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籍的物质载体不同，形态各异，撮其要者，有甲骨文、铭文、石刻文字、帛书、简牍、纸写本、纸印本等。
龟甲甲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所谓“甲”，即龟甲，也就是乌龟壳；所谓“骨”，指牛胛骨或兽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称“龟册”或“甲骨书”。商王朝时，人们非常迷信，不论大事小事，都需求神问鬼，如战争的胜负、疾病的轻重、农业的收成、打猎的收获、妇女的生育、气候的变化等都要问鬼神。问鬼神的途径就是占卜，甲骨就是当时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即卜辞或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划文字的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的锋利刃具。殷商灭亡后，甲骨也被掩埋于地下。它的发现是清朝末年的事。当时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耕地时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以为这是龙骨，当作一种药材治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了疟疾，医生给他开了一味药就是“龙骨”。他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是一种文物，于是就高价收买。此后刘鹗根据这些甲骨进行研究，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极珍贵的文献资料。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在安阳小屯村大量发掘，先后获得甲骨10多万片，现不少藏于北京图书馆，也有2万多片流失日本、苏联、英国、瑞土等国家。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长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几个字，多的几十个字，除去重复，甲骨上共有4500多个字，日前可辨识的只有1500多字。中华书局1978年开始出版的13册《甲骨文合集》，集中了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叫“金文”或“钟鼎文”。中国在夏末商初即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小期，青铜熔铸的技术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与周代，青铜器则已步入人了鼎盛时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很多，从西汉起，历朝都有青铜器发现。现已发掘的几万件，有铭文的约1万多件。从器物的情况看，商朝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较少，只有几个字。周朝铭刻的文字渐渐多起来，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2个字。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多种形体，在文字学上称做“籀文”、“古文”、“大篆”。较早爱好青铜器的人，只是把它当成珍奇古玩，北宋以来，人们才注意到其中的文字，并把它做为一种艺术字来摹写。后世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写成专著，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明代丰道生的《金石遗文》、清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容庚的《金文编》等。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颂扬祖先美德圣事的铭文；记载祭祀大典活动的铭文；征伐记功的铭文；封赏功臣、贵族及亲属的铭文；关于法律条文、誓约、协定等文件的铭文；对臣民训告的铭文。铭文内容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或称石头书。中国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在石头上画图。在石头上刻字始于何时，无法考证。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习惯，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封禅”。封禅后，还时常在大石头上刻铸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一些记叙功德的文字。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的管仲在泰山上见到70多种封禅石刻，可认识的只有12种。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鼓，每个石鼓都刻有文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记载秦文公（前765～前716）初期的20多年间重大活动的诗句，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字迹早已模糊不清，经专家考证，现已征得665字的形、音、义。这些现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春秋时期，刻石风气相当流行。战国初期，《墨子》中说：“钻于金石”，“金”指青铜器，“石”即指石鼓一类的石刻，可见在石头上刻字与在青铜器上刻字一样流行。秦始皇促进了石刻之风，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外出巡视，所到之处，常记文于石，宣扬他自己的功德。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的刻石有7处，仅有琅琊台刻石的残石流传下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东汉时期，刻石之风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发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的石头上称做“碑”；刻在头是圆形的长方形石头上称做“碣”。为了节省抄写书籍的时间，减少抄写中的错误，东汉灵帝接受蔡邕的建议，于熹平四年（175）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到石碑上，历史上称“熹平石经”或者“汉石经”，因为7部儒家经书20多万字都是用隶书字体刻写，故又称“一字石经”。汉石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来观看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得到了解决。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刻石经以确定经文字体和文本。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写本书时期的4次最为有名。除“汉石经”外，还有“正始石经”，即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籀、隶、篆三种字体刻的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开成石经”，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刻写的12种经书；“广政石经”，即后蜀广政元年（938）开始刻写的经书。
三体石经此外，释、道的经典书籍也有刻石的传统，其刻写形式大略有三种：摩崖，将经文镌刻在悬崖或洞壁上；经幢，将经文刻在一种有棱的石柱上，如唐代的陀罗尼经；经碑，即把经文刻在一块块石碑上，现存最宏伟的是北京房山县石经山的刻石。帛书道教石刻是受佛教石刻影响产生的，现存最早的道经石刻是唐朝中叶龙兴观的道德经。石刻经书的目的是树立经文的标准范本，供人们去抄写、校正和阅读。六朝后期因石刻兴起的捶拓方法，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启发作用。
用帛、素、缯、缣等丝织品作为载体书写的书籍称为帛书，也称素书、缯书和缣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殷代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织造。丝绸品最早是用来作衣料的，何时兼作书写的材料已不可考。《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即孔子的弟子子张曾在束身的带子上写字，说明春秋时代已有帛书出现。到战国时代，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更为普遍，《墨子》一书多次提到“书于竹帛”。帛书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可随文字长短截断，所以在纸发明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帛一直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据《史记·高祖本纪》叙述，刘邦起义时，曾经写字于帛上，用箭射进沛城，简策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西汉末年，刘向在校理皇家藏书时，把整理完毕的典籍抄写于“素”上。到东汉末年，皇宫里所藏的帛书已相当可观。因为帛书易腐烂，不便永久保存，所以古代的帛书实物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在所能看到的帛书是汉代的物品。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帛书20多种，计12万多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黑墨书写，是西汉初年的物品。据帛书实物及文献记载，帛书的长短依内容多寡而定，装饰也很漂亮，中间画有界行，其中用红色的称做“朱丝栏”，用黑色的称为“乌丝栏”。文字都是从右至左竖行书写，整幅的每行60～70多字，半幅的30多字。帛书一般抄写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与2尺4寸的简相近。在装订形式上，绝大多数是折叠着存放在盒子里，少数卷起来，以卷轴形式存放。隋唐以来，帛书主要用于绘画；宋代以后用于书写的专著极为罕见。帛书的前期与简策同时并用，帛书的后期又与纸同时并用过一个时期。因为缣帛价贵，并非一般读书人都能买得起，所以始终未能普及，最终被纸所取代。
简牍是中国古代和帛书并行的一种书籍形式。其中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为“简”，写了文字的木板称为“牍”。一根竹片叫做“简”，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许多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策”，策与“册”通；编简成策的绳子或皮条叫做“编”。编时间久了就容易折断，造成脱简错简，所以后世对于残缺不全的书称“断简残编”。一尺见方的牍叫“方”，通信一般用方板，所以后人把印成书稿的信件叫做“尺牍”。简牍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和“典”字。册字象征着一捆用两道绳子编起来的简，典字则象征着把册摆放在桌子上。《尚书·多士篇》中记有周公对殷代后人的讲话，“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可见简牍在商殷时代就已经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删定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以简为书写材料。秦始皇执政时，每天批阅的写在简上的公文，有120多斤重。汉代，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皇家图书馆的一万多卷书，大部分是简牍的。此后，纸的发明逐渐取代了简牍，东晋桓玄称帝时（公元5世纪初）下令“以纸代简”。以商殷时代到公元4世纪，简牍时代长达1600多年，其中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800年间，是简牍的盛行时期。古代的简牍，历代都有出土。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用古文书写的《尚书》等竹简，由此引起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晋武帝时从魏襄王墓中发掘了数十车的竹简，经过学者整理，用当时文字译出的书有16种，现存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两种。近年来，简牍不断被发现。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4942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管子》等先秦古书。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古墓中发掘出1000多枚秦代竹简，其中有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18种，以及秦编年史的《编年纪》等。这些简牍实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简牍知识的了解，对考证古代典籍制度有重要价值。简的制作方法有一套工序。首先要把竹子切截为竹筒；然后再劈开竹筒成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虫腐烂，所以还需在火上烘烤，这道工序口叫“杀青”或“汗青”，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表示写作完成或书籍定稿；最后按照不同的文字内容，分别写在大小规格不同的“牒”上。牍的制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树木锯成许多节，然后解剖成一块块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写字。策的开头常有两枚简不写字，叫“赘简”，以保护有字的简。一种书常有许多篇，为了便于保管，还要加上一层用竹或帛制成的书衣。版牍主要用来写官府公文、记录户口物件、通信及画图，偶尔用来写一些短小文章。竹木资源丰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铜石头刻字容易，比帛的价格低廉，所以使用广泛，中国的许多古籍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简牍起了重要作用。
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中国人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造纸术发明初期，由于纸的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是纸、简、帛三者并用。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至隋唐纸写本进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唐代虽然使用印刷术，但纸写本与纸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后，印刷术的普及，纸写本进入末期，并被纸印本所代替。纸写本的广泛出现，使书籍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产生了书籍史上的卷轴装、经拆装和旋风装。卷轴装书籍是纸写本的最早装订形式，来源于帛书的束卷。它把若干纸张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心，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轴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为纸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所以纸写本书又称做“卷子”。卷子的长度根据文章篇幅而定，长的4米左右，个别的有14米多。纸上用墨画成直格，分为许多行，四周称“边”，中间称“界”。为了保护卷子，在卷子露于外边的右端粘上一块纸口叫“裱”或口叫“褾”、“包头”、“玉池”。为了显露豪华，帝王贵族的书用绫绢绸等丝织品作裱。裱的首端适中处系上一条丝织品的带子，以防散乱。带的尾端系上一个长尖形的别子，普通的别子用兽骨，佛、道经书上多用竹签，玉石签。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集中保存，就用书衣（丝织品）包上，称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为了便于抽出、插入和识别，就在轴头上卷轴装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叫做“签”。签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制成，并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门类，如唐代的经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部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部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装饰卷轴的方法称为“装治”，包括作轴、褾、带、签等。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损坏，需要通过装潢加以保护。所谓“装”，系指裱装而言，所谓“潢”，是用黄柏染色，使其不受虫蛀，又称“人潢”。卷轴制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轴一般都很长，阅读时边读边展开，还要边卷起读过的部分，非常麻烦。特别象《初学记》、《北堂书钞》等大部头的类书以及《切韵》、《唐韵》等工具书，阅读和查检更加不便，于是产生了经折装和旋风装两种形态。经折装又叫梵夹装，它是把已抄写好的卷子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叠，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经拆装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经。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缣帛或彩纸。至今佛教经书还常采用这种形态。经折装虽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烦，但厚厚一叠书阅读时容易散开扯断，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出现了旋风装。它与经折装相似，也是将卷子左右折叠起来，不同的是将前后封面粘连在一起，使其首尾相连。阅读使用时从第一折页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页，又可以接连翻到第一折页，循环翻阅，如同旋风。唐代把经折装和旋风装都称为“叶子”，是书籍从卷轴向册叶过渡的形式。
纸印本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根据文献和实物考证，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书，早期印的书大多与人民生活有关，如历日、诗歌、韵书及阴阳占卜和佛教书等。唐咸通九年（868）印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1953年在四川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发掘的《陀罗尼经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字，这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寺院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刻书的范围、地域也有所扩大，刻书地区除蜀、旋风装江宁、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时期的印刷品现存的已非常稀少，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是残本，如《唐韵》、《切韵》。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已极为昌盛，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已很发达。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为最有名。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部类书，均由国子监刻印流传全国。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在当时是读书人的标准本，流传至今，是珍贵的善本书。地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各州、军学、郡学、县学、漕司、茶盐司、提刑司。家刻又称私刻，是指士大夫们刻印的书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私家刻书的有40多家。坊刻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印图书以营利为目的，他们自己有写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临安陈氏经籍铺、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建宁黄三八郎书唐金刚经铺等。宋代刻印书籍的字体分肥瘦两种，肥者为颜体（颜真卿），瘦者为欧体（欧阳询）与柳体（柳公权）。浙江刻印的书多采用欧体，苗条玉立，秀丽俊俏；福建刻印的书多采用柳体，横轻竖重，挺拔有劲；四川多采用颜体，肥劲朴厚，间架开阔，疏朗悦目。元代继宋代遗风，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发展。国家册页出资拨款，选用上等纸墨及技术熟练的刻工雕印书籍。元刻书籍的特点一是字体多用赵体（赵孟颊），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简体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写刻认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版心所刻字数、卷数和页数，多用草书。明、清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数以万计，刻印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雕版印刷的书籍，因刻印的机构、地点、时代不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官刻的书籍有监本、经厂本（司礼监刻印书）、内府本（皇帝宫廷刻印书）、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时间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区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明州本等）、闽刻本（建阳本、麻沙本）、苏刻本（金陵本、无锡本、苏州本、昆山本、扬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后，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况，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书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册页制度逐渐代替了卷轴制度。雕版印刷使书纸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将每一单叶装订成册，人们把图书的这种形式称为册叶制度。册叶是世界上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册叶制度最初的装帧形式是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单面印成的书叶使有文字的一面，面对面的折叠，并将中缝处粘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每叶的两端犹如蝴蝶的双翅向两边伸开。这种装帧形式的缺点是版心在内，左右边栏分别向外，阅读起来接连翻两叶空白才能读下去。为了避免经常见到无字的纸背，人们将书叶改为正折，使有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成为书口，这种装帧形式就叫包背装。包背装流行于元代，明清不少书也采用这种形式。包背装版心变书口，不便象蝴蝶装竖立排架，所以改为平放，封面也由硬纸改作软纸封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明代又产生了线装。线装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装，只是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改用前后各加书衣，然后加工穿线，直接装订成册。一般线装书打4孔，称为“四针眼线”；线装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处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针眼线”。为了保护较为珍贵的书籍，有的采用绫绢包角，称为“包角装”。为了保护线装书籍，人们还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外套。外套又称函套，其种类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纸匣、夹板、书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制成书匣；纸布匣一般以硬纸作胎，里衬白纸，外糊蓝纸或蓝布；夹板主要用木板或纤维板作材料，制成平面尺寸与书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凿一个长方形小孔，用于穿系带；书套主要以硬纸板为材料，里面裱衬纸张，外粘以布或丝绸作套面。因为书籍采用了保护措施，函套的“函”便成为书籍的数量单位，如说某一种书有多少函多少册。雕版印刷的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每一印刷面称为一个版面，每个版面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①边栏，又叫栏线，指版框四周的黑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单边或单线；四周双线印的叫双边或双线，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故又称文武双边栏；栏线用红色印的叫朱丝栏，黑色印的叫乌丝栏。②界行，又叫边准，指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如有些书不分界行，被称为白文。③天头，指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④地脚，指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⑤版心，指版面中心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黑线较粗长的称大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版心中间刻印有书名、卷数、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称为花口。⑥鱼尾，指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鱼尾的图形，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案的称单鱼尾，刻有两个图案的称双鱼尾。⑦书耳，又称耳子，指刻印在版框两边边栏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内多记有篇名或卷数。
从雕版图书的整体来看，其结构包括下面十个部分：①书衣，又称护封、书皮，指书前后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纸。古代藏书家对书衣的颜色和质量很讲究，一般用黄色和铁青色纸作书衣，清代《四库全书》用绿、红、蓝、灰四色书衣，以别经、史、子、集。②书签，指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③护叶，又称副叶，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是为了保护书页而加的。④封面页，指护叶后的第一页，即今天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常有名家题写的书名。⑤牌记，又称刊记，指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的刊行时间、地点及刊行人姓名、堂号等事项。⑥书脊，指书的背脊，即一本书装订的一端，也称书背。⑦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边。⑧书脑，指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今精装书串线订口处也称书脑，因为打孔穿线是装订中关键性的工序，故有此称。⑨书首，也称书头，指书籍最上端的切口。⑩书根，也称书足，指书籍下端的切口，因线装书是平放在书版式架上的，为了便于检阅，常在书根写上或印上该书的书名、卷数、册数及册次等。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带有粘性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面刻上单字，每个字一个印，然后用火烧硬。这种活字因为是用胶泥做成的，所以称为泥活字。此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毕昇泥活字法印过《小学》、《近思录》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1830）“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以30年心力，造泥活字10万多个，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书。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种书。继泥活字、磁活字之后，中国又发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1298），农学家王桢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并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王桢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锯把每个字锯开，使每个字成为单独的活字，然后用刀把它四面修光。排版时，把木活字一个个排到木盘里，行间用竹片隔开，塞紧空隙后即可印刷。王桢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韵和型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里，排字人员坐在转盘旁，只需转动轮盘，就可以拣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发明后，使用非常广泛，明代苏州、南京、福州、云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有名可考者约100种。崇祯十一年（1638）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报》，这可视为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开端。清代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00多卷。古典小说《红楼梦》120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纪初，不少书店还继续使用木活字印书。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外，中国还创造有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元代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可见在王桢造木活字前，就已经有了锡活字。无锡华燧也铸过锡活字。清道光三十年（1850）广东佛山镇一姓唐的书商用锡活字排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共19348页。铜活字在金属活字中最为流行，明代无锡、常州、苏州一带不少富家铸铜印书，其中著名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安国的桂坡馆。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印了六十五部。铅活字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弘治正德初年（1505～1508）陆深的《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中国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了国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