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后，当社员了，称谓历来叫农民。种地不是小事，农民在新中国地位提高了，“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人心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
我咋革命，无能为力。从事生产，却有名堂。我的地址是平原省海阳市独莫县湾子公社搓绳寨大队。县革委会组织了育种队，培育杂交高粱。
育种者，培育杂交高粱种子也。杂交高粱属高产作物，种子有限，需要大面积推广，聪明人便想出了这个主意，利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冬季繁衍一茬，以供来年春天播种。杂交高粱分为父本、母本，利用杂交优势，育出良种，犹如驴马相交而生骡子一般。
我知道，文人巨匠郭沫若曾写过“沁园春”一首，题为《咏杂交高粱》，全文写道：“碱地之花，远超纲要，不等寻常！有人培阉种，雄需不育，天然母系，雌蕊孤芳。使之杂交，因而繁衍，亩产能增四倍强。收成早，更抗虫耐脊，涝旱两忘。相期备战备荒，首先是精神要武装。把‘两论’深研，‘三篇’朗诵，同住同商。廿又六天，花期差距，控制提前自有方。循此道，向自由王国，永远飞翔。”
哈哈，育种飞翔不飞翔，信口开河呢。在什么地方育种呢？不在本县，不在本省，而是到海南岛。
县里布置，给了湾子公社两个名额指标，我们搓绳寨大队获得了一个名额。独莫县在平原省，与海南岛距离太遥远了。孔老二曾经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背井离乡，跑这么远的“天涯海角”种地，轮到百姓头上，谁也不愿意去。
大队领导班子协商研究，难以确定。因为此事离家到远地种高粱，谁也不愿意前往。
吴天明下台了，三楞子上台了。职务的称谓也变了，吴天明原来叫大队党支部书记，三楞子如今叫大队革委会主任。
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对于育种的任务，三楞子作了动员，采取了抓阄的办法。抓阄，俗称也叫抽勾。他说：“我们的任务艰巨，要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上级给了我们大队育种的一个名额，到海南岛去种高粱，培养杂交优种。像参军入伍一样，标准是18岁到25岁，必须不是地富出身，而是贫下中农出身。既然人们打怵，不愿意出门在外。大队班子决定，采取抽勾的办法来解决。
“抽勾是古来的传统，兄弟们分家，每人从预先做好记号的纸卷或纸团中摸取一个，以决定谁该得什么。采用这种办法，听天由命，杜绝作假。
“这好像上刀山，下火海，或者是赴汤蹈火。
“村内范围中有126个小伙子，主持筹划人做了126个纸团。纸团上写了125个‘无’，只有一个是‘有’。闭着眼从一百多个纸团中摸取一个，只要是‘有’，不去也不行。全凭看看谁的手香，看看谁的手臭。”
思前想后，我觉得这是万里长征呀！毛主席的诗词中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农民到海南岛去育种，算做是“农民不怕跑向南，跋山涉水不清闲”。不远万里，舍家丢小，可谓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体验。
还有更直接的缘故，因为妻子秀丽怀孕，夜里不能沾身了。夫妻躺在一个炕上，结婚仅仅半年，好比看在碗里，不动筷子，这是难熬的时节。离开了是上策。
秀丽也有她的理由，说：“你压在我身上，万一把孩子挤出来，我就流产了。”
况且我还是野种，与乡亲们相处，言多语失，暴露面子被撕破脸，尾巴藏不住，不如走南闯北，躲躲风头。
我站起身来大声说：“用不着抓阄儿，我自愿！”
人们的眼光扫过来，竟然主动上钩，引起了议论纷纷。乡亲们的惊讶，似乎我吴永文吃错了药。
大队革委会主任三楞子大喜过望，问：“真的么？”
“说话算数，我当然愿意。”我说。
三楞子知道乡亲们的情绪，需要鼓动。他举起手，情不自禁呼起了口号：
“向吴永文学习！”
乡亲们都举了拳头，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有的不出声。
会散了，我问三楞子：“育种什么时候走？”
三楞子说：“你准备一下，后天就动身了。”
我说：“不成问题。”
回到家里，事先我并未与秀丽商量，拐了一个弯，卖了关子：“今天大队开会，有了大勾当，不是小事。”
“啥勾当啊？”秀丽问。
我为了打圆场，躲避责任，故意摇了摇头：“唉，没有办法，大队安排，让我去到海南岛育种。”
“海南岛？”
“我学过地理，海南岛是天涯海角，路途很远，要坐汽车、坐火车，据说还要坐轮船。”
“怎么跑这么远啊？”
“利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才能培育杂交高粱。”
秀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不愉快，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说：“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大鱼？”
“穷人参加了革命，打江山，当了主人。想立下新功，离家几十年，就有了成果。”
“成果在哪儿？”
“当不成元帅，也当不成大将、中将和少将，起码我是小将。”
“前几年造反派才是小将呢。你呀，说到酱，是一缸豆瓣酱。”秀丽把“将”说成了“酱”，也是习惯。
我顺着竿子爬，说：“俗话早说过，三月要搭炕，四月要做酱，谁都知道那是解决吃饭的佐料。光知道吃喝拉撒睡，我不出门在外，就没有出息呀！”
“去育种有什么出息？”
“你别生气，这是我的选择，说不定有前途。”
“有什么前途？”
“这次到海南岛，耽误半年工夫，组织上加以考验，我积极进步，能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目标。”
“当了党员，我听说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不明白，归根到底有啥好处？”
我有信仰，只好用相关的理论来解释：“你的脑子里全是私心杂念，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有雷锋，外国人还有白求恩，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秀丽终于点了头：“你高尚了，我不高尚算‘低尚’。”
我区分说：“高尚和低商是两个词儿，高尚是和尚的尚，低商是商业的商。你文化低，弄不明白。”
秀丽说：“别咬文嚼字了，别说上，就算下。你到海南岛有道理，我不阻拦，想去就去，我在家里生孩子。”
这支育种队有三十几个人，其中有四名公职人员，不受年龄的限制，领队张宗贤，四十多岁，“文革”前是县农林局的局长，被夺权后到“五七”
干校劳动改造。新的政策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他被任命为育种队的队长；技术员老于，三十多岁，也曾是张队长的下属，原单位在县农林局；会计老石，年龄与老于相仿，是从县人民银行抽调的；还有一名随队医生老杨，恐怕年过半百了，来自县人民医院。这四位是吃商品粮、挣工资的身份。我们的队员逊色，都是吃农业粮，挣工分的人，属于老百姓了。
当晚到了北京站，换乘第5次特别快车，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跨过黄河、长江，五天后到达广东湛江。由北国到岭南，耳目一新。下车时，一个青年姑娘带了很多东西，我想到了雷锋精神，应该“助人为乐”，伸手相助。姑娘表示感谢。张队长点头赞赏，说：“小吴应该。听口音姑娘是我们的老乡啊！”姑娘说：“我是卢龙县的，不是育种，是到海南岛探亲。”
我问：“亲戚太远了，是姥家还是姑家？”姑娘一笑，说：“不是姥家和姑家，是我的丈夫当海军，驻在三亚，当排长呢。”
哦，是军属啊！军属是崇高的身份，瞧不起就是阶级敌人。
下一步是住宿，姑娘与我们到了一家旅馆。会计老石负责联系登记，服务员说：“我们的旅馆是大房间，可以住五十个客人。”老石说：“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同路的。”服务员说：“住在一起。”
男女住在一起？男女不是家庭，怎么能住在一起？
老石没有说话。
张队长也觉得很别扭，问服务员：“怎么回事？”
服务员说：“男女平等，住在一起没有关系啦！”
不是男的和女的，大概在于南方和北方，这种住法还是第一次听到，伙伴们有的哄笑，有的鼓掌，青年姑娘的脸红了，摇摇头说：“这——我难以接受。”
服务员笑了：“你们是坐火车来的，有卧铺，夜里男女能分开乘坐车厢吗？”
我问了一句：“住宿与乘坐不一样，难道不脱衣服吗？”
服务员说：“可以脱衣服啊！火车与旅馆不一样，当然也有上下铺，一般女同志在上铺，男同志在下铺。”
服务员的解释，张队长理解了，便说：“易风随俗，我们身临其境，体会体会吧。”
进了房间，里面确实有几个男女老少，引我注意的，有一个少妇奶孩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托着乳房让孩子吮吸。对于乳房，北方隐蔽，南方则比较开放。我虽然看到了，也不敢肆意妄想。
认识了几天的伙伴岑尚勇捅捅我，吐了吐舌头，做了鬼脸。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宾馆里的住宿大约有300平方米，能容纳几十个人，上下铺，每个床上还有一个圆顶纹帐，撒落下来，只能看个朦胧。
分配了床位，上铺正好是那个姑娘。
终究我意识狭窄，不是君子是小人。上面多了一位姑娘，我心脏咚咚地跳，难以入睡。我若是孙悟空，好比被如来佛祖翻掌一扑，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轻轻压住了。我若是猪八戒，好比曾经背媳妇。蚊帐之中，好像进了盘丝洞，不敢声张。
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失眠了。
刚入睡，天亮了。坐汽车，坐轮船，与姑娘在海口分手，我们还握了手。
目的地是昌江县。这里群山怀抱，居民是少数民族——黎族。名为红卫公社红星大队，百里不同俗，何况在这万里之遥的海岛，生活习俗果然大不相同。
这个村寨有几百口人，每家住的房屋是窝棚，用竹子夹的，抹了泥，上面是茅草。屋内陈设简陋，大都是有一张木床，床上只有线毯，既是褥子又是被，铝锅用三块石头架着，脏水顺着墙角流到屋外，墙壁上挂着砍刀、斗笠，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物件了。
黎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语言也有意思，恰恰黎语与汉语发音相反。
比如，凡往嘴里放东西，不管是吃、是喝、是吸，却都用一个“拉”字。“拉屎”、“拉稀”是我们常用的口语，他们说“拉它”意思是“吃饭”，他们说“拉杂”，意思是“抽烟”。还有当地的牛车，车是木轮车，没有绳套，车辕头上有一个大酿子。拉车的牛是水牛，习惯上水牛自己用犄角一挑酿子，拉起来就走。人需要骑在牛背上，它才听使唤。让牛行走，我们的传统是“驾”，这里却是“啧”；让牛停下，我们的传统是“吁”，这里却是“好”。
黎族的男女青年长到十六七岁，就同父母分开居住了，独自占据一个小窝棚。大约在夜里十点钟，村里的狗一阵一阵地叫着，这是幽会开始了。做为家长，不但放任自流，并且女儿交往的小伙子越多，心里越高兴，他们的理由是，招引的人多说明他家女儿不错，如果没有人登门，就成嫁不出去的姑娘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就灵在有凝聚力。
一天晚上，村里召开批斗会，我们也去旁观，只见一个四类分子跪着，人们纷纷发言，数说他的罪状，我们听不懂，问旁边的“翻译”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所谓“翻译”，不过是高中毕业的青年，会将黎语译成汉语。他叫阿昆，回答说：“这个四类分子不让自己家的小孩参加学校的劳动，目的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我问：“乡亲们喊了什么？”阿昆说：“大家提出要把他打死。”
我说：“不能武斗啊！”阿昆说：“这是吓唬他，让他低头认罪。”
按照协议，育种用地需要赔产，我县代交公粮，当地则要派些劳动力协助我们播种和田间管理。我们认识了几个男女青年，了解了风俗习惯。从搞对象说，这里搞对象很自由，大多是本村的，自给自足。出身于四类分子的青年跟我们故乡南北呼应，同样打光棍。但是，个人的梦个人圆，不同环境中另有解决婚姻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
故乡兴修水利，响应了“一定要根治海河”。海南岛有什么河，我并不清楚，知道他们也要治理河流。海南岛有万泉河，《红色娘子军》中唱过“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不过，根治万泉河与根治海河不同，不仅靠青壮年劳力，男女老幼均可。按每户的人口下达土方指标，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完成任务就可以。这样，有的家庭就派去女劳力，甚至是老太太，可以做饭、洗衣、看孩子，青壮劳力同这些人相互补充，多挖几方土，省了自己奔锅奔灶。如此一来，村与村的界限打破了，共同住在一个大窝棚，到了夜里，男的那一排人越来越少，都跑到女的那一排去了。待到知道了底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有了感情，阶级观念也淡薄了，那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就了夫妻。
更多的人往往是有了小孩子才结婚，不过，去公社办理结婚登记的却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嫌麻烦，认为再离婚的话还得办手续，不必要。
此地环境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从来歧视女人，却逐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女人不是没有出息，原因是地域不同。为什么“红色娘子军”出在海南岛，不出自平原省独莫县？为什么宋家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原籍是海南岛文昌县，不出自平原省独莫县？这个思维我却承认，黎族的少女的表现，让我也变得大方、开放了。
薅高粱时，黎族的参与者有三个青春女子，她们分别叫阿琼、阿香和阿果。南方人为啥爱用“阿”，北方人不理解，没有人追究。与我们的育种队员相处后，黎族姑娘学了很多普通话，能够交流了。
阿琼身段苗条，说话伶俐，说：“我们三个伙伴商量了，甘愿给你们当妻子。把我们带回北方，你们同意不同意？”
岑尚勇举了举手：“我同意！”
既然有人带头，赵立军和邵康也笑着说：“桃园三结义，我们俩也同意。”
我太认真，觉得这是开玩笑，落实不了，就对邵康说：“你结婚了，还有五岁的孩子了，难道要娶小妾？”
邵康说：“你是拿着棒槌当不了针，韧针不是认真。她们这群玩意儿，我看她们不是破鞋也是烂货，白给也不要。”
我说：“重要不赔本儿，舌头能打滚儿，你碗里做梦吧。我费事举起手，白费蜡了。”
邵康所说的有“破鞋”和“烂货”，那是我们的方言土语，黎族姑娘们听不懂。阿香看到我举了手，认为是同意，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永文儿，他表现大大的干活，很伟大。”
“永文儿”实际上是我的名字被习惯口语儿化，黎族姑娘吸收了。还掺杂了日本的语言，可能是从电影上引用的。意思是比较欣赏我，干活勤勤恳恳，吃苦卖力。用了“伟大”这样的词语，我也得到了满足。
岑尚勇又添上一句歇后语：“半山腰倒水——下流。”
我说：“这黎族丫头片子，我也会编歇后语，飞机上喷水——上流。”
阿香听到“飞机”和“上流”的汉语，立刻拍手：“我太幸福了，能坐飞机火车了。”
晚上，育种队开了一次会，张队长说：“与少数民族的乡亲们交往，说话要有分寸。我们来育种，也是促进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秤杆离不开秤铊，打铁还需本身硬，一条河有深有浅，迈一步先用木棍探探。育种是庄稼，不是普通的人，应该有组织，有纪律，忠于职守。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尤其不能调戏妇女，严禁淫词滥调。不管结婚了还是未婚，都要承认家里有妻子，有老有小，避免出现民族矛盾的导火索。”
张队长说了这番话，不是无的放矢。我们的小组有了这种现象，别的小组也不例外，有大有小，有多有少。紧接着，又说了一个问题。张队长说，家里来了电报，会计老石的母亲年老患病，从情理上应该离岗探望。经过党支部研究，石景清同志回去，请原单位银行再分派一个同志来顶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