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想午休，手机响了。
一个非常陌生的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是刘玫。
刘玫？我的面前顿时出现了一个高挑个儿、留着短发的圆脸姑娘，笑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儿，两排洁白的牙齿半露着。
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了。
认识她，是在我老家所在乡的乡政府。那是1989年，我在乡政府当专职新闻报道员，兼乡广播站的编辑。刘玫原是村里的幼儿教师，后来因普通话好，被推荐兼任了乡里的广播员。
刘玫当幼儿教师有一份工资，当广播员虽然每周只录制一次节目，可每月也能领40元的工资。同时，她的稿子写得比较多，稿费也不少。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大约在一百二十元左右，比乡政府的一般干部还高一些。但刘玫非常简朴，穿得和一般农村姑娘没什么两样。那时候，村村都有广播，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里，这一来二去，她就成了我们全乡有名的才女了，上门求亲的都挤破了门框。据说我们乡长的儿子也托人去过，同样碰了一鼻子灰。
每月的二十号，是我们报道组的例会。无非是通报上一个月的上稿情况，对上稿多的表扬几句。同时，发放上月的稿费及奖金。在开会之前，每人还发一本印着“新闻报道组”的方格稿纸。开会的时候，刘玫每次都把她的那本子稿纸翻来翻去地摆弄。有一次会后，她极严肃地把她的那本稿纸递给我说，你数一数吧，这本稿纸差两张。我一愣，大大咧咧地说，差两张就差两张吧，稿纸又不是我印的。她将稿纸扔在我的桌子上说，说得轻巧，差两张就能少写一篇稿子哩，给我换一本！我强忍住笑说，谁要娶了你呀，可算把日子过好了。
我们经常独处一室录制节目，又都是单身，很多人以为我们俩会有故事发生，可我们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
1992年夏天，全国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特大干旱。就在这一年，乡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乡里有几名干部因此被处分了，我们的自办节目也因此停了，报道组也解散了，我呢，应聘去了市里的一家企业。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刘玫。后来听人说她嫁到了北京。
我问，刘玫，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过得好吗？
电话里没有声音，我连续“喂”了很多声，才传过来压抑的抽泣声。
不用问了，她肯定生活得很不好，她原先是多么要强的一个姑娘呀。
过了片刻，刘玫才在电话里说，我一直在北京昌平的农村，还干村里的幼儿园老师。
我问，那你丈夫干什么工作呢？
刘玫叹了口气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本事也没有，现在全家三口都靠我每月几百块钱的工资过日子。
我忍不住问，那时候，有那么多好条件的你不同意，你干嘛……
刘玫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没办法呀！你还记得我们乡里发生的那件事情吗？
那年大旱，乡里有几个干部以领导村民抗旱的名义，驻在了一个村子里。但他们对抗旱的事情连问都不问，每天都猫在村支部书记的家里喝酒，经常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不知哪个报道员知道了情况后，写了篇稿子，题目叫《大灾之年别喝了》，署名“难言”。稿子在地区党报很重要的位置发表了，很快，那几名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最严重的一个被开除了公职，那个村支书也被撤了职。当时，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是谁写的。不过我一点儿也没有往刘玫身上想，不仅是因为她的性格，还因为那个支部书记，就是刘玫的亲哥哥。到今天我才从刘玫这里知道，那篇稿子竟然就是她写的。后来，被开除公职的那个干部打听到稿子是刘玫写的，扬言要找人弄死她，并多次往她家的大门上插过刀子。刘玫的父母担心女儿在当地早晚会被人暗算了，就托刘玫在北京昌平农村的一个远房姑姑，在那个村里匆匆给她找了个对象，把她远远地嫁了出去……
我非常吃惊，刘玫，这个沉默的姑娘，那么的简朴，那么的小气，竟然在当时的当地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她那么高傲的一个姑娘，曾经的生活多么优越，却因一篇稿子把自己的亲哥哥拉下了支书的宝座，自己在异乡一个她并不爱的丈夫家里默默地度过了十多个春秋，把自己推向了清贫的生活境地……
刘玫说，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读到了你的作品，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对你说说我憋在心里十多年的事儿，就通过报社查到了你的电话。
她明显比以前爱说话了，简直和我印象中的刘玫判若两人。谈兴浓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当年不敢问的一个问题，刘玫，当时那么多条件好的追你，你干嘛都回绝了呢？
她的声音明显低了，她说，我在等一个人，可那个人太傻，一直没让我等到……不过，现在看来，那个人是聪明的，人家是有大出息的人了。
我又吃了一惊，不知说什么好了。
她在那边轻轻地说，挂了吧，有时间再打给你。
我放下手机，呆呆地在床上躺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