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所以要同**开始打仗，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
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先当着库拉金
的面，而后当着巴拉舍夫的面突然发怒。
亚历山大所以要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
最好的方式指挥军队，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天职，从而获得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所以跃马
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纵马驰骋，正是这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
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感到害怕，徒骛虚名；
他们感到高兴，义愤填膺；他们发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
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解的工
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他们早已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也早已消
失得无影无踪，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当时的某些历史后果。
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当时任
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
未曾有一丁点儿预料到。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谁也毋庸再争辩，拿破仑率领的军
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腹地，却迟迟未作好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
城市和在**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人预
见到（现在这似乎很明显的了），只有这样，世界上最优良、而且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
八十万军队在碰到与自己弱一倍的，也没有经验，而且也由没有经验的统帅所指挥的**军
队时，才能遭致覆灭；与此同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经
常都是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的事业的实现，而法国人方面，尽管有所谓拿破仑的军事天
才和战斗的经验，但却用尽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在做使法军必然走向
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
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
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
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
普弗尔拟的，有人认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认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
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
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
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
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
所忘了一样。关于每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的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
总有人要说：“我与时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完全忘却了，在无数的
假设之中还有许多完全与此相反的意见。
谈到拿破仑已经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谈到**人方面有意诱敌深入**腹地，显然其
假设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只有历史学家才能非常牵强附会地把那样的推测强加在拿破仑
和他的将帅身上，把那样的计划强加在**军事将领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与这类假设完全
相反。在**整个战争时期不但没有诱敌深入**腹地的意图，而且从敌人刚入侵**时候
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至于拿破仑不但不怕战线拉长，而且他每前进一步就像
打了胜仗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历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新的战机。
战争刚一开始打响时，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所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军
队会集起来，虽然军队的会师对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为的
是鼓舞部队坚守**的每寸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
的兵营，从而不打算再后退。皇帝为每后退一步总要责备总司令。可是不但莫斯科遭到焚
烧，而且还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这是连皇帝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与军队会合的时
候，皇帝因为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惨遭焚烧，未能在城外决一大战而感到极为愤懑。
皇帝是这么想的，而**的将帅和**的全体人民想到我们的军队退到腹地，他们就更
加愤慨了。
拿破仑切断了**军队之后，他继续向**腹地推进，并放弃了几次决战的机会。八月
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如何推进，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出，这种继续推进对他来说显然是自
取灭亡的。
事实显然说明，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性，亚历山大和**的将军们
那时也没有想到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而他们所想到的却与此相反。引诱拿破仑深入**腹
地，并非出于什么人的计划（谁也不会相信这种事的可能性），而是由于未曾料到必然会发
生什么，未曾料到唯一拯救**的途径是什么的那些参战人员的极其复杂的勾心斗角、阴谋
诡计、私人目的和种种渴望所致。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军队在战争初期被切断。我们力求
使军队会合，显然的目的是打一仗，阻止敌人进攻，但在力求使军队会合时应避免和最强大
的敌人作战，不自觉地形成锐角形撤退，从而我们就把法军引到了斯摩棱斯克。然而不仅可
以这样说，我们形成锐角形撤退，是因为法军在我们两军之间推进，这个夹角变得愈锐，我
们也就因此退得愈远，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而巴格拉季翁
（受巴克莱指挥的军官）又很憎恨他，所以巴格拉季翁统帅第二军，力求尽可能地迟迟不与
巴克莱会师，为了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去会师尽管所有的指挥官主要目的是会
师），因为他觉得在行军中会使自己的军队受到危险，对他最有利的是向左向南退却、骚扰
敌方的侧翼和后方，在乌克兰补充他的军队。看来，他所以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不愿意
隶属于令人憎恨的，而且级别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
皇帝亲临军队，是为了鼓舞士气，但是他的御驾亲征和犹豫不决，以及大批的顾问出谋
献策，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军队后退了。
他们原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但出人意外，图谋与上总司令的保罗西以他的精力影响亚
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整个计划则被放弃，而一切军务就托付给巴克莱。但是巴克莱不孚众
望，他的权力却受到了限制。
军队被打散后，既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莱又孚众望。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军队被
切断，加之总司令德国人的声誉不高，就表现出犹豫不决，避免了一切战斗（假如军队会合
在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莱做总司令，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愤慨越来
越强烈，爱国主义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后来皇帝终于离开军队，给他离开军队找到一个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须鼓舞首
都人民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的军队增加到三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致束缚总司令的权力的统一，指望以后能采取一些更坚决的措
施；但是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更加紊乱，而且逐渐削弱。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级侍从武
官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给他加以鼓劲，而巴克莱却觉得在国王的这些耳目监视
之下更不自由了，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加小心了，总是避免战斗。
巴克莱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背叛行为，并要求进行一场大会战。柳博米尔斯
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之凶，使得巴克莱借口给皇上呈送文件，差遣
波兰高级侍从武官到彼得堡去，然后对贝尼格森和大公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不管巴格拉季翁怎么也不愿意，最后军队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乘车前往巴克莱的官邸。巴克莱佩上绶带出来迎接，并向官阶较高的巴格拉
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极力做到宽宏大量，尽管官阶较高，仍听命于巴克莱的领导；但是当
了部下，却和他更不协调了。巴格拉季翁遵照皇上的命令，亲自向他呈报。他在给阿拉克切
耶夫的信中写道：“虽然这是我皇上的旨意，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大臣（巴克莱）相处下
去。看在上帝的情面上，请您随便把我派到哪儿去吧，即使是指挥一个团也好，但我不能在
这里；因为整个大本营全是德国人，所以一个**人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也没有一点意思。
我原以为，我真正地在为皇上和祖国服务，但结果证明，我却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真的，
我是不情愿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更加恶化了两位司令官之间的关
系，结果是更加不统一了。他们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前面向法军进攻，派遣了一名将官去视察
阵地。但是他憎恨巴克莱，却到一个朋友――军团长那儿去呆了一天，然后才回到巴克莱那
儿，从各方面挑剔这个他并未见到过的未来的战场。
正当对未来战场的问题进行争吵和策划阴谋时，正当我们弄错了法军所在地而寻找法军
时，法军已突破涅韦罗夫斯基的师团、并且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挽救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出乎意外的恶仗。仗是打了，双方都
阵亡数千人。
斯摩棱斯克失守了。这是违反了皇帝和全民的意志。但是斯摩棱斯克是居民受了省长的
欺骗而自己毁掉的，倾家荡产的居民给其他的**人做了榜样，他们老想着自家的损失，从
而心中燃起对敌人的怒火，向莫斯科逃去。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则向后退，于是正好达到
了必然战胜拿破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