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些接受西方新思想的教育家先后主持领导甘肃的教育工作，其中不少教育名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教育事业，奉献才智，对兰州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对兰州教育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马邻翼、蔡大愚、水梓、郑通和、李蒸、辛树帜、赵元贞等。
马邻翼（1864—1938），回族，湖南邵阳人。光绪年间中举在籍，主持经正书院，后被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研习师范教育。回国后在湖南及前清学部任职。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不久调任甘肃提学使，先后任甘肃教育司司长、教育厅厅长等职。1918年后调任外省。马邻翼在甘肃任职期间，积极实施民国新学制，整顿学务，创办新学校，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马邻翼到任后，注重深入学校，解决具体问题，整顿学务。在视察甘肃法政学堂时，得知官班、客班生领月津贴者无一人在堂，绅班住堂生也只有四五十人，教员亦无一人在堂，职员也多不在职的情况后，即委任蔡大愚为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旋又委任为校长，责成严加整顿，学堂的秩序有了较大改观。面对当时学校少、私塾多、师资缺乏的状况，马邻翼在兰州主持开办师范养成所，以培养新型教师；开办教师传习所，以培训私塾教师。他还在兰州开办模范小学，以期推广新型师范教育模式。
马邻翼作为回族出身的教育家，还努力促进兰州的回民教育。1913年，他同甘肃提督马安良商议，与甘州提督马麟、甘肃印花局喇世俊、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以及兰州各界回族人士创设“兰州回教劝学所”，作为办理回族教育的机关。劝学所附设回民小学5所，其中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4所。马邻翼还带头解囊，捐助白银50两，作为劝学所的开办经费。兰州回民劝学所后来改名为“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附设清真高等小学（今清华小学）。可见，马邻翼为近代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倡兴和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蔡大愚（1874—？），回族，四川成都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科，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光绪末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上海、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夏，国民党北京本部委派蔡大愚为甘肃党务特派员，筹建甘肃支部，随同甘肃提学使马邻翼来到兰州。蔡大愚在兰州除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外，还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兰州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13年，蔡大愚先后被委任为甘肃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校长。由于蔡大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一到法政学堂，就精心策划，极力剔除学生只领津贴不住堂、教师只发讲义不授课等积弊，举凡授课、考试等一律按部令规定办理。他教导学生严守纪律，勤习课业，同时积极筹设法政专门学校，在兰州西城门内旧举院建立新校舍。在他的精心策划、亲自督修之下，短短两个月，新校舍即告竣工。新建学校于民国四年（1915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委任蔡大愚继续担任校长。在主持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期间，蔡大愚倾注全部心血于学校。学校经费不足，即捐出薪俸来弥补，还亲自讲授国际法、伦理学、经济学、西洋史等课程。他学识渊博，讲述具体生动，得到学生的普遍赞赏。在他主持学校期间，任教的35名教师中，有8人是日本留学生，其余的27人大多是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天津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蔡大愚十分注重在学校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励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中，诸如伦理学、政治学、国际法、宪法、刑法总则、民法概论等，都是西方法学体系中的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蔡大愚还积极参加了马邻翼倡导的筹办兰州回民学校的工作。1913年，他代理兰州回民劝学所工作并兼任清真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后来，回民劝学所改组为回民教育促进会，马麟任会长，蔡大愚代行会长的工作，对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蔡大愚思想进步，富有激情，在兰州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传播民主思想。1912年12月，他以国民党甘肃支部特派员的身份，在临时参议会上发表新思潮演说，抨击甘肃腐败政治，引起保守派反对。临时参议会咨请甘督赵维熙将蔡驱逐出境，后经马邻翼周旋而未予执行。此后，蔡大愚在兰州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筋”。为此，甘肃省署发出告示，禁止蔡大愚发表演说，并禁止兰州各学校研究社会主义。1917年11月，蔡大愚因参与并策动“临洮护法运动”而失败，被迫出走四川。
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榆中人，清末附生，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思想进步。1912年从北京回兰州后力主共和，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被推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自1916年起，水梓主要投身于兰州的教育事业之中。同年，以教育联合会名义，考察直、皖、江、浙等省教育，作《考察教育日记》，此后，先后担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教育会会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水梓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期间，在改革基础教育，改进高校办学条件，推动社会教育，厘定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主要反映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摘要（弁言）》、《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甘肃省第二次民众识字运动讲演词》和《西北实施国民教育之商榷》等文献之中。
水梓对兰州和整个甘肃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主张解决甘肃教育问题，“应于尽可能范围内谋实际上的进步，初亦不必高谈理论铺张形式为也。”水梓认为，甘肃远处西北，文化迟滞，虽兴学多年，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与东南各省存在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他指斥形式主义的新潮人物在办教育中的盲目发展和短期行为，造成正式学校经费的积欠和紧缺，以及各级学校生源的减少。加之民国十七八年屡遭自然灾害，地方秩序混乱，致使本来基础薄弱的教育首当其冲。因此，他力主在可能范围内，稳定经费，巩固基础，以谋求教育的改良。于是，在他主持下，将榷运局税收直接划拨为全省教育专项经费，实现教费独立，重点使用。减少行政支出，增加学校投入。同时，他还主持了学校教育的改革，改各级学校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改高等学校的官费为奖学金，实行中小学毕业会考，举办学校联合运动会等，大都能从实际出发，以求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水梓强调进行人格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并加强生产技能教育，以真正发挥教育对国民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作用。他认为国家衰败，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固有道德的丧失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要振兴民族，就必须“恢复固有道德”和“对于科学迎头赶上”。他把这两点作为衡量人格教育是否达到要求的标准，要求青年学生身体力行。为此提出训练中学生的四条标准：以我国旧道德为中心，保持固有之民风；以历史感化的方法，发扬民族精神；以三民主义为归宿，养成统一意志；以军事训练养成自卫的能力。在这里，尽管水梓的恢复固有道德仍复蹈“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的内容，但具体教育上并不是拘泥于陈腐教条，而是从一般意义上要求青年有真诚精神，革除浪漫颓废怠惰等种种恶习等，这在人格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水梓还结合实际，提出生产教育的要求。他认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具体办法，唯有实施生产教育和科学教育。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改变传统上以为读书就是进身、猎官的科举思想；二是不仅要在学校设生产课，讲授必要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利用暑假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养成劳动的习惯。为此，他主持将各级学校的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就有意要让大中小学学生有较多接触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机会。
水梓在职期间，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识字运动，实施国民教育。他认为，在当时的教育状况下，若不注重职业教育，就无以言教育机会的均等；不注重识字运动，更无法谈民众教育。为此，提出实施国民教育，一方面要举办短期小学，一方面要开展民众教育，并增加社会教育经费。在职业教育方面，水梓从甘肃实际出发，拟以毛革制造、矿产开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面扩充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对于民众识字扫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减少文盲，发展社会生计，提高国际地位。在他主持下召开过两次民众识字运动宣传大会，并致词演讲动员；拟设社会教育人才培训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并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民众学校及民众问字处。对于国民教育，水梓根据西北特点，提出八点建议：宣传国民教育的意义，改造一般思想；注重农村教育，使受教育者农民化；在农闲时举行农民识字运动及军事训练；利用农民集会时，提倡固有道德，灌输历史地理常识；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设法促进各类教育的程度；在师资教育方面增设蒙番回文学科，作为推行国民教育的基础；奖励担任蒙番回教学人员，在国民教育教材中加强西北物产方面的教育，作为开发西北的准备。以上建议大多属于积极可行而富有建设性的。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服务于学界近60年。1938—1946年间，郑通和在甘肃担任教育厅长，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勤于职守，颇受赞许。
郑通和的教育理论偏重于实践，并自称为“实行教育家”。他认为理论教育家的目的在于指示教育发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侧重于哲理化。实行教育家则旨在使理论教育付诸实施。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是理论教育家，而中国的孔子既是伟大的理论教育家，又是设馆授徒的实行教育家。不过他最崇拜的是两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推崇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称为中国实行教育家典范的张伯苓。郑通和赞赏其不空谈理论而注重“创造事业”的教育观。他说：“我从事教育实际工作，亦有教育理论所本，即杜威博士实用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他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就是期望通过主持校务，培养出大公无私、真才实学的青年人才，担负其兴复国家的责任。
郑通和在担任甘肃教育厅长期间，对兰州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实用教育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各类教育的发展与改进。郑通和来到兰州后，即深感发展教育刻不容缓。他认为“建国事业，基本在教育”，“兴强之道惟有振兴教育”，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后，俄国十月革命后振兴教育发展生产，从而使国家巩固、国立强盛的历史事实，证明欲达富强康乐之境地，只有通过振兴教育来实现。郑通和强调办理教育，必须体察国情，适应环境需要，随时代而变化。他通过对甘肃省情的认识，强调兰州作为大西北的中心、抗战大后方，必须积极发展教育，培养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在教育行政实践方面，他强调各级教育均应以推进国民教育为基石，中等教育要注重推进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员，并主张在添设理工学院和畜牧兽医专科学校，造就水利、土木、机械等方面的工程师和发展畜牧业的技术人才。他还认为，过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今后的教育必须是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并重，并期望政府提供足够的学校经费。他还积极主张对学生和民众进行思想和军事训练，以适应加强国防的需要。
郑通和在他八年任内，曾先后三次制定教育实施计划，以其讲实际、讲效率的工作作风，为甘肃尤其是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争取所订计划的实施，他从争取经费、设校增班、训练教师、充实设备、改进教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通过实地考察，具体指导，以期实现。他认为，教育思想是在日新月异中发展的，不管办行政还是当教师，都应随时吸收新知识，去做新实验，弃旧取新，才能适应时代要求。他要求教师应有专业精神，乐于终生服务于教育。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稳定教师情绪，他提出应该视教育为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事业不仅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他强调，教育要进步，必须重视改进教学，教材要注意结合实际，体现时代性，主张将抗战以来产生的有价值的材料体现在教学之中。在教学方法上，中学教学可用启发式与注入式的折中方法，即课前提示要求，课中据此发挥，再令学生讨论。教师除传授知识外，更须注意思想指导，传授做人之道。在教育行政方面，郑通和重视教育视察指导。在任职期间，他经常进行分区定期视导，以及各种临时性的视察指导，促进了各项教育计划和措施的贯彻执行。
郑通和总结他一生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得出一条经验：掌理一省一校教育行政，均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因此，他不赞成实行校长任期制，主张办校成绩优良者继续做下去，办理不善者应自动辞职，且不宜调任其他学校。1946年，郑通和离开甘肃，后来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教育部”及台湾大学等机构任职。
李蒸（1891—1975），河北滦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爱国、正直、颇有见地的教育家。
1937年，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后，李蒸任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及其改组后的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学院再迁兰州后继续任院长。直至1945年去职从政，为在兰州建立高等师范院校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李蒸为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尽心竭力，从迁校、建校以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备尝艰辛，贡献卓著。1940年4月，李蒸接到教育部将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的命令后，6月来兰州堪察校址，经实地考察，研究比较，选定兰州十里店为校址。次年，又偕同有关人员再次赴兰筹设分院，当年11月招生开学，直到1944年学院全部迁兰。虽因经费等问题，拖期4年之久，但李蒸既坚持北平师大建校可从简，教学要认真的优良传统，又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学院在城固、兰州两地的教学、生活均能正常进行，有序迁移，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来到兰州任教。
李蒸以教育家的学识和品格，在主持办理高等师范教育的10多年里，周密计划，精心实施，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师资，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我的办学经验》等论著，充分反映了一代教育家在旧中国办学的艰难处境和可贵经验。李蒸认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中心，是一切教育之母。高等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分区设立，使之成为独立系统，是战时教育的一大创举。他主张教育必须实现专业化，应由专家或专门人才去主持，那种以为任何人皆能高谈教育，以为教育是一种常识而非学问的论调，只能是不科学的头脑，是阻碍教育的怪论。他在主持北平师大、西北师院的工作中，一直主张以专业训练为学校之“重责”，大力提倡培养专业精神。他认为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从事教育事业者必须先养成专业精神，要以事业为重，安贫乐道，不见异思迁，负起为国家培育人才之职责。他在给西北师院1943年毕业同学毕业册题序中，谆谆告诫诸位弟子：“开发西北，首赖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陷故常，竞赴通都大邑，图个人之安逸”，充分体现了一代教育名家的品格与见识。
在学校建设方面，李蒸认为，学校的构成要素有三：一为教师，一为学生，一为设备。评定一所学校的优劣，就要评价这三种基本条件，而后两种基本条件的完成，大部分要靠头一种基本条件的具备。由此，一所学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师资的健全。因此，培养优良师资，是师范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李蒸还非常重视培育和保持传统校风。他认为，优良校风可使全校师生精诚团结，工作振奋，在有形无形之中不仅学到知识，且可变换气质，养成高尚品质。他以“刻苦耐劳，诚朴笃实，埋头苦干，不尚宣传”来概括西北师院的校风，与广大师生共勉。
李蒸还认为，校长的学识、品格、作风，对办好学校至关重要。他以多年的亲身体验，总结出一系列办学理念，认为作为大学的行政领导，要保持尊师重道的风尚，只有取得全校教师的竭诚合作，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大学校长在学问方面虽然不一定是全校的领导，但必须是一门学科的权威，在品行方面则应是全校的表率，能够以身作则，对人对事必须公道真诚。李蒸向以思想开明，办事公允而为人称道。他十分赞同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主张，认为大学教授应享有学术自由之权利，不能把他们当作官吏一样任意调动。
李蒸对西北教育文化建设寄予厚望，并愿为此尽力。他认为，抗战以来东南华北人才内移，西北开发与建设的声浪益高。借此良机，西北教育事业必将快速发展。他还认为，西北师范学院的使命之一，就是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改进其质量。在他的主持下，西北师院开办教育实验区，通过本院的毕业生，对推进兰州和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作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西北师院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养，还必须发扬民族文化，弘扬国民道德，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竭力进行。
李蒸在西北师院迁来兰州后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品格、作风以及勤俭办学的业绩，为广大师生以至许多民众所敬佩。1945年李蒸调任去职后，十里店一条街曾被命名为“李蒸路”，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
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德国留学，专攻生物学。回国后任职于多所大学，1941年来甘、宁、青考察，对西北开发建设具有浓厚兴趣。1946年受命主持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对创办和建设兰州大学具有重要贡献。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辛树帜为国立兰州大学校长后，他随即来到兰州，开始为建校而奔忙，历经艰辛，功效卓著。辛树帜经过考察研究，并征询省府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后认为，新组建的兰州大学，不仅要符合大学规程，而且要具有西北特点。当年6月，即向教育部呈送了《计划大纲》，提出按大学规程设置文、理、法、医四学院的意见，并以发展畜牧，防治畜病，改良品种，对发展西北经济大有裨益，上书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积极支持在兰大特设兽医学院。他还认为，西北各民族各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据此专门呈报教育部，在文学院内增设了边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文三个组。
辛树帜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因此十分重视礼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为此奔走各地，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先后聘请知名教授、教师近30名。为了让更多著名学者来到兰大，他还采取短期讲学的办法，利用兰州夏季凉爽的有利条件，邀请著名学者来校开设暑期讲座，辛树帜为表示礼遇，常常到堂听课。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使兰州大学的教学质量在短短两三年内即有显著提高，同时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较为充足的图书仪器设施。辛树帜在接受任命、来兰州之前，即设法在上海订购多种仪器药品。在校期间，更是投入重资，多次派人去京沪等地采购图书，充实馆藏。正如顾颉刚在兰大新建的图书馆落成时所作《积石堂记》中所说：“（辛树帜）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之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更竭其全力购置图书”，先是车载而来，后更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十五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而为西北巨藏矣！”除图书仪器外，辛树帜对兰大校舍建筑亦亲作筹划，倾注心血。他曾几次造访教育部，争取建筑经费，又诚聘工程专家精心设计建设。在首批新建筑落成后，特以西北名山天山、祁连、贺兰命名，并于1947年8月10日亲自撰《中山堂记》：欣喜“三堂且竟，教室实验室，粗有丽止”，而“大学洎四年，人数必半万”，在时艰物迫的情况下，期待礼堂、宿舍等工程亦能相继告成。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当局加紧控制学校，迫害进步师生，兰州大学处于危机状态。辛树帜以一个教育家的责任感，多次奔走于南京等地，向国民政府索要欠费，以维持学校教学与生活。兰州解放前夕，他坚持留在学校，团结全校师生，以应付拖延的策略，抵制国民党军政当局迫令迁校的阴谋，保护校产免遭破坏，为人民政府接管准备条件。总之，辛树帜作为一位富有魄力、注重实际的教育家，尤其是对创办和建设国立兰州大学所做的重要贡献，深得广大师生和兰州人民的称赞。
赵元贞（1879—1974），字正卿，甘肃正宁人，甘肃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以主持甘肃教育工作、筹建兰州志果中学等教育活动而闻名，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赵元贞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家贫，勤奋刻苦，1908年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之后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地质，19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曾一心想走实业救国之路，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但在旧制度下此路难行，便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两度出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1940年以后任私立志果中学校长，直至解放。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元贞初任教育厅长后，认真办理教育行政，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师养成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四处奔走，各方求助，亲自组织建所、聘师、实施教学，后因调任而中断。1930年复任教育厅长后，因从政难有成就，次年即放弃政务，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省立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任教，讲授化学、地质、英文等课程，精心培育专门人才。
1940年春，为救助因日寇飞机轰炸、学校迁移而失学的青少年入学，兰州“兴文社”等八社团发起创办私立志果中学。因学校经费仅仅来自各社团的赞助，又无官方督导，屡聘校长都推辞不就。于是，赵元贞应邀担任校长。他为办好学校，全力以赴，精心筹建，并慷慨捐助自家房产、良田，以弥补筹建经费之不足。为保证当年秋季招生开学，他以极少的经费，权衡分配，“拿情面聘请教员”，终于按期招收近百名初一新生。开学之后，更是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学校。他亲自上课，选购图书，组织师生义务修整操场，关注教职员和学生生活，使学校在困难环境中得以正常进行教学活动。由于办学经费不足，创办之初董事会曾决定每三年招一次新生。但赵元贞认为这不符合中学教育规律，力主连续招生，终于得到支持，增加经费和教学设施，于第二年连续招生，使得学校得以正常发展，并于1942年获教育部备案成功。
志果中学这颗幼苗，在赵元贞的精心呵护下，经过全校师生九年的努力，由原来无人知晓、默默无闻，到解放前因其办学有方、教学质量较高，成为一所声播陇原、受人赞誉的私立中学。赵元贞曾昭示志中校友：“世界最著名的学校是私立学校”，鼓励他们饮水思源，努力深造，将来服务社会。解放后，志果中学改设为兰州第二中学，赵元贞继续兼任校长。他在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坚持到校授课主持校务，深受师生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