮助其打赢越南战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兰德公司的理事会将要做出艰难抉择，而且在此之前理事会也已经注意到科尔博姆与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之间的紧张关系。鉴于兰德公司整个机构都倾向于从越南战争一事中脱身，于是理事会做出了要求科尔博姆辞职的决定，而后让沃尔斯泰特的亲信兼好友哈利·罗温接替了科尔博姆的领导位置。
哈利·罗温之前是神通专家组的成员，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带领兰德公司跨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新的思维模式，但是同时也将兰德公司带入了五角大楼的各种丑闻之中。他与他的同事一样，对于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的支持，到质疑、否决、抽身而出的过程。没有了兰德公司的美国，要怎样才能击跨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从越南战争的泥潭当中艰难爬出？或许历史还是离不开兰德公司的推动，最终还是需要一位先行者勇敢地站出来，让这场错误的战争及时刹车。
8.美苏核战争危机的最终解决
兰德公司对于肯尼迪政府做出过许多帮助和贡献，其中最为具体和最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就是——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核战争计划，即SIOP计划（SingleIntegratedOperationPlan）。SIOP计划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当中，为了改善美国空军毫无计划性的核武器扩充行为而制定的。尽管SIOP将空军所有的战略性核武器的指挥权都集中收集起来，而这些武器中甚至还包括海军的“北极星”导弹和核战舰，以及陆军作战中使用的一些核武器，但是SIOP计划仍然显得凌乱而无章法，与之前的“杀手锏”战略相比，几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在SIOP-62计划正式开始启动的第一年里，前苏联以核战争相威胁美国，企图实施入侵西欧的计划。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之下，美国做出了历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规模的导弹轰炸计划——即使在前苏联根本没有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将投入使用1459颗核炸弹，这相当于21.64亿吨的黄色炸药威力。这些核弹被调整位置，对准了分布在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所有已知的军事目标和一些普通城市，一旦美国政府察觉到前苏联政府有所行动，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次轰炸计划中，美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都将倾巢出动，总数目达到3423颗，相当于78.47亿吨黄色炸药爆炸所造成的破坏威力。据策略估计，如果这一计划实施，那么在前苏联境内至少会有2.85亿平民，中国境内数千万民众及东欧部分地区的民众都将会在这场远距离导弹博弈的战争当中丧生，大约4000多万人将遭受严重创伤，这无异于一场核弹大屠杀。除此之外，还有在非战争地区的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在东欧地区将有一亿民众难逃一死。比如在欧洲攻击目标周围的中立国家，像是芬兰、奥地利、阿富汗等；而在北约国家也将有将近一亿的民众丧生。欧洲地区总得统计数据为六亿人口，这些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战争旁观者还是懵懂之徒，都将在核炸弹的无情重击之下失去性命，更不用提在核武器使用过后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和伤亡。
1961年2月3日，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顺利接手美国政府之后的两个星期里，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就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SIOP-62计划提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空军总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把这份报告书提交给麦克拉马拉、国防部副部长罗斯威尔·吉尔帕特里克及其他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和图表来打动国防部，使他们同意批准这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令空军倍感自豪的强势核打击计划。但是麦克纳马拉看上去对这份计划报告书并不满意，面对繁复的数据和统计表格也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不仅能够快速领会到战略报告的要点，甚至不经过周密计算就能够准确指出计划报告当中存在的大量漏洞。比如浪费资源的重复进攻，有些目标甚至被重复袭击4次到10次之多，而这些目标大部分都是普通城市里的普通建筑物，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功能。麦克纳马拉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空军低估了前苏联地区的人员伤亡数字和工商业损失情况。看来麦克纳马拉对这份计划抱有强烈的抵触态度，尤其让他感到不悦的是美国空军对于东欧地区人民生命的轻视和对战争死亡的无所谓的态度。空军总参谋长怀特将军略带嘲讽地对麦克纳马拉说：“部长先生，希望你在阿尔巴尼亚地区没有任何的朋友或亲人，因为我们已经打算彻底摧毁这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安定和谐的国家或地区，仅仅因为它们碰巧建立在了共产主义传播的范围之内，就要被彻底剥夺生命的权利！
听完空军的SIOP-62计划之后，麦克纳马拉离开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暗自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美国毫无责任感的核政策。于是他开始说服肯尼迪总统彻底放弃前任政府发动核战争的计划，用其他更加合理的方案取而代之，防止核战争给世界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可怕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