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乐出声来，说：“那我先欠着账吧。”
劳拉对我说：“你帮我作证。”
我说：“行，我作证。”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说：“你说我会跟她恋爱吗？”
劳拉说：“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犹太公主’。”
安德烈说：“我用英文也叫你‘犹太公主’。”
劳拉想说什么，却嘿嘿笑着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间，她说：“知道我刚才想说他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揭他短儿。”
“噢。”
“不问问我想揭他什么短儿？”
“好吧，你想揭他什么短儿？”我听上去是真有兴致。
“他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的时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议去Tiffany买，他说太贵。总算被我拉进Bloomingdale"s，我要他买一克拉的，他最后还是买了这个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犹太男人订婚，至少给你一克拉！我父亲送过我母亲十克拉的钻戒，信不信由你。”
“我信。”
“我母亲戴出门的十克拉是仿制的，同一个工匠做的，仿制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仿制吗？”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大的钻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银行保险箱里。仿制的那个也要三千多块。说了你都不信。”
“是没法信。”
“后来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还是依了我。你喜欢这种字体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书上的字了！”
“什么字体？”
“你没看见？！”
劳拉问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伪钻戒脱下来。她盯着戒指后面看了半天，然后又来看我。我心里想，全完了。
劳拉说：“这后面刻了你们两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她觉得我非常可疑。
我说：“你真看不出来？”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笑起来：“我以为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呢——这个是仿制品。”
我这个大疑团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她母亲的十克拉钻戒神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怎么敢把真的戴出来？我也把它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劳拉说：“我说呢。第一眼我就觉得它不像。不过圣诞节你该戴真的，因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来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够隆重。”
原来局势仍不妙。我心里飞速盘算，去哪里弄到三千块，去把那个真玩意儿买回来。看护刘先生我挣的一千来块钱倒是一分没动。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两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艺术瘪三，榨干他们也别想榨出四位数借款。我突然想到那个“人类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劳拉告假，说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手机的电池又耗尽了，只得去找投币电话。安德烈从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一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将硬币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远装着停车或打投币电话用的硬币、一包纸巾、一块折成四方的洁白手绢，还有一把瑞士十字军多用折叠小刀。他要万一做了罗宾逊，可以活得不错。用十字军刀上的小放大镜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锯条伐木。据劳拉说，他还在口袋里添了一样必备：抗胃酸药，因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着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他爱怜、惹他担忧的小可怜儿。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电话，拨了掮客的呼机号，又把我正使用的这台公用电话号码输进去。刚挂上电话，一位老太太过来，请我躲开，因为她要打电话。我退后几步，她看我一眼，又说：“劳驾，能请你再走远些吗？我从来不习惯我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站个人。”
我傻瞪着她，然后发出一个白痴一般的烂漫笑容，再硬起舌头说：“不懂英文。”
她把字吐得仔细至极：“请、你、走、开。”
我说：“不、懂、英、文。”
她瞪着我，我是她最近几天见到的最讨厌的一个人。大过节的，她不想见到任何惹她讨厌的人。
老太太说：“那就回你的中国、日本、韩国去，反正你从哪儿来我不介意——反正哪儿来哪儿去。”
我站在原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个美国，一下子冒出这些亚洲穷光蛋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滚回你的亚洲去。”
这时一个清朗的女声从我身后传来，说：“滚回你的坟墓去。”
我一看，是劳拉。她脸上没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温婉，只是下巴翘起来，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个极酷的微笑。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高雅的愤怒。
老太太像是要昏过去，白面孔成了银灰色。
劳拉把她房间的钥匙递给我，眼睛仍盯着老太太。她说：“用我房间的电话。我得在这守着，万一这位老人家给我气出好歹来。”
我到劳拉的房间，给“无出路咖啡馆”打了个电话。那边回答说，他今天还没来，不过可能马上会来。我把劳拉房间的号码告诉了他。
半小时过去，仍是没有消息。我想大过节的他买卖可能不错，找他卖卵子的女艺术瘪三可能不少。
等了近一小时，劳拉回来了，说是替我列了张购货单。我不懂她说什么。她说明天是圣诞节早晨，大家要拆礼物，我必须给安德烈一家三代准备一些礼物去拆。她还告诉我，打听谁喜欢什么是门学问，她旁敲侧击替我打听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欢什么。
她指着长长一列名称：“他的祖母比较好办，收集水晶制品。祖父比较费事，喜欢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这些封面装饰他的私人图书室。你看，安德烈的妈妈兴趣很广，可送的东西就多，David Kurk的首饰，印第安地毯，远足鞋，登山拐杖，La Ashlay的卧具和棉布乡村式连衣裙，各国邮票，各种艺术品——油画，水彩画，铜版画，木刻，抽象或者写实的雕塑。反正我全给你写下来了。最难办的是他父亲，他什么也不需要。”
她指着那张购物单，面色严肃紧张，然后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
她说：“两个半小时后，全部商店都关门了。圣诞节前夜提前停止营业。所以你必须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这些购买。”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发呆。她去衣柜取大衣。
她说：“我可以陪你去买。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说：“啊？！”
她说：“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置办礼物？”
我心里想，豁出去了。我说：“一千，够吗？”
她马上没劲了——我只有一千块请她帮我花。
她说：“我得盯在这儿。在旅馆餐厅订了只烤鹅，我得确保他们在鹅肚子里塞的东西样样都对。你不盯着，鬼知道他们填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拿着劳拉开的购物单走到大街上，先买了一只水晶天鹅，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个不小的百分比。我顺着密歇根大道往前走，感觉总是过着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红深绿为主的购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闹，人们躲在噪音里打嗝、诅咒、放屁，却什么也不被听见。今天连乞丐的大声讲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动嘴巴，都在张大嘴哈哈地乐，可你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声音失去了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
我每花一笔钱就有一股燥热涌到脸上，在那里形成毛毛汗，霎时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顺着我的后脑勺，沿着脊椎骨钻下去。
我只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四项购买，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回到酒店，劳拉披着大衣在门口站着。见到我她小跑着上来，说她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说：“这家伙上来就问我，你想卖几颗卵子？”
我做出不懂她在讲什么的表情。我的英文反应迟钝并不完全是弊端。有时我想蒙混过关，或多赢得一点时间来想对策，别人就把我这时的装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劳拉眼里远比我本身憨厚。
她说：“后来他说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当你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别好奇，问他：‘你买女人的卵子干吗？’他说：‘我只不过是个经纪人，把卖方和买方的头牵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说：‘都谁是买方呢？’他说：‘反正不是餐馆。’我乐了，问他：‘一个卵子值多少钱？’他说：‘从六百块到几千块，得看你是谁了。’我说：‘如果我是克林顿夫人呢？’他说：‘她的蛋早下完了，没下完也都不新鲜了，孵出的孩子都是愚童症。’我差点乐死。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卵子出售，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你看我还有什么可出售的。他还当真了，说：‘眼角膜。’”
劳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也跟着笑。或者发出和笑声相仿的声音。
她说：“这家伙说笑话自己一点儿都不笑！”
我想，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在说笑话。
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的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的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