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诗攀上古代诗歌园地的颠峰后，对其研究评价的热情和深度，可谓一代盖过一代。时至今日，唐诗评论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虽不能说是绝后，但也可说是空前。尽管如此，在这块园地里却还留有待耕垦的半荒地，这就是作为唐诗整体组成部分的大型咏史组诗的研究现状。
唐诗创作似万树花开，咏史之作犹绚丽一株。而这棵花树在评论园地里却显出独特的景象，烂开放者有之，含苞待放者有之。这是由于咏史诗的作者有高下之分，作品有良莠之别，故而研究评论名家名篇的热情历来不减，有似花朵绽开，对于小家所为组诗的兴趣始终不升，有如花蕾紧苞。
近代以来，专门研究大李杜、小李杜、刘禹锡等人咏史之作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繁不胜览，而专题评价晚唐诸家咏史组诗的论说，则不过寥寥数种，寂若晨星。
张政先生《讲史与咏史诗》一文，作于一九四一年，刊于一九四八年，是近代第一篇对晚唐咏史组诗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力作。此文洋洋洒洒数万字，包括十个部分：“一、宋人关于讲史之记载。二、早期讲史话本之特征。三、唐经进周昙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五、汪遵、褚载及罗隐。六、孙玄晏及晚唐咏史诸家。七、宋人讲史之作。八、宋以来咏史瞥记。九、咏经子。十、结语。”前言讲到此文的写作缘起：“年来涉猎史传则常注意历代之小学制度及社会教育，深觉讲史一艺盖出于晚唐之咏史诗，初由童蒙讽诵，既而宫廷进讲，以至于走上十字街头。虽材料尚不充分，书籍亦有知而不可见者，然演化之迹不无可寻，因写为此篇”。遂围绕宋代讲史艺术及话本与晚唐咏史组诗之关系展开论述。其中的三、四、五、六部分是考证诸家咏史组诗的版本、注评、流传、佚存及其影响。尤以胡曾、周昙二家为重点，得出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也留下一些待讨论的问题。如认为胡曾《咏史诗》盛行数百年，主要表现在两种用途上：“用为训蒙课本”，“用为讲史话本”。又认为：“周昙经进《咏史诗》者，与平话之体尤相近，实可断为讲史之祖”。还通过分析胡曾《咏史诗》之陈盖注、米崇吉评，和周昙《咏史诗》的自注自评，得出结论：“平话即由咏史诗演变而来，平者诗评，话者讲语也。”案张先生将周昙自注自评称之为讲语。此谓胡曾《咏史诗》曾用作蒙学教材，及胡曾、周昙诸家咏史组诗对宋元讲史话本、明清演义小说都产生过影响，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但又以为讲史艺术及平话皆源渊于此，则为后来的宋元话本研究者所未认同。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史的起源和发展》，中华书局，1980年。八、九两部分对宋以后咏史组诗及咏经子作品进行一番梳理，“以自来学者对于此类作品多不注意”，故亦属突破性研究。此文创意颇多，然筚路蓝缕，亦难免疏失。
任半塘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撰成巨著《唐声诗》一书，在上编第九章《杂吟与声诗》部分专辟《讲史》一节，对晚唐咏史组诗与讲史之关系，亦作了论述。认为：“唐人有‘咏史诗’一体，配合说白，而成讲吟。其完备之本，今虽不传，而胡曾、周昙、孙玄晏三家之咏史诗，则仍可见其大体”。惟不同意张先生所说的“讲史一艺”中的吟唱，盖始于晚唐咏史之吟唱，而认为始于“带说带唱”的北魏《真人代歌》。还认为“晚唐咏史之诗篇虽传入后世话本，若其吟咏之法，则并未传入说话伎艺”。
陈贻先生于一九六二年的《文学评论》第六期上发表《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一文，在谈到李商隐的咏史诗对于晚唐咏史的影响时，简明扼要地论及胡曾等人的《咏史诗》。他说：“也许由于七言绝句短小精悍，运用起来方便，这类诗歌又大多采用这一体裁。较李商隐时代稍晚的胡曾就曾经用七绝写作了《咏史诗》一百五十首，周昙写作了一百九十五首，孙元晏也写作了七十五首，真是洋洋大观。这几组庞大的《咏史诗》，表现了诗人们对时政的无限关怀，也间有好的议论，但艺术性都较差。所以纪昀说：‘若但议论而乏神韵，则胡曾咏史，仅有名论矣。诗固有理足意正而不佳者。’（《北齐二首》其一后批语）他们采用七绝写作了大量的咏史诗，也可能受到李商隐的启发。然而这些作品的写法却很陈旧，不仅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没有任何创新，也未能学到李商隐的一点长处。可见大量采用某一题材进行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共同性的。但是，要想写出好作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还有赖于诗人的天才和努力。”短短数百字的评论，言简意赅，十分中肯。
《求索》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刊载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是陈书良先生讨论胡曾《咏史诗》的专题论文。前半部分考胡曾生平事迹，鲜有创获。后半部分论《咏史诗》的艺术价值，多见人为拔高的痕迹。认为胡曾咏史之作，有许多是“不乏神韵而又颇具精辟的见解”，并举《乌江》、《汉宫》、《官渡》、《细腰宫》、《陈宫》、《东海》、《沙丘》等为例以明之。然而，读来读去，实在品味不出神韵何在？结语写道：“历代诗论认为自李贺以至晚唐的杜牧、温、李诸诗都是‘丽’的。而李贺为‘凄丽’，杜牧为‘俊丽’，温庭筠为‘艳丽’，李商隐为‘丽密’。胡曾能在这样的时代，不为‘丽’风所靡，如疲兵独坐高楼，黄昏吟笛，力标清易，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将本非同等艺术档次的诗人诗作拉在一起作比较，以凸显胡曾是“一位颇具特色而久被湮没的诗人”，似有不伦不类之嫌。
刘业先生的《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是较早较系统地研究介绍敦煌残卷所存晚唐诗人赵嘏创作的大型咏史组诗——《读史编年诗》的专题论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先介绍敦煌本《读史编年诗》的来龙去脉，次录残诗三十六首，略及校订，又次与《大千生鉴》作对比研究，末则据有关史籍考诗中所写人物事迹的出处。其后，陶敏先生于一九九六的《咸宁师专学报》第十六卷第二期上发表《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与作者》一文，徐俊先生于二〇〇〇年六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都对《读史编年诗》续作整理性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有张晨先生的一篇专题文章：《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咏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由副题即可明了所论述的重点。文章首先提出命题：“诸家《咏史》组诗是一种有特色的俗文学创作，性质属于唐人自创一格的学校读物，其体式渊源应溯至初唐时期类书体制的《杂咏》的兴起；类书、蒙训教材是《咏史》组诗形成背景中两个重要因素。”然后分三部分展开讨论。此文立意颇新，亦有创见。但可能是选题很大，内容很多，却以较短的文字来论述，故对咏史组诗与类书和蒙学的因果关系，似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得要领。如谓大型组诗受类书影响，确为事实，但又谓大型咏史组诗直接导源于用类书体制写作的《杂咏》，则未必是。文中有些提法似亦欠妥，或欠实事求是的态度。如谓咏史组诗是一种“俗文学创作”，好像是说咏史组诗的创作，以其具有语言通俗、构思简单的特点，就笼统地称为俗文学。若依次类推，在晚唐其他题材的诗歌作品中，有此特点的不少，岂非亦成为俗文学创作？又谓这种“俗文学创作，性质属于唐人自创一格的学校读物”。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是“学校读物”，要做具体分析。赵嘏《读史编年诗》、胡曾《咏史诗》等确为学校读物，然如吴筠《高士咏》五十首、《览古十四首》，岂亦学校读物？又谓周昙《咏史诗》“当为官学教材”，与周昙在《吟叙》、《闲吟》二首诗中明确表达的创作目的大相径庭。还强调地提出：“另有一点人未注意的是，《咏史》组诗似并不以‘百篇’为定制”。不知古今何人曾提出过咏史组诗要以百篇为定制，而如此郑重其事地予以否定？又在论文摘要中说：“文中又提出敦煌本《编年诗》是赵嘏所作，为唐诗辑佚提供了新见。”正文中又说《读史编年诗》“的归属长期未得确定”。案此文的尾注（22）已引刘业先生《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一文，而刘文已据有关史料证明《读史编年诗》为赵嘏所撰。而且，《江海学刊》一九八九年第六期有谢巍撰《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者佚名考及其他》一文，专门探讨《读史编年诗》的作者问题，征引大量史料，考定为赵嘏作。
一九九九年，张浩逊先生所撰《唐诗分类研究》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七章《唐代咏史怀古诗》第三节《剪裁千古献当今：唐末四个“专职”咏史诗人》，专门论述胡曾、汪遵、周昙、孙玄晏四人的咏史诗。谓此四人为“专职”咏史诗人，似属调侃。其实，胡曾还有《安定集》十卷，不是仅能咏史者，孙玄晏曾任中书舍人，显为唐末才俊之士，故其作品肯定不会限于咏史，后文均有专章考论。文中对他们咏史之作的评价是：“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艺术上较为粗糙，平直寡味，兴寄不深。”又对他们的影响有个概括性描述：“尽管他们四人的咏史诗难以列入唐代咏史诗的上乘，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开创了专以七言绝句大量写作咏史诗并结为专集的诗坛新风。这股风气影响所及，直贯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因此，从咏史诗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四人的功绩未容忽视”。所论比较中肯。
另外，许总《唐诗史》第六编第三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雷恩海《中晚唐咏史诗述论》一文，吴兆路、金伯昀主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虽都论及晚唐咏史组诗，但仅一笔带过，未能深入。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第二编第一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三章，中华书局，1995年。均辟有专节论述吴筠《高士咏》及《览古十四首》。
莫砺锋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二〇〇〇年第四期的《论晚唐的咏史组诗》一文，是继张政先生之后，研究晚唐咏史组诗的又一篇力作。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咏史诗由班固创始至晚唐间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简述胡曾、汪遵、周昙、孙玄晏等人的咏史诗集在历史上的著录及流传情况。第三部分叙述今传四家咏史诗集的编次方法和命题方式，从中抽绎出结论：“晚唐的这些咏史组诗大多缺乏随机性和创作冲动，基本上不具有咏怀诗的性质，表现出与咏史诗传统写法的疏离。”第四部分所论，则是此文重点，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间与他人咏史绝句作比较，分析大规模地写作咏史组诗对艺术水准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由于是大规模的组诗，构思方式难免雷同，甚至形成了一些套式”。于是从胡曾《咏史诗》中分类析出四种套式。“其次，由于是大规模的组诗，就不大可能精益求精地惨淡经营，再加上胡曾等人才力有限，其咏史诗即使摆脱了上述套式，也仍然缺乏精警的见解和深厚的韵味，从而在艺术上没有独创性”。以胡诗与咏史高手李商隐、杜牧的同题材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二者的“艺术水准相去甚远”。第五部分仍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阐述其诗艺术水准虽低，却又相当流行并对通俗小说家产生影响的原因。文末有一段总评性质的文字，准确而中肯地指出晚唐咏史组诗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及应该研究其价值所在的方面：“如果我们把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也作为评判其价值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晚唐咏史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应该得到全面的审视。就诗歌自身的艺术水准而言，它们当然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它们通俗易懂，所以流传很广，并通过通俗文学的途径而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它们所拥有的读者群反而比杜牧、李商隐更为众多。也就是说，晚唐咏史组诗在雅文学范畴内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向俗文学的转化而得到了补救，所以它们仍是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现象。”
唐宋时期，尚有为胡曾《咏史诗》作注评者，代表着古代研究大型咏史组诗的一个方面。近代以来，鲜有做此种性质的研究工作，惟陈贻先生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对胡曾、周昙、汪遵、孙玄晏等人的咏史组诗有简注，尽管差强人意，毕竟开了好头，还是值得肯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选本形式注评、赏析古代咏史诗的著作渐多，其中都会入选几首大型咏史组诗中的作品。羊春秋、何严《历代论史绝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降大任、张仁健《咏史诗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陈健根《咏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黄益庸《历代咏史诗》，大众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杜立《历朝咏史怀古诗》，华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尽管这些都是普及性质的读本，谈不上学术性，但对广大读者从中了解唐代咏史组诗，还是起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