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的单位是在农村，如果能到沅江去插队落户的话，也许能得到小张的帮助。那么只有跟他结婚才能实现这些，可是，我并不愿意去摘那未成熟的果子，矛盾的心理，加重了我的思想压力，在这种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有靠小张了，因此，决定给他写一封信。
麻科所党组织正在考虑他入党的问题，在沅江时，也对我讲过：他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安排，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而对他进行较长时间的考验。
由于种种顾虑，我没有勇气直接向小张要求去沅江插队落户，只是告诉他，政策允许自己挂钩，到老家和亲朋戚友的农村都行。而且特意提到不想与他分开，没想到他书呆子气十足，反应较为迟钝，我信中的弦外之音一点也没有理解到。在回信中，还积极鼓励我报到农村去锻炼，去深造。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将永远地爱我，又说：俩人之间的爱情只要是真挚的，远在天边同样是相爱。他的回信，他那坦诚的表示，使我又爱又恨，爱他是因为他的情感，可能发自内心；恨他太单纯，完全不懂我的心。当然，我们之间相爱的时间太短，他对我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的情况了解并不那么深刻，更不能正确估计我将来所谓的前途究竟是什么。
他的家庭出身好，从学校到单位一帆风顺，根本不可能随着我的旋律而奏起那爱情的乐章。我眼前生活道路上的坎坷，都无法跳过政治上对我的歧视，只会将我们拉开，当我想到这是不会有结果的恋爱时，决定把他降格为一般朋友。从此书信往来慢慢稀少。我的痛苦和无奈的选择，却引起了他对我的误解，认为我又找到了新的男朋友而疏远着他，我多么希望他能理解我的苦衷和无奈，我们彼此并无过错，而是当时那令人窒息的政治形势，毁掉了我们的初恋，使我们两个纯真的年轻人，都成了受害者，只是无处诉说。
后来，单位派他到北京开研讨会，顺便来到长沙，他向我父母表白对我的真爱，要求我下乡前与他完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身处逆境，前途渺茫，故不想结婚，不愿意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而勉强自己去当寄生虫。
不久，他的好友给我来信，说他生病了，组织上送他到长沙医学院住院，据说是因为失恋而引发的偏头痛病。他病倒住院，并不是我有意伤害他，我同样有伤痛，只是埋在心底里，作为朋友和知心人，应该去看望他。为了去医院看他，我推了一天板车才挣到买水果的钱。来到他身边，只见他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昏迷地睡在那里。我轻轻地叫了他一声，他睁开眼睛望一下我，立刻把头转向墙壁。当然，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他对我有所怨恨，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他。而我此时的心情也非常复杂，正在无言以对的时候，进来一位女护士，看见我坐在他身边，突然认出了我，叫我的名字，我仔细一看，她原来是初小的同学周爱珍。她问我他是我什么人，我不好意思站起来，没有回答，她笑着说：“我知道了。”她告诉我，他的病情较重，下星期转到中医学院，服中药可能适合治疗些。说完就走了。他一直面对墙壁不理我，我也只能安慰他几句，然后走出医院。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用推板车赚的钱买了一篮水果，很早来中医学院看他。这次，他坐起来了，脸色也好些了，见他病情好转，心里感到快慰。他仍然对我很冷淡，他叫我坐下，痛苦地对我说：“今后不要来看我了，你越来得多，我越离不开你，越恨你。”
此时此地我还能说什么呢？越说彼此越伤心，不如不说，我含着眼泪离开了医院。事实证明，他对我的爱是真诚的，其所以造成这种令人伤痛的分手，并不是我们双方本身的原因，只能是说无缘，只能认命！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后来，从他同学那里了解到，他组织上出面帮他找了个从长沙调来的中专毕业生，安排在实验室当助理，结婚后生了两个男孩。他治好病以后，不能从事科研工作，换了个收发工作。
一个人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初恋的情怀常常使我产生激情，成为人生中美好的回忆。
初恋结束了，我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我由同学介绍，在一个小学校代全校的体育课。一个月后被街道办事处知道了，给那个学校下了个通知，说我是上山下乡对象，不能任课，也不能办理劳动部门领取工资的手续。其实，学校领导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准备下学期继续留用，但街道干部的穷追猛打，我的一点点希望的火花也被踩灭了。
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政治运动，任何单位必须清退上山下乡对象的这些人，即使留用，也通不过劳动手续，没有劳动手续是领不到工资的。离开学校好久以后，我的工资是由学校想办法从其他款项中发给我的。
王叔叔见我还是闲在家里，也没有找男朋友，他十分关心我，要我继续帮他推板车，先解决目前的生活再说，干这个活，任何人无权干涉，发工资不需任何劳动部门的手续，我每天跟着王叔叔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劳动，一起玩，倒也开心。
街道上的基层干部无法强迫我上山下乡，也无法阻挡我推板车。他们认为我是顽固分子，时时都在注意我的一举一动。但是，我不违法，洁身自好，从我身上也找不到什么整我的借口，毕竟上山下乡是自愿的，任何人不敢强迫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