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在兰州教育发展历史上，一批教育家和大量教育工作者在艰难波折的环境中辛勤耕耘，不懈努力，为兰州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里，仅就其中的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李之钦、辛安亭等人的事迹及教育思想略作介绍。
江隆基（1905—1966），陕西西乡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在西安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考入北京大学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931年，先后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36年在抗战救国热潮中回国从事教育事业，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等部门担任教育行政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江隆基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为社会主义教育在西北地区的建立和北京大学的教育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1959年1月，江隆基在经历了北京大学的风风雨雨之后，奉调来到甘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这一时期，是“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的时期。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以教学为中心，注重开展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方面，甚至对各科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制定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兰州大学进入全国高等学校的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兰州大学自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教育部和国家高等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经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学校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53年兰州大学被确定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后，加强了师资力量，增加了教学、科学研究设备和校舍建筑的投入，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1957年下半年开始，兰州大学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正常课堂教学几乎完全被生产劳动所代替，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实际处于停滞状态，打乱了教学秩序，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大大挫伤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江隆基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承担兰州大学领导重任的。他到任后，立即深入实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根据条件从整顿教学秩序入手，开始了全面的整顿工作。
江隆基指出，学校教育培养人才，是通过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活动实现的，教学活动是学校的基本活动，“学校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至于说“政治挂帅”，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言，并不是要求以政治代替教学，也不是政治活动越多越好。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以及学校的其他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教学这个中心去进行。他进一步指出，教学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教师运用课堂教学等教学手段，将已有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获得知识、技能的基本途径是“细心听课，认真读书”。至于“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是指人们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而言，“绝不能生搬硬套地放在学校的教学中，让学生事事通过实践，生产劳动越多越好。”他还说，学校教育并不是不要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而是要纳入教学计划，有一定的课时；学校也不是不需要办工厂，而是要结合专业、切合专业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能随意挂个牌子就是工厂。他还特别强调，学生学习一定要重视书本知识，绝不应当轻视理论的作用，轻视书本的知识。教学秩序是教学活动的必要前提，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为了使稳定的教学秩序落到实处，江隆基提出了“三固定（稳定）”原则，即固定的教学日历，固定的课程表，固定的作息时间。
学校教育的目标，在于以合格的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江隆基明确指出，教学质量是衡量学校教育的基本标准，因此，学校教育应当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并采取了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健全规范教学环节、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兰州大学出现并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教学秩序，良好的教学环境，正常运行的教学活动，确立了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规范化管理体制。
在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上，江隆基基于对“教学大纲在决定课程内容、贯彻教学计划和保证教学质量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教材建设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的认识，于1959年在兰州大学开展了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具体工作，使所开设课程都有了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力求充实和革新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容，提高其科学性和思想性，并认真贯彻了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反映近代科学最新成就和与有关课程相互配合的四项原则。
在教学方法上，江隆基认为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条件之一，必须遵循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以教师为主导、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常规。遵循前人总结的行之有效的诸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相长、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师与学生结合、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结合、学习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等教学原则。就教学活动而言，他总结出必须要把握课堂讲授、实践、实习、辅导答疑、习题课和现场教学各个环节。就课堂而言，他认为“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一切其他教学环节都必须围绕着课堂讲授进行”，从而概括提出了课堂讲授的标准、要求和具体措施。
综合大学是培养在理论科学和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是一个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江隆基结合兰州大学作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的实际，提出了大力加强基础教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创办有特色的综合大学的办学思路。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是一个要求全面发展的方针。其中主要是要摆正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或者说是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在学校教育中，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其途径是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以及时事政策教育和社会活动。他强调，学生的红不仅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的进步上，而且应该表现在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上。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专业学习是基本的、大量的，所以，全面发展必须以专业教育为基本。
依靠教师办学是江隆基一贯的教育思想。他到兰州大学后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结合兰州大学的实际，他提出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建立“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的思路。正确估量教师队伍是学校教育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点。兰州大学的教师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在政治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是一支整齐合格的教师队伍。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政治思想上估量教师队伍，这是学校教育中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点。江隆基依据他二十多年来从事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亲身经验，于1961年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教师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小部分是旧社会过来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党培养教育出来的，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教学上已成为高等学校的一支重要力量。中老年教师也已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和自我改造，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已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辨别政治方向，分清大是大非，愿意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又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和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必须同他们加强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为他们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江隆基对教师队伍的估量以及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张，是符合高等学校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江隆基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看法，需要有极大勇气并冒很大风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以后，从来没有人对此公开提出过异议。1961年虽然提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但是这个关键性的“帽子”，并没有人触动。直至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前在国内尚未见到对知识分子的“帽子”及其相关政策方面直接了当的阐述。因此，江隆基对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正确估量，不仅直接影响着兰州大学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从而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而且对全国高等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江隆基十分注重尊重教师，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说，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前人的劳动”。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晶，科学则是高层次的知识，知识和科学都是前人的劳动成果。人类知识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连续性。人类知识的进步，都是在继承和发扬前人劳动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将知识推向新的境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知识连续的媒介、手段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多样化，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则是不容改变的，那就是教师的“教”。教师是知识的积累者，也是知识的传播者，是为社会生产培养劳动力的主要承担者，是将知识、科学物化为劳动力的媒介。教师的劳动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所以，教师的劳动是崇高的，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前人的劳动”。“重师必先师自重”，这是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江隆基常借用它来勉励教师以提高自身素质。他认为，学校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后备力量的任务，教育事业是崇高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位教师都应当有热爱教育的思想和奉献教育的精神，这是对教师的职业要求。教师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学习教育理论，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教师教书是职责的要求，但是要教好书，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教好书”是合格教师的表现，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认真备课，认真讲授，认真检查教学效果，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
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层次和专业化的教育，它要求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科学研究工作。江隆基认为，高等学校教师“既是教书的行家，也是科学研究的能手”。教师是教育学生的人，他不仅传授着知识和技能，也传授着自己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所以，教师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要塑造自己。江隆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每位教师都应当“争取完美地塑造自己”。他认为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主要地应体现在对学生的热爱。爱护学生就是爱护学生奋进向上的赤子之心，就是爱护学生勤奋积极的学习精神，就是爱护学生独立思考、肯于钻研、顽强拼搏的意志力。爱护学生还应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严格要求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对缺点、错误绝不能放纵，也不能迁就。江隆基还勉励教师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内外大事，多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以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待自己，也以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学生。
兰州大学的教师们是幸运的。他们在江隆基校长的谆谆教诲和细致入微的关怀下，沿着正确的道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充实，得到了提高。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已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庞大的教师队伍，涌现出一批教学、科研都过硬的骨干力量。
江隆基十分重视校风建设。校风代表着一个学校的风貌，它既反映着学校的形象，也表现着学校的精神。江隆基关于校风建设有两个层次的思路。一是校风的个性表现，包括教师教学之风、学生学习之风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二是校风的共性要求，即全校教师、学生和干部共同维护的整体之风。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勤奋、求实、进取”的兰州大学校风。20世纪50到60年代，工作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大都有过一种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甚至是蒙受冤屈的经历。他们都有着赤诚的爱国热忱，高尚的敬业精神，严谨刻苦的治学之风。兰州大学的教师们即属于这样的类型。一般说，这样的精神面貌和作风，是那个时代培养锻炼出来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兰州大学也有它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在江隆基这样的好校长带领下形成了突出的勤奋精神，通俗一点讲就是一种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江隆基对学生学风的要求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他提出了学生的学习要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要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学生在学习上绝不能要求不高，“混个及格”，而“应当力争上游”。同时也不能有盲目的优越感。二是要培养优良的学习风气，提倡刻苦钻研、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好读书而且好求甚解的学习习惯，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独创精神，要有谦虚、谨慎和老老实实的态度，要善于支配自己的时间，珍惜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三是要遵循学习规律，改进学习方法。江隆基说，学习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一定要注意探索所学专业、所学课程的特点和规律，采取科学的学习方法”。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学习的效果就会倍增。在江隆基的倡导下，经过全校师生的积极努力，兰州大学一年迈上一个台阶，勤奋、求实、进取的精神蔚然成风。
江隆基对干部工作作风的要求也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他认为，各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在高等学校这个高知识的层次中，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尤为重要。为此，他专门组织了全校中层以上干部理论学习组，每学年的寒暑假还组织各类干部轮训学习。二是要努力学习业务，由外行变内行。江隆基认为，党政干部不能长期当外行，要努力学习业务，由外行变为内行。每个干部，无论担任何种工作，都有一个熟悉本行业务的问题。不懂教育，不懂业务，强行领导是不行的。三是要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具体要求干部既要有责任感，又要有民主精神，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要敢于负责，不能推上诿下。同时，广大干部要严以律己，清正廉洁，具有全心全意服务的精神，不能奢侈，不得浪费，坚决厉行勤俭节约的原则。在干部作风中，江隆基提出应当特别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认为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团结群众，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不能“以有党籍而自居特殊”，“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都不能滥用党的权力和威信”。江隆基在制订每学年的工作方针和计划中，都十分强调干部作风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为了着重解决好各个部门工作作风中的突出问题，他还专门召集会议讨论研究，向全校行政干部和党员作报告谈作风问题。在江隆基的倡导下，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团结奋进，全校上下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生机勃勃的良好气氛，也形成了勤奋、求实和进取的工作作风。
对于校风的整体要求，江隆基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要求：“爱护我们的一草一木。”就学校而言，就是“爱我们的学校，爱我们的专业，爱我们的学习，爱我们学校的一草一木”。这种以爱为基点的共性要求，实际上恰当地概括了校风建设中最本质的东西。
江隆基一生主要从事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宝贵经验，涉及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如同延安时期的一些教育家一样，江隆基虽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但散见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年代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论文，以及未能发表的讲话、报告、总结、发言等文章，构筑起他的教育思想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其中，《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谈谈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措施和经验》等文章，是反映江隆基教育思想的重要标志。江隆基实事求是、锐意改革的教育实践及其思想特色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同他的教育思想相辅相成，并在很大程度上点化了他的教育思想，从而放射出更加灿烂耀眼的光芒。
江隆基是一位全身心执著工作的人，他始终将对工作负责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总结经验，学习先进思想，坚持开拓前进，坚持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处处洋溢着“以国为重，以民为上”的高尚品德。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他以“存心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留学期间，他始终坚持革命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江隆基一生以塑造完美的人为教育理念，他也是首先以这种理念塑造自己的。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数十年中，从边区的教育到高等学校的管理，他都是把塑造具有完美人格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虽然他在兰州大学只工作了7年多时间，却成为兰大人中最受崇敬的人，这并不是他具有老革命、老干部的地位，而是由于他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品格高尚、胸怀坦荡、不谋私利和严于律己的作风，给人们树立起光辉的典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一位德高望重、忠心耿耿的教育家，江隆基为了捍卫党的原则，义正辞严，毫无畏惧，竭尽全力保护了不少知识分子，却唯独不善于保护自己。1966年，江隆基遭受迫害而含冤去世。
李之钦（1907—1996），陕西延长县人，早年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北京辅仁大学学习，后来长期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北局教育管理工作。1958年10月，李之钦来兰州，任甘肃师范大学校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在任期间，主持了学校的各项改革，贯彻“八字方针”以及给“右派”摘帽等纠“左”工作；从1963年起，遵照中共甘肃省委指示和部署，派出文科师生和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努力贯彻高教六十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强调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经过数年的努力，使西北师院教学秩序走上正常轨道，学校工作纳入正常轨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之钦受到冲击，后来调往甘肃工业大学任职。1983年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84年任西北师范学院名誉院长，1995年离休。主要著作有《李之钦论教育》、《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和《简明认识论》等。
李之钦的教育思想同他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密切联系，在长达3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社会教育、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于社会教育方面。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教育范围主要是边远贫穷的农村，教育对象是深受几千年阶级压迫的贫苦农民，因而扫盲教育、普及教育、农村教育、社会教育等概念，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农民教育。教育的目的、手段是为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服务的，教育的政治功能居于首要位置。作为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行政领导成员，李之钦谙熟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他认为要顺利进行普及教育事业，必须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农村教育要直接为农村人民服务，为此提出办学形式多样化、学制可长可短、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方法，以及密切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教育、重视教师作用、提高师资水平以及加强领导等普及农村教育的意见。从这些意见出发，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学校就办什么学校的时代课题。
“因时因地制宜”办学是李之钦社会教育思想的重心。他强调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认为因地制宜原则既是教育方法论，也是教育本体论。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完成任务。与因地制宜原则相抵牾的是经验主义，为了进一步明确对这一原则的认识，李之钦于1950年发表《对于过去教育上经验主义的批判》，列举教育上经验主义的盲目性、狭隘性、教条性和事务主义的种种表现，追究其产生的原因，阐发了克服的办法。为使教育事业得到顺利发展，立足于全国胜利的新形势，进而清算教育上的经验主义，其用心显而易见，其意义也就更加重大。
关于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政策问题。20世纪50年代，李之钦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及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和宣传部教育处任职期间，主管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开展调查研究，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政治思想教育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党对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李之钦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内容之一。在《关于西北地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一文中，他在充分肯定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思想进步的前提下，提出加强新老教师团结、开展学生专业思想教育、围绕教学工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健全马列主义教研组等方面工作的意见，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职员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员和政治课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等问题，对加强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围绕教学工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辅导处不能包揽代替学校行政职权和政治辅导处可逐步向校长办公室过渡等论点，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亮点。
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李之钦总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方法也是适宜的。如西北各高校开展思想批判运动，组织教师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活动和各项建设活动，在当时是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举措。他从知识分子“是完全可以改造的，而且一定会进步”的愿望出发，提出高等学校教师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要求：“从爱护的立场出发，反复讲清政策，讲清思想改造的具体方针”，“采取和颜悦色与真诚相见的态度，根据不同对象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出适当的要求”，“通过自我教育”，“收到思想改造的最大成效”，“今后应将短期的突击性的集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经常的以在职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多注意正面的政治理论教育”，“通过正面教育解决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和政治认识问题”；“参加各种实际运动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有力方法之一”，“特别要给学校教师们更多的机会”。这些意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点。在《革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一文里，集中表达了李之钦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要求。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祖国，这就是革命的正确的人生观”。强调青年学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幻想和理智、自由与纪律、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他还勉励知识青年通过加强理论学习，重视实际锻炼、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思想修养，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用人才。
关于高等师范教育思想。李之钦认为，党的领导是办好高等师范学校及其他学校的根本保证。它包括组织领导、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业务领导等方面。20世纪50年代，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也不同程度的强调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责任制。李之钦重点强调“校长负责制要和集体领导相结合”，“集体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依靠的不仅是某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经验和能力，而主要是领导核心的集体经验和能力”。因此，他要求建立高师校级领导核心，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必须要作为原则来遵守。党在高等学校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中央和西北局有关领导部门的方针政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师生的政治理论学习，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李之钦认为，在西北地区党对学校的领导经达四年的改造和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般地讲，政治思想领导不够，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他除了强调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外，突出强调学校本身的团结，重点是青老教师之间的团结。要求政治领导要与业务领导相结合，政治工作要结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科学研究活动来实现。
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质量是决定本地区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李之钦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高等师范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在教育链上充当“母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是其他教育所不能替代的。1953年，他撰文批评某些领导者不重视师范教育和对于师范教育宣传不够的偏颇，并从国家对人才需求和人民对文化科学技术需要两方面，提出加强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的主张。1959年和1960年，他又撰文宣传师范教育，勉励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1963年，李之钦领导制订《甘肃师范大学十年师资培养提高初步规划》，并撰写《培养提高师资的几点意见》。文章在对各级教师从政治思想和业务两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和检查考核办法的同时，提出正确解决红与专，教学、科研和进修，理论和实际，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关系，分析学风和治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之钦针对本校本系毕业生留校任教和照顾职工子女在校工作的弊端，提出改变“近亲繁殖”和“家庭化”的建议，“使各种学派、校风，各校办教、治校经验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等这些批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事制度存在弊端的意见，对西北师范大学的师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辛安亭（1904—1988），山西离石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山西从事教育工作，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支持并参加学生运动。1938年去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编审科长，先后编写小学各种教科书、农民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及教师读物、儿童读物40余种。
1949年8月，辛安亭随人民解放军到兰州，任兰州市军管委员会文教处长，主持文教工作。1950年初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厅长、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同时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1962年重返兰州，主持协办甘肃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院长。1973年后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甘肃教育学会会长和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
辛安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尤其重视普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少儿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的开拓者，并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和专业观点。
辛安亭一向认为，教育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民族素质的提高必须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他说：“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中小学和幼儿教育更是基础的基础；没有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就不会有民族素质的提高。”他一生都以满腔的热情，关怀着幼儿和青少年一代的成长，直至耄耋之年，还用颤抖的手为他们写作。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辛安亭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见解。他认为语文课是一门基础工具课，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生识字、写字，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思想能力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不应当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把语文课变为文学课。小学低年级的语文课应以识字为主，力争二年级的识字量达到或超过两千，以便为阅读和作文打下基础。他反对离开课文漫天空讲的教学方法，提出“教书不离开课本，讲课要通过字句”。他大力提倡写话的作文教学法，认为写作文时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话怎样说，就怎样写，先练习把话说得完整，说通顺，说得有条理，然后再是说得有文采，有讲究。切不可引导学生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要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一味追求华丽的词句，要把文章写得平实朴素，文从字顺。在《文从说话起》中，辛安亭针对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指出了脱离学生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实际的“无病呻吟”和“追求华丽词句”的不良倾向，正面提出作文教学的原则和要求，指出作文是一种思想输出，首先“教学生有话说，敢说话，拿起能拉得开”，其次“教学生了解作文就是用笔说话，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果真做到这一点，学生所写的自然会是实际事物，会是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与他们真正的思想与感情”。
识字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传统教育是从汉字构造出发的形体教学方式，从20世纪30年代创造注音字母，及至以拼音代替注音，把汉字的形声义统一起来以后，就大大加快了识字的速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辛安亭在提出丰富小学语文阅读材料和解决小学高年级长课文教学问题的同时，就把目光投注到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上，他针对课本尚未充分体现以识字为重点，和教法上沿习以前阅读和识字并重，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识字教育并重的偏向，提出改进识字教学要“多花时间”和“多想办法”。他认为课堂上识字、写字所花的时间比思想、知识、语言等的教学时间要多一个半课时到两个课时，方法上采用形音义并举，同音字、反义字和同旁字比较辨析，都是有效可行的。20世纪60年代初，辛安亭又以如何集中识字和如何编写集中识字课本发表意见。他认为小学两年教两千字是适宜的，在具体操作上半年一集中，分四批集中教学。这就是说每半年都是先集中教识字课，最后教一些阅读课文。集中识字以“以类相聚”和“便于诵读”为原则，采用同音归类、形声字归类、偏旁部首归类、看图识字等方式，灵活运用进行教学，而不提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则更有利于集中识字。集中识字课本编写“应采取多样化的以类相聚，同时要便于诵读，配有插图”。这些意见对集中识字和课本编写都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方面，辛安亭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两个问题》和《如何加强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教学与基本技能训练》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与当时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有直接关系的课题。自20世纪60年代规定语文教学中汉语和文学合并后，语文教学一度无所适从，既不能教成文学课，也不能教成政治课，到底怎么教，辛安亭指出，应按文章讲，讲字词、语句、篇章结构以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特点，“不可以用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讲”，“不要离开课文过多地讲政治道理”。“通过反复朗读、默读的方法，让文学作品发挥它的感染作用”，从而受到思想教育。对解题、体裁、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可以少讲，不抄黑板，以免把语文教学变成笔记教学。语文课堂教学应以串讲和朗读为主要的教学方式，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该用在讲与读上面，讲完就让学生读，个人读、集体读、朗读、分段读、全篇读、反复地读，强调读的功夫是揣摩，是吸收，是向内的输入，是写作、听说能力的基础。
在中学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双基”）的理论上，辛安亭认为“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就是关于字词语句、篇章结构的知识，基本技能就是运用字词语句、篇章结构的知识”。他在概念上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看作是一回事，认为汉语知识、文体知识、文学知识是基础知识，而读写听说能力是基本技能。但他又确认“中学语文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两码事，也是一码事，从理解的角度看是基础知识，从运用的角度看是基本技能”。这种解释已接近新教学大纲的精神。其实，中学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教学内容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辛安亭从课堂范围讲授和训练不切实际的角度提出问题，通过“精讲多练”途径解决“双基”中存在的问题，并要求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这些见解对中学语文和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科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辛安亭反复强调，为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智力和优良品德，首先必须有一套好的教材。这种教材至少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新”，即要吸取文化科学的最新成就，不断更新已经过时的东西。二是“精”，即要少而精，在保持本门科学必要的完整性、系统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础知识，讲深讲透，不可贪多求全；教材庞杂或过深过重，是少年儿童最大的苦恼；学生对少量基本知识的深刻理解比量虽大却留下模糊印象要好得多；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才能提高自学能力，发展智力。三是“清”，即要写得清楚明白，简捷易懂；编者有了清彻的思想，才能产生明白的语言。
“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实际”、“联系实际”，是辛安亭编写教材的思想原则，也是他编写教材的核心理论。抗日战争前期的教材方针是贯彻抗日教育政策，为抗日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但辛安亭认为，教材毕竟不是宣传材料，它必须要体现基础知识的教育。从“抗日化”到科学化和儿童化是教材的一大进步。“儿童化方面，初级国语可说是一个典型。要求每一课达到既科学化又儿童化，内容是常识，表达用诗歌或故事形式”。编写教材必须从儿童实际出发，还必须考虑边区实际。“科学化不是建立在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的基础上，不是从边区农村生产与家庭生活的需要出发”；“儿童化不是从广大农村的农民儿童的生活出发，而是从城市上层社会的儿童生活出发”，就会成为“洋教条”。因此，辛安亭主张，编写教材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掌握读者对象及要求方面，不应放在研究书本、追求写作方法方面。即是一本通俗读物，“应着重讲最基本的较固定的知识，不可过分强调紧跟形势，过多讲临时性的东西”。这是辛安亭教材论的基本思想观点。《谈编写教材的原则》一文虽写于1979年，但作为延安时期编写教材的经验总结，也可以佐证他教材论的更细微的思想。其中精简集中、综合联贯、深入浅出、启发心智四条原则便是他的教材论思想成熟的体现。辛安亭探幽发微，系统阐述了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方法，论证了教材变革的历程和规律，为中小学教材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全面向苏联学习。辛安亭在1956年向朝鲜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具体分析指出了许多照搬苏联教材的地方，其结果产生了不少教条主义的毛病，不能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增加了教学上的困难，并追究了“造成这种偏差的直接原因，是我们领导方面强调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编辑同志了解中国实际不多”。对于教科书不稳定的问题，辛安亭建议先“彻底地修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然后根据大纲改变教科书以求做到教科书的稳定”。辛安亭在教材建设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了“联系实际”的教材理论和实践外，他还对教材的对象问题、语言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以及课本中的图画、数字使用等问题都发表过具有创见性的意见，为不断发展的教材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辛安亭特别重视通俗读物，认为它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有重大作用。他说：“我深感我国从来不重视供儿童和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学习的通俗读物。其实，从群众观点而言，写得一般化的成人读物，其作用和影响远不如写得好的通俗读物。例如我国古代不少诗文集，就不如一本《三字经》；多一本或少一本一般的诗文集，中国文化不一定受多大影响；但如果没有一本《三字经》，广大人民的愚昧程度就会严重得多。”“我的理想主要是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他把古人元好问的诗：“好句端如绿绮琴，静中窥见古人心；阳春不比黄花曲，未要千人做赏音”反其意而用之，写了这样一首诗：“深入浅出苦用功，雅俗共赏最称神；阳春要学黄花曲，定要千人做赏音”，表达了他为人民大众写作的饱满激清和强烈愿望。辛安亭为了在他的编著中达到大众化、通俗化目的，大量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便于诵读、记忆的歌谣（包括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作品，被人们称之为“通俗韵文”。他编写了近百万字的通俗读物，独具风格，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对儿童启蒙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所能见到他所编著的各种教材中，这种通俗韵文形式有短篇120首，三、四、五言长篇各一章。以通俗韵文编写的专著，计有三言的一部（《新三字经——儿童三字歌》），四言的三部（《日用杂字》、《农村日用杂字》、《工作方法四字经》），五言的一部（《儿童家庭教育五字歌》），七言的一部（《历史歌》）。
辛安亭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学术问题上不虚张，不苟同。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出版、著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尤其在基础教育和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对出版编辑工作也总结出了很多宝贵经验。他所撰著的作为基础教育的通俗读物，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辛安亭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从不特殊。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由于他具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