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妹的屁股从此成了小花园楼人的关注目标。
五妹每天下午到夏家来做一个小时的钟点工。她在底层上台阶时，她进入电梯时，她跨出电梯时，她在第十三层走廊拐向1301室时，她那的确肥硕的屁股上，总是钉上了楼民们的目光。
由此及人，五妹早先的故事也很快就为大家知道了。
五妹是安徽人。安徽那一片既不靠山又不临水的丘陵地带人。不靠山又不临水的地方大多穷，而越穷地方的人越是爱生会生。五妹的爹妈不例外。他们从最穷的六十年代初期生起，一直生到最乱的“文革”期间，前后一共生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当然喽，那一个儿子是最后的一个，生完这个儿子“文革”结束，国家的“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也已经正式下达了。五妹的妈就去做了绝育手术。五妹的妈要是不做这个手术，说不定还可以生出十个八个来，因为那一年里她才过四十，瘦点而已，什么毛病也没有。
五妹的七个姐妹死了四个，只活下了三个，连五妹在内。五妹排行第五。五妹还不满一岁时，临村有一对结婚十年还不生育的夫妇把她要了去。要了去的本意是做“药引子”的。按安徽当地的风俗，某家人若是久无儿女，就要被人称为“断子绝孙”，相骂打架都要矮人一头。这是符合古训的。因为古训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过，领走五妹倒并不是要五妹去延续香火，而是按照当地的说法，或者说是根据年代久远的历史经验，但凡不开怀的夫妇，只要从人家那里领一个来养养，是会引出一个自己的亲骨肉来的。说也怪，五妹被领过去五年以后，也就是五妹快六岁的时候，这一对十几年没有生育的夫妇，突然之间还真的生出了一个，而且是儿子！
其间的奥妙，懂事很早的五妹是知道的。养母健壮如牛，养父却瘦弱乏力。养母早就同邻村一位小木匠有恋情。有了五妹之后，开怀的理论依据已经存在，心理的障碍少了许多，五妹就有了一个小她六岁的弟弟，只是可怜了那风流养母。高龄育儿，她难产，五妹的弟弟没过一周就没有亲娘了。
五妹当姐又当娘当了二十年。
弟弟二十岁，五妹二十六岁，瘦弱乏力却如藤条般坚韧的养父主持了他俩的婚礼。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么穷的地方，脸朝地背朝天地在田里一年，也不过是混上一口饭，明摆着家里一个五妹，谁还会想着花一笔彩礼去另外抬一个来？
结婚证领了，宰了一口猪两头羊的酒席办了，土坯泥屋用石灰水刷得雪白了，床铺上盖的被褥都换上新布新棉絮了，五妹不是这家的女儿，而是这家的媳妇了。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终年劳作的五妹膀大腰圆，屁股肥硕，皮肤粗糙，面相见老，看上去比她的弟弟要大十岁以上。二十岁的小伙子与二十六岁老大姐无论到哪里一站，都像姨妈领着甥，婶子领着侄。
由她一手拉扯大的弟弟如木偶般由父老乡亲们安排。
着跟五妹成了亲，洞房之夜却怎么也改变扭转不了二十年铸成的姐弟亲情。五妹亦然。为弟弟铺好了被褥，她自己打了地铺。弟弟在临入被窝时也挺关心爱护她，很恳切地说：
“五妹姐，地铺上凉不凉？把我的棉袄盖上！”
他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姐弟之间的感情的实质、神韵的实质、肉体的实质。
五妹一直到最后离开家乡，到上海来打工，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当过自己弟弟的妻子。
五妹的故事有点像电影或电视剧了。
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事总没有文学艺术精彩，所以五妹妻不妻姐不姐地在她的老家过了好几年，对自己的命运糊里糊涂而且逆来顺受，一点也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奋起反抗、愤而出走或者寻觅真正的爱情等等。
五妹后来外出打工，不是像如今那些南下深圳的文学妹子们所写的那样，主动自觉地为改变自己的处境甚或体现自身之价值什么的。五妹是乡里安排出来的。他们那个县八年抗战时有过游击队，算是“老区”，后来就跟上海的一家急需民工的建筑公司建了“手拉手”的关系，乡政府依乡民的贫穷程度一批批地向上海派了人。五妹家当时正好在一场大雨中倒了那土坯房，于是就轮上了第一批。比养父高出一头，比弟弟或者叫丈夫宽上一圈的五妹，毕生第一次走出了远过县城的地方。
她在上海的地铁工程里为挖泥工做饭，做了两年。
两年后的五妹变了。
回家时她穿着在上海大削价在老家简直是金镂玉衣的羊毛衫。她蹬着亮亮的皮鞋。她甚至还披着一件风衣，老乡们称之为“大氅”的。
她本应该留在老家的。家里因她每月寄回的百把元钱而盖上了瓦房，她已“脱贫”，公派的两年期限已满，别人可以接替她的位置。可是她只在家里过了一个年。她重新返回了上海。
乡里人说，五妹是让她的丈夫气走的。
乡里人很正义，五妹一回家，就有人向她告发说，她的丈夫在她走的那两年里，干了坏事了。
干的什么坏事？五妹问。
他跟邻村的一个女孩子好上了。乡人答。
好就好呗，他都快二十五了。五妹说。
这怎么能行！乡里人说，在田里，在那片灌木林里，我，还有东头老王家的，好几次了，看见他们两个人光着屁股，叠在一起呢！
说这话的老娘们以为五妹跟所有结过婚的妇人一样，和她说话足可口无遮拦，没想到五妹却大红了脸。
大红了脸，还不就是气的？乡里人想。
果然，刚过年初五，五妹就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