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赵嘏传》笺注曰：“按嘏第进士之年，向有会昌二年、三年、四年三说。”案赵嘏进士及第之年，除此三说外，尚有一说，即会昌五年。兹略考如次。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诗集类解题谓：“《渭南集》一卷，唐渭南尉赵承撰。压卷有‘长笛一声人倚楼’之句，当时称为‘赵倚楼’。”次即著录并谓：“《马戴集》一卷，唐马戴虞臣撰。以上二人皆会昌五年进士。”意谓赵嘏与马戴皆于会昌五年进士及第。万曼《唐集叙录·会昌进士诗集》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马戴集》一卷，唐马戴虞臣撰，并云：‘以上二人，皆会昌五年进士’，以上二人，指项斯与赵嘏。”此说未妥。案《直斋》著录《项斯集》于《渭南集》之前，且解题谓项斯“会昌四年进士”，而《渭南集》之后为《马戴集》，则解题所谓“以上二人”，显然不是“指项斯及赵嘏”，而是指赵嘏与马戴。《文献通考》卷二四三《经籍考》诗集类著录“赵嘏《渭南集》三卷”，解题仅引“晁氏曰：‘唐赵嘏承也。会昌四年进士，终渭南尉……’。”而不引陈氏解题文字。次又著录“《马戴集》一卷”，解题引“陈氏曰：‘唐马戴虞臣撰。’会昌四年进士。”案今通行本《直斋书录解题》乃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录成书者，所辑陈氏对《马戴集》所作解题，与《文献通考》所引陈氏对《马戴集》所作解题，文字颇异，岂四库馆臣辑录之误欤？然而，陈氏用合并叙述之法，不仅此一例。如《皇甫冉集》与《皇甫曾集》，《包何集》与《包佶集》，《香奁集》与《唐英集》，《褚载集》与《王毂集》，《于武集》至《刘威集》等四集，均于后一种诗集的解题中一并叙述撰者登第之年，而《文献通考》亦皆照录无异。则陈氏对《马戴集》所作解题文字，当为《直斋书录解题》所原有。此盖马端临认为陈氏之说有误，故于《渭南集》陈氏解题，只引晁氏之说，又于《马戴集》下径改陈氏之误。由此断定，“会昌四年进士”乃马氏之言，已非陈氏之语。案马戴确与赵嘏于会昌四年同时登第。据《唐摭言》卷一一《已得复失》条：“张，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等八人，赵渭南贻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唐诗纪事》卷五六“赵嘏”条亦具引。推知陈振孙之误，盖由此而生，误会越嘏与张同时登第，赵嘏未被覆落，故以诗慰覆落之张。马戴则以与赵嘏同榜进士而连带误及。尽管陈氏之说有误，但既是介绍赵嘏登第之年有几说，并推究误说之是非，则此说自应备列为一种。
《校笺》又曰：“明胡震亨《唐音统签·赵嘏小传》谓嘏为会昌三年进士，而是年进士状元乃卢肇，非郑言，故此说亦误。《登科记考》列赵嘏为会昌四年郑言榜进士，是徐松所见《唐才子传》本与胡震亨及修《全唐诗》者所见《唐才子传》本不同。徐所见本为四年，今通行本为二年。故赵嘏第进士之年有此不同。”案《唐才子传》谓赵嘏为“会昌二年郑言榜进士”，言“二年”误，而“郑言”不误。又案同书卷七《马戴传》：“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与项斯、赵嘏同榜，俱有盛名。”二人同处一卷中，何以不能照应若此？
据《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赵嘏，“字承，山阳人。会昌二年进士，大中间，仕至渭南尉。有《渭南集》三卷，又《编年诗》二卷，并传。”此盖节自《唐才子传》。又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九《礼部郎中》条郑言名下注曰：“《唐才子传》七：会昌二年，郑言榜进士赵嘏。”知明清人所引《唐才子传》均作“二年”。《唐才子传》在明初尚存，此后渐湮。明英宗正统六年编撰的《文渊阁书目》，所著录者为内府藏书，卷六《宙字号第二橱书目》有：“《唐才子传》一部，三册。”至神宗万历三十三年点检内府藏书，撰成《内阁藏书目录》，已经不著录《唐才子传》一书。又现存明代书目，除叶盛《竹堂书目》卷二经济类著录“《唐才子传》一册”外，再无著录。案叶盛为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十年卒，亦明初人。可见《唐才子传》在明初尚存，之后散佚。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此书单行本已无从寻觅，遂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残本以充数。所幸者，元代刊刻的十卷足本尝传入日本，且流传下来，今有影印本行世。日本又有据元刊而重刻之数种十卷足本，其中有的在清代后期转输中土。此后，中国学人颇有以十卷足本与八卷残本相校核者。然而，在这数以十计的版本中，无一本谓赵嘏于会昌三年或四年进士及第，均作“二年”，显然辛氏原文已误。综观上述，笺注者认为《唐音统签》所据《唐才子传》作“三年”，以及修《全唐诗》者所据《唐才子传》作“二年”，而徐氏《登科记考》所据之《唐才子传》独独作“四年”，实在令人怀疑。因为胡震亨及修《全唐诗》者撰写赵嘏小传时，中土已无单行本《唐才子传》可参，除上面所举两条证据外，尚有更重要的证据可说明这个问题。
遍观《唐音统签》，尤其是其中的《唐音癸签》，引述传记、笔记、诗话等典籍甚夥，却惟一不及《唐才子传》，可知胡氏当年根本没有见到此书。再检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不著录《唐才子传》。又据王士《池北偶谈》卷一二《谈艺二·唐才子传》条云：“杨文贞《东里集》载：《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著，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诗名当时。其见于《唐书》者百人，其行事不关大体，不足为劝戒者不录。《研北杂志》记王执谦伯益事云：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并称能诗。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文房此书，视二书当尤详备，惜今无传矣。”案杨文贞即杨士奇，主持编撰《文渊阁书目》者。季振宜与王士分别为清初时的大藏书家和文坛泰斗，广识博览，均无缘收藏、阅读《唐才子传》，可见此书在当时确实“无传”。修《全唐诗》者亦当有“惜今无传”之叹，因为将《全唐诗》编者所撰赵嘏小传与《唐诗》稿本赵嘏小传比较一下，即知前者盖删节后者而成，案季振宜曾汇编《唐诗》七百余卷，今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全唐诗稿本》即是，而本书引用时则称为《唐诗》稿本，康熙钦定《全唐诗》即以此为蓝本。根本没有“修《全唐诗》者所见《唐才子传》”这回事。
凡此种种，足可说明《登科记考》所据《唐才子传》并非作“四年”，盖徐氏以“二年”显误，从而径行改正，未出校语，致有是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