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局外的个人和团体似乎拥有了某种授权而纷纷粉墨登场，他们比监管部门更早、更积极地开展对银行的谴责，他们谴责银行某种特定的失当行为，或是对“社区”责任的某种所谓失职。接着，监管部门则在决策是否批准银行开设新的分支机构，或关闭原有分支机构等各种商业决策时，将此类谴责作为重要参考。诸如名为“改革现在社区组织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ACON）的社区活动团体便借机利用法律杠杆，以撤销对银行提交监管部门的某些常规商业事务的申请反对为砝码，从银行套取了大量资金。如此这般的法律支援最终证明，对于整个的活动家群体来说，经济回报丰厚，他们利用金融机构谋求政府批准诸如合并、收购、开设或关闭分支机构等商业决策的契机，通过发起对金融机构的种族歧视的诉讼，合法地从金融机构套取无数的资金。一如1986年《纽约时报》的报道：
举个例子，在芝加哥，美国人权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盖尔·辛科塔，以及其他社区团体的代表，便成功说服3家芝加哥大银行同意了金额高达137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贫民区住房及工业的发展。作为回报，社会活动团体一方同意不再挑战银行的合并计划。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演说家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同样堪称此道高手，也利用同样的手段套取了数千万美元，捐赠给他控制下的各种组织。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提到过，这些社会活动家甚至还利用更直接的方式提升从银行获取特许权利的能力。
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是竭力为社会活动家从信贷金融机构套取资金以及其他特许权利的干扰行为而积极辩护的高端人士之一。他总结，这些社会活动家正是“一群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优秀分子”，“他们唯一的罪行便是为社会公平而冒犯了强大的政治利益”。一个类似的净化社区社会活动的言论版本出现在一篇由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at Harvard）为福特基金（Ford Foundation）起草的报告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