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开食堂这一新事物，也给我一家带来新问题。吃了两个月食堂后，父亲得了肺结核，我得了急性黄胆肝炎，都需马上住院治疗。根据家庭情况，我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住医院，但是医生说：急性肝炎一定要马上治，是一种传染病，要隔离所有家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即算不死，拖下去会转为慢性肝炎，那就会影响一辈子身体健康。
父亲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先让我去住院，找单位借点钱，以后从工资中扣除。父亲的病就看门诊，吃药治疗。政府对职工实行公费医疗，这样一来，我父亲治病就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大家高兴了。父亲也带病坚持工作，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政府。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由于付不起医药费，只得提前出院了。15天住院费是37元钱，单位每月从父亲工资中扣出5元还账。扣了半年才还清我的住院费。
虽然每月只扣5元钱，数目不大，却对我家的生活影响很大。母亲每月找邻居借钱，今天发工资还老账，明天又开始借新账。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东扯西拉的度日。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办食堂好，历史证明，这些纯属瞎胡闹，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政治运动都草草收场了。父亲的病通过医治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年后痊愈了。
195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了，当时18岁。
我们很多大龄的同学，都是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有的高小没有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还有些同学不想升初中也想去当工人，而我与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一心想读书，将来还想读大学。这种想法谁也不知道，我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知道父母为了我的升学问题产生了分歧，父亲日夜盼望我和哥哥快快长大，早日参加工作，为他减轻负担；而母亲希望我们多读书，只要能考上，再大的困难也愿意去克服，去战胜。
哥哥读五年级的时候，正遇上大跃进，学校停课搞炼钢，他顶替姨妈去修京广复线铁路了。在家里他常常吃不饱，铁路工地伙食不错，年轻人在一起又很好玩，在家里父亲经常打骂他，不自由，不好玩，所以他不肯回来读书。修完京广复线后，他又去参加东屯渡的建桥工程。
报考初中的时刻到了，父亲坚决不许我去报名。班主任老师跟父亲做了几次说服工作，才勉强同意我去试试看。
八月初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考取了长沙市第十七中学，我喜出望外，高兴得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可是父亲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的，沉默寡言。母亲无奈地对我说：“家里确实没有办法供你再继续升学，即使做妈妈的同意你升学，实际上这只是一句空话，要解决学费根本没有办法，多理解、多体谅做父母的难处吧！”
我低下了头，含着眼泪呆呆地望着自己的一只脚尖，来回不停地在地上擦着，长长的辫子从胸前垂至大腿。
每天，我照常出去卖冰棒，很晚才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