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局之下的分歧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中，清政府迅速失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沉睡的中国， 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对外和谈的恭亲王奕、文祥及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员。因为当时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地进行洋务活动。当时顽固势力的总代表慈禧太后是很仇视洋务派的，并且很会耍手腕，奕等官员并不敢轻易得罪她，所以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却无法具体实施。
辛酉政变前，清朝最高权力掌握在咸丰及其亲信手中。咸丰即位之初正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各地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一时间，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当清政府全力应付各地起义之际，外国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咸丰等人对列强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仇恨心理，在战争中总的来看是采取了强硬政策，或避或推或拖延，对列强的要求始终不愿意答应，如有机会还组织力量进行抗击。而列强却毫不客气地攻陷广州、天津、北京，咸丰不得不带其亲信亡命热河。此时，他们对列强的仇恨心理便愈益加重。在这种背景下，咸丰自然顾不上考虑如何学习西洋的“长技”，他的仇外心理也成为他真正认识西洋“长技”的绝大障碍。留在北京与英法列强议和的奕，他的思想要比跑到热河的咸丰及其亲信灵活得多。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传统的华夷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英法等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主张“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他并不认为英法是大敌，而是把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当务之急，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针。等到他对西洋长技有所认识后又提出了他的“自强”之道：“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如何练兵？他认为“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这里说的“火器”是指洋枪洋炮。当然， 这时对洋枪洋炮有所认识并主张为我所用的并不止奕一人。在太平天国战场前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在1853年（咸丰十一年）就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为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可以说， 在19世纪60年代初统治阶级内部已有一部分人开始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奕是这一部分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尽管如此，奕等人并不能左右当时清廷的方针政策，真正的决策者是具有很深仇外心理的咸丰。在这种形势下，洋务运动很难起步，即使能起步，也举步维艰。
（一）洋务运动起步
1861年在清廷内部爆发的“辛酉政变”则为实现这种局面提供了条件。1861年8月，咸丰帝死去。他去世前，已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实行转移。不过，随着他身体的衰朽，统治集团内部觊觎最高权力的各派政治势力已开始暗中展开较量。咸丰帝去世后，5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意味着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各派政治势力立即展开一场无情厮杀，最终被慈禧、奕集团攫取了最高权力。奕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天潢贵胄，位极人臣。他在北京主持与侵略者谈判过程中，开始萌发借西法以自强的思想，并积极上奏请求实行。慈禧上台之初，既无从政经验，更无军政实力，对奕倍加宠信，封为议政王；对他的建议则言听计从。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与其说是两宫同治，不如说是慈禧与奕同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向奕倾斜。他们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对政敌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机构的官员则尽可能予以抚慰和利用；特别是对手握重兵活跃在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汉族官员则予以更大的权力，千方百计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加速对太平军的围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恭亲王奕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视与信任。他们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于1864年陷南京，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稳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借师助剿”，利用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以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 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1864年（同治三年），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他强调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划万全。今即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 奕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这种大体一致的认识和举措，显然为洋务运动的顺利兴起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政治条件。
（三）洋务派形成与洋务运动兴起
洋务派遂得以冲破阻力，承担了他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的责任，扮演了并不熟悉的角色，倡导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他们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辛酉政变之后，晚清政局剧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辅政的制度建立了起来。由于慈禧地位尚未巩固，主要还依靠奕的支持，议政王奕权倾朝野。这时期，清政府的方针大计主要是靠奕来拟定。在外交方面，奕主要推行的是“中外和好、相安无事”政策，在此基础上“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在内政方面则是大力主张兴办洋务，以图“自强”。由于有主张借法自强的奕在中央秉政，谈论或筹办洋务再也无需偷偷摸摸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谈论洋务的人多了，办洋务的人也多了。中央除奕外，还有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人都积极主张并从事兴办洋务。在他们的周围又都各自聚集了一批比较了解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开明知识分子。这样，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具有相当强大势力的政治集团——洋务派就形成了。
由于有奕的倡导和支持，洋务派在同治初年的许多举措基本得到了清廷的支持。尽管奕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都督和巡抚。因为当时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地进行活动。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所以敢逆龙鳞而顶风推行洋务运动，是因为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的冲击，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亲身体验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所以他们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来迅速地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不像顽固派那么冥顽不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而是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尽管目的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现一批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曾国藩等人的出现，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丝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洋人的撑腰，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的确是功劳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后还得仰仗他们，所以并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她在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因此并不敢轻易得罪西方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慈禧太后的默许和奕等权力派的提倡和支持下，洋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指在“自强”“求富”等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还进行了筹划海防、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这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