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冰封已久的戏剧舞台开始复苏。一大批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剧作家们“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时代的喉舌，社会的良知，他们长期压抑、淤积在心中的块垒到了不得不一吐为快、喷礴欲发的地步。当他们面对灾难深重的历史，面对十年浩劫给一个伟大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在控诉、指责、批判、反思之余并没有心灰意冷，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友谊的美好信念不但没有动摇和丧失，反而更加紧迫和渴求了。这是因为，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散发出不可遏制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号召力的时代精神，而且往往会给等待观望和疑虑徘徊中的人们以心灵上的无限慰藉和思想情感上的巨大振奋。对于明天，人们依然满怀信心和充满美好的憧憬与向往。
如何把握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是寻找创作突破口的关键。此时此刻，全国人民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建立在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极度憎恶、对十年浩劫中身心遭受严重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烈怀念上，这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作家和现实结合的最佳契合点。以程士荣为首的甘肃省话剧团的剧作家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周总理，这不仅因为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失去革命领袖的悲痛中，更因为总理对甘肃戏剧艺术的关心使他们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写总理，最理想的题材莫过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周总理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襟，不顾个人安危居中斡旋，促使“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牵涉到敌我友三方面，历史人物之多，国际国内形势之复杂，在已往的戏剧创作中是没有碰到过的。当他们确立了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赢得胜利这一主题时，从政治的角度，对正面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塑造和把握问题不大，唯独在塑造反面人物的问题上，用程士荣的话说：“我们是吃过苦头的。”
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兰州的艺术家具有驾驭和把握重大题材的能力和水平，那就是：“历史剧的作者必须通晓历史，通而后专，欲专必通。惟有博闻强记，通幽达微，才能做到成竹在胸，不致受一切伪学缪说之蒙蔽而迷失方向。同时史剧作家还必须解决好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辩证问题。”（陈文鼐）
甘肃省话剧团的艺术家为写《西安事变》，他们到北京、西安、兰州等地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及当事人的讲述中获得了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在写作中，经过反复讨论，他们认为在历史剧中，反面人物的成功刻画不仅能起到反衬正面人物高大形象的作用，而且能使全剧增色添彩，如果将蒋介石的舞台形象简单化、漫画化，描绘成不堪一击的小丑，就难以突出周恩来逼蒋抗日的丰功伟绩。“西安事变”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只有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周恩来置于各种复杂矛盾斗争的旋涡中，才能体现出他为了民族危亡，不计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崇高形象和人格魅力。
变文学剧本为鲜活的舞台形象，二度创作所面临的挑战不亚于一度创作。首先，要消除“文革”期间“高大全”、“红光亮”的舞台造型和反面人物不能与正面人物平起平坐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出发，对历史环境和人物应进行典型概括，细节的虚构和锤炼也尽可能地符合历史背景和人物的本质特征。周恩来同志给警卫员缝衣服，帮助女干部华敏提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精心摘一把花和脱下大衣捎给即将出狱的老战友等具体的生活细节的刻画，就是在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将周恩来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概念的“领袖”来处理和对待的。从而完成由形到神、形神兼备的舞台艺术形象的塑造。
在舞台艺术形象的探索中，毛主席的扮演者高信生深刻地体会到：“一般的舞台形象，演员可以根据剧本的揭示，同导演一起，去进行大胆的、相对自由的创造。而领袖人物舞台形象，这个‘相对自由’就要小得多，因为，他们都是观众所熟悉的、特定的具体人物，他必须以活生生的领袖形象作为蓝本，并随时接受观众‘像’或‘不像’的检验。而观众验证‘像’或‘不像’的标准，主要是他脑中的记忆。”编、导、演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艺术形象，是以揭示思想为目的，思想亦即所谓之‘神’。如无‘神’，‘形’亦不存在，只是躯壳而已。”于是演员尽力找一些图片、文字资料去摹拟、借鉴，同时将形体动作同毛泽东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言行结合起来，去琢磨人物的内心依据，建立起扮演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舞台信念。
1978年3月5日，话剧《西安事变》在兰公演。4月进京演出三个月，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其后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舞美设计一等奖。有人概括说，话剧《西安事变》是话剧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取得的巨大成果，它在三个方面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即第一次直接描写世人皆知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将敌我友三方上层人物的历史活动从正面来展示；第一次歌颂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在这些方面开风气之先，揭开了中国话剧新的一页。
《西安事变》的艺术实践再次表明：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题材是没有禁区的，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主要看作品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及意义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有利于民族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西安事变》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利益忧国忧民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张扬，也同样可以把它看作是建国初期《在康布尔草原上》等优秀作品成功创作经验在经历长期的抑制后的一次爆发。虽然它的情节冲突依然没有脱离阶级的、政治的结构模式，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政治题材作品。
京剧《南天柱》体现了和《西安事变》完全一致的创作初衷，首次用戏曲的形式突破以往领袖人物不能开口唱的观念束缚，在舞台上塑造了陈毅同志的光辉形象。它的成功就在于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深入到事件的本质和人物的内心深处，发掘出人物身上包含着的忠于党和人民的高贵品质以及忍辱负重的乐观战斗精神。
该剧将陈毅置于三年游击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中去表现，通过打吴塘镇、接头等情节，体现了陈毅沉着、机智的军事家气度，通过出口成章、吟诵诗篇的细节，刻画了他性格中充溢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如“梅岭突围”一章，为陈毅精心设计的大段唱腔，以二簧腔为基调，老生腔为基础，同时吸收了花脸唱腔和“西皮”的一些成分，使得陈毅唱腔总体风格具有庄重、深沉、凝实、博大、乐观、富有韵味等特点。该剧还以陈毅诗作《梅岭三章》为主调，分用板式、编曲甚至领唱、合唱以及主题音调等变化贯穿全剧，用以突出陈毅音乐形象在全剧的主导地位。伴奏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创意，如古筝的加入、中西混合编制、三大件的主导地位以及专职指挥等，都是有开拓意义的成功尝试。
京剧《南天柱》是兰州市青年京剧团于1979年3月创作推出的。编剧单澄平，导演李启元，音乐设计姚贻德，唱腔设计王铁林、刘磊、白幼芳，舞美设计郭祝三、顾弘，武打设计李大春、张月楼、谢自强，主要演员陈霖苍、韩凤英、宗建平、姜肃泉等。在兰州剧院首演即引起强烈反响，同年9月赴京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获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
《西安事变》、《丝路花雨》、《南天柱》被人们统称为“西·丝·南”，来源于它们同在1979年国庆30周年的献礼汇演中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在全国也是较为罕见的奇观，显示了甘肃戏剧创作水平的整体实力和又一次辉煌时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