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压力加速的起始点其实来得更早，应该推算到1989年，时值乔治H.W.布什政府当政。1989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
司法部曾向亚特兰大的所有主要银行、储蓄机构、信贷机构发出信函，要求查阅过去5年来的信贷记录。调查的目的是确认信贷机构是否存在由于种族构成或其他原因拒绝发放贷款的历史记录。
司法部对这次调查的基本描述是一次基本的常规性调查，但该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却声明，这或许是有史以来针对可疑的歧视性信贷所做出的最大规模的联邦调查。
压力自然延伸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自然必须购买借款人受迫发放的高风险的抵押贷款。1992年，国会通过，乔治H.W.布什签署了一项法令，旨在建立一整套目标体系，以规范和规定“各企业购买位于中心城市、农村以及其他服务水平低下地区的房屋抵押贷款的年度指标”。到了继任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更是不吝向种族统计数据触碰到警戒线的借款人发出采取司法措施的威胁。
如果我们在此处深究有关抵押贷款借款人涉嫌种族歧视的枝末细节，势必需要绕许多弯路，耗费不少口舌，我们暂且把相关的内容放到第4章中相应的部分详细阐述。不过，即便仅仅是停留在此处的直观感受，我们也不免倒吸一口气，禁不住地产生怀疑：
每月收到一封黑人邮件以要求进行信贷放款检查的借款人是否会感觉受到冒犯——特别是在不论白人还是黑人均获得了高比例的抵押贷款申请批准的情况下。
尽管媒体和政界的许多人都将统计显示出的差异视做人们真实待遇差异的主要证据，而不是人们自己的轨迹和记录，这便是另一个显著的、毫无事实依据却几乎从未遭受挑战的论断。此外，这一论断还与一个简单的事实相矛盾：统计差异在不同的群体中同样存在，同样常见，同样长期持续，同样出现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存在于完全无法用歧视来解释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