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杨虎城、孙蔚如部入住甘肃，次年，随着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控制了甘肃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施“党国”政治，在教育上极力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排除异己，监视和压制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和行动，实行专制主义教育。
在上述形势下，甘肃省政府制定了实施“党化教育”的施政纲领，教育厅下发了《关于省内各中小学加授党义办法》，规定党义课范围主要限于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兰州各中等学校的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各高级小学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训练部人员担任，通令各级学校贯彻执行。从此，兰州的各级学校全面推行“党化教育”。依照省党义教育研究会拟定的《党义教育的原则和实施方法》，规定“党化教育”的目的是“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从而达到“世界大同”，要求实施党义教育的教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各级党部对当地教育机关实施党义教育，负有监督指挥的责任，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实施党义教育，负有指导与执行的职责。
为推行“党化教育”，兰州的各级学校制定并调整了课程标准。小学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演习》，初中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浅说》，高中讲授《建国方略概要》、《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浅释》，专门学校及大学党义课主要讲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国民党政纲及重要宣言》、《五权宪法原理及运用》等，各级学校的党义课，每周至少两小时。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规定实施方针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应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合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服笃信力行之效。”据此，各级学校依部令改“党义”为“三民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党义”还是“三民主义”，其本质并无多大区别，都是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办法训练学生，灌输“以党治国”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为国民党的专制政治服务。
在上述背景下，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都进行了调整，强化了“训育”的要求。小学的“训育”内容除公民课外，还有团体活动课，内容包括早会、升降旗、周会、纪念会、野外生活和社会服务等。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还制定了十二个阶段的训练标准，其中第五阶段的“有忠心表现”，要求升党旗、国旗时，看见党旗、国旗、校旗时，唱党歌、国歌、校歌时，要敬礼。
中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面，根据《修正中学规程》规定，中学三民主义教育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的规定，陶融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养成勇毅的精神与习惯。规定公民训练课的内容是：研究人类的社会规律，了解法律、宪政、经济等常识，养成公民道德。除公民课教师外，还在校长下设有训育管理人员。1937年，省教育厅颁发《改进各级学校之训育》，提出各级学校训育的范围是公民道德、课外活动及自习、生产劳动能力和社会服务等，要求通过体育、群育、智育、德育几方面来完成。训育方式要求训教合一，把道德训练融化于知识传授之中，把直接训练与间接训练结合起来，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来实现。这就迫使学生完全受制于所谓“三民主义教育”的严格限制和控制之下。
高等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比中小学更突出。1928年，兰州中山大学训育大纲从思想、精神和态度几方面规定训育的标准，要求学生在思想上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对党义教育须有精神的研究和深切的认识”。甘肃学院时期的训育标准是“厉行新生活培养纯正人格”，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团体训练，个别训练，名人讲演，检查读物，主义言行”；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学生自治会，假期服务团，平时劳动服务，参加院内外各种集会等。规定党义和军事训练及体育课为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目。党义课的教师必须通过国民党党部或训练部的推荐，要求党义课教师必须要有党义著作或教材，训育主任兼任党义课，若无党义著作或教材，但必须呈缴训育纲领或训育方针。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中山大学奉令组织特别区党部，形成了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党义教员、军训教官把持学校政治教育，监督监视师生言论和行动的局面。
“军训”与“童训”是“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训育的重要内容。1929年，中央训练部颁布《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团组织章程》，规定对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训，对初中和高小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同年5月，甘肃省教育厅转发了《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办法》，并通过在兰州中山大学和省立第一中学试点推行。当时军训的主要内容限于一般兵式操练和简单的军事知识，强调“尚武”精神。不久，军事训练课在兰州各中专、高级中学和职业学校开设。军训方式分平时训练和集中训练两种，师范学校平时训练，每周授军事学课程3小时，职业学校授军事学课程2小时。女子师范学校加授军事看护训练。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分年级，均实行军事管理，并规定学校组织军事训练团或队，高级中学按年级班次编队，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军事训练队。
童子军训练于1924年在兰州的初中以下学校试行，后来一度停顿。1932年国民党中央成立“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筹建处”，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行，兰州各初中以下学校一律加授童子军训练课程。根据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每周3小时。“童训”的性质与军训一样，它通过对“尽忠”、“勇敢”、“服从”等信条的灌输，从小培养“为党国牺牲”、“无限效忠”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便于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服务。
民国时期，甘肃广大人民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哪堪言“教育均等”和受教育的权利。自1932年国民党势力深入甘肃以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给甘肃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教育事业倍受摧残。由于一直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少得可怜的经费常常不能按时拨付，教职员工资拖欠数月，致使许多地方教职员生活窘迫到“借东应西，挖补之术已尽”的地步，从而引发了兰州中等以上七校争取“教费独立”的斗争。
在此之前，甘肃省政府曾议决规定，全省教育经费由榷运局负责拨款，但局长张九如贪污成性，勾结财政厅长谭克敏从中渔利，使在兰州工作的教职员拖欠工资达三个月之多。兰州教联会派代表交涉，但遭搪塞拒绝，遂引起兰州教育界人士的愤懑。不久，谭克敏在报刊上诬蔑教师索薪是“歧视票现”。谭还对前往质询的代表“恶声相加，遂至动武”，致使教联会代表受伤，又遭禁闭，制造了“兰州教界惨案”。
1932年11月17日，由甘肃学院发起，联合省立第一中学、兰州师范学校、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兰州农业专科学校10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号召兰州各学校罢课，提出惩办凶手等口号，并捣毁谭的住宅。各校师生们表示“同人等以此事关系全甘教育之根本问题，遂忍痛违心，出于最后罢课之途，誓不达目的不休”的坚强决心。兰州师生的行动还得到甘籍在京学生的声援，他们组织了“甘肃留平学生为兰州教育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表示全力为后盾，并号召省外支持。后援会还出刊《甘肃教费独立运动专刊》，揭露甘肃教育的腐败与黑暗。在上述情势下，省政府为息事宁人，邀请西宁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出面调停，从而以撤销谭克敏的职务，允发各校欠薪而平息了众怒。随后，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的决议，会同省财政厅就榷运局税收及卷烟特捐拨定为教育经费，拟定了保障办法，并成立了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接纳教联会代表常驻榷运局，负责稽核教育经费。自此，甘肃的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并略有增加，这表明兰州教育界的“教费独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甘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增进和锻炼了兰州广大师生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胆量。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兰州地区的广大师生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行列之中。1935年12月，兰州近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影响遍及全省各地。抗战爆发后，兰州广大青年学生在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与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抗日民族先锋队”、“回民教育促进会”等救亡团体，与天津流亡来兰的“新安旅行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等抗日救亡团体汇合在一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推动了西北大后方抗日救亡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