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有一个骂人的口头禅——“锤子”(陕西南部也有这个词,但远不及四川流布广泛)。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它现在仍挂在川人特别是男人的口头。如,人们形容某件事没有前途、希望,顺口溜出一句:“锤子儿啰!”多人一起,一人把某事说得过度,有人便讥之:“锤子些些。”至于在骂人场合,人们开口便云“锤子”,可谓彼彼皆是,见惯不惊。作为这个词儿的文字形态,却被追求美好心灵的人民所忌讳,书面语言中绝少用。
不言而喻,“锤子”一词,作为骂人语言,特指雄性阳器。这是人们在庄重场合忌讳使用的词语,一般只用于谑浪游戏的场合,或者骂人的场合。
这个词在元代时有的写作“颓”。如作为北京人的马致远《般涉调·耍孩儿·借马》:“不晓事颓人知不知?”“渲时休叫侵著颓!”朱东润注云:“颓,指雄性生殖器。”因而,这里的“颓人”,即如今日川味詈语“锤子人”,后句的“颓”,指公马的生殖器。这种骂人的词语,竟大方地闯进了圣洁的文学殿堂!可见此同在当时使用频率之高,也可知此同根不在四川。再往前推溯,我们的祖先造了一个“士”字,这个“士”字就是今日的川味骂词里的“锤子”——甲骨文的“士”,即像男性生殖器之形。原来,根就在这里。这一意义再后则以同音词“势”取而代之。如阉割公猪、劁骗公牛公马皆曰“去势”(后来,把阉割雄性禽兽通同名之为“去势”,当是这一概念的扩大)。而“士”,在一段时间里仅为男子垄断了。
“士”字演变为后来“势”、“颓”、“锤”,是中华民族审美升华的结果。
“士”字产生于对生育的崇拜。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然条件恶劣,洪水猛兽肆虐。面对可怜的科学水平,落后的生产力,极低的小孩成活率,短暂的人生这重重的恐怖,我们勇敢可敬的先人们,用对生育的发狂的崇拜与之抗衡。所以,原始人把凡是与生育相关的一切都看成是美的、善的。由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发轫,继而又产生了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士——作为体现这种美好意识的文字符号便应运而生了。因此,“士”的本义一是指男人,《易》:“士刲羊,女承筐”(小伙子持剪剪羊毛,姑娘捧筐伴在旁)。二有美义,封建时代,尚有“士大夫”、“士君子”等词。在文字产生时代的人们眼里,对生殖器的表现没有任何猥亵的阴影,而是被看作丰产的化身。由此可见,作为当今避讳词语的“士”当时是在美好心灵的支配下产生的,是善良意识的体现。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文化审美意识超越了诸如繁殖、本能等直接功利目的,上升到精神领域,人的本能被审美感受的光芒照亮。于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和丑换位凝聚在“士”里的美的意识逐渐淡化,后来竟彻底为粗俗不堪所替代,于是,社会便约定俗成,只以“士”代表男性的人,待指的“士”便用同音字“势”来取代。在人们的心灵中,以为这么讹衍,便摈弃了积淀在这个词的粗野味。此后,如此“净化”了的“士”便大量使用,作为词根而广为派生新词,“势”的特殊含义使用至今。至于元代的“颓”,现在四川方言里的“锤子”(子是词缀,无实义)和“士”、“势”在语音上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它们的声母在上古音中同属于舌头音,即是说,“势”、“颓”、“锤”,是“士”的同音借代。可以理解,“势”字使用日久,人们仍嫌恶其摆脱不了粗野意义的纠缠,于是又衍生出“颓”、“锤”。从这些后起同的形式看,显然,人们忌讳用其本字,是有意讹衍的结果。
可见,多次忌讳,多次替代,便造出了一连串的有关词语。这替代和忌讳,就其本质来说。虽然未离其宗,但观念的更新,意识的转换,足以证明我们的先人对心灵美的完善,对语言美的追求。不唯四川人,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这样。面对历史和传统的优秀一面,作为今人的我们,沉思之余,又当作何打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