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的，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我从被我烤得焦黄的吊柜里取出一包方便面，又去开冰箱取鸡蛋。我已经很久没买蔬菜了，见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绿的菠菜叶，不由得食欲中烧。我基本上已被房东撵出门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沾最后一点光——我从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叶。十分钟后，我的锅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来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谢谢。”我当然不会学习老八路留几毛钱。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风还是值得借鉴。
我把面条端到桌上去，又为自己铺好餐纸。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只小锅搁在桌上，下巴几乎架在桌沿上，两脚在桌对过的椅子上歇着，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唱，嘴里“呼啦呼啦”、热气腾腾、连汤带水吃着方便面。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我感觉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礼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实在别人的国家夹着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坏了，此刻我从仪态上到操行上，都给自己来了一次休假。
牧师太太从厨房门口走过。她大概以为牧师回来了，把音乐开得这么响。但她一见占领了厨房的是我，眼睛出现一个大问号。我对她一扬手，说：“Hi！”
她似乎这才确定她看见的确实不是别人，是我。她想，这个貌似胆怯、多礼的东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讪地问了问气候，身体已在撤离。我看见诧异在她眼里飞快发酵。她一再地想：假如这东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话，这三个月的装蒜可够她受的。
这时我的手机在书包里响起来，我跟牧师太太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去书包里翻找电话。为了图价钱便宜，这个手机的分量等于一只小哑铃，体积也相当可观，所以它总是沉在书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书本，摸到它，对方已改了主意把电话挂了。但我假装电话接通，这样牧师太太可以把我一个人剩在厨房继续舒服。
牧师太太却走进来，为自己做了一杯热巧克力，在我对面坐下来，同时把两只脚架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听我对着手机讲中文——反正她听不懂，听听也无妨。她把我刚才正做的填字游戏拖到她面前，顺着我做的做下去。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是供时间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时间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给了我一个惊讶的眼色。我对着毫无反应的手机不知在胡扯什么，心里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该走；若走该如何走；走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我提防她；若她认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余，她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她对我巨大的失望和识破之上，是否又会增添一层失望和识破……
我正跟自己聊得热闹，突然听见“嘀零零”一声。我见牧师太太蓦然抬起脸，瞪着我手里的手机。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嘀零零”来自哪里，又是一声“嘀零零”。响动就发自我的手机。
我跟房东太太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间绝大部分花招，更别说我这儿的东方花招。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个在花招上贫乏的男人，因此她什么都去猜就是不去想这是我耍的花招。
她说：“这种新科技就这么讨厌，永远也别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我说：“可不。”
我赶紧摁下回答键，对话筒说：“哈罗？”
电话里是个英语纯正的女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爸爸昨天夜里中风了。”女人说。
我说：“哈罗？！什么？！？！”
牧师太太看着我，我也以同样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她。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电话上的女人说：“我父亲昨天夜里中风了，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我说：“哈罗？什么？！”
我又耸肩又把两个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牧师太太也是又耸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
电话里的女人说：“对不起，你听不清吗？是这样，昨天夜里我父亲中了风，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说：“哈罗？！？！？！……”
牧师太太说：“她说她父亲中风了，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看看她年轻光润的脸：这下惨了，她居然听得见——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刚才玩的花招了。她却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变成我的助听器。
电话里的女人这时哭了起来。她说：“父亲买了机票，准备去芝加哥看你……”
我这才悟过来，电话里的女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刘先生的女儿。
我说：“上帝，我们前天通电话他还好好的！现在他怎么样？！”
刘先生的女儿说：“不知道。他还没醒过来……呜呜呜，我今早乘飞机，刚刚到……”
“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
“没有……呜呜呜。”
“那是谁把他送进急救室的？！”
牧师太太意识到我在讲英文，便赶紧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热巧克力。她认为既然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她就不该听了。她脚步飞快地离开了厨房。
“警察。呜呜呜……”
“警察？！”
“我爸爸还算走运，他昨晚出去看戏，回家十一点多了。进了家门他没来得及拨密码解除防盗报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钟警车就来了。呜呜呜……”
“你别哭。说不定刘先生会很快恢复。”
“你能来一趟吗？”
“……我的期终作业还没完成。”
“等你完成了，来也没用了。我爸很欣赏你，说你比我懂事体贴，又勤奋又用功。你为什么不能把期终作业拿到这里来写呢？”
我心想，我最大的苦衷还不是期终作业，而是旅费。我上哪儿去筹这笔机票钱呢？我对刘先生的女儿说：“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吗？”
“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戏，我知道那不是实话，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觉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国，暂时得有个爸爸……呜呜呜……”
“哦，看上帝份上，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
“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得中风的老人打交道，我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跟中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挂了电话，我心事重重走进卧室，见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师太太的手迹。我拾起信封，打开它，里面却是一封给“亲爱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发现一张小纸签，房东太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等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我赶忙把那封两页纸的信读完。大体上它把我是怎样一个穷光蛋介绍了一番，然后号召全体教友为我捐款。牧师太太告诉教友们，我每天如何勤奋地读书、写作，如何是个对美国文学艺术将会有贡献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这才知道牧师太太对FBI的印象不佳，她对她的教友们说：让我们以诚挚友情把这个不幸的中国孩子带出FBI的阴影，领到我主的关爱中吧！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直纳闷，牧师太太怎么没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电费。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却发现巨大的蜡台下仍压着那一笔笔钱。牧师夫妇竟没发现我争取做良好房客的实际行动。但我立刻感到侥幸，我去看刘先生的机票有着落了。我把钞票从蜡台下抽出，赶紧回到卧室去给里昂打电话。他对买各种廉价机票、音乐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电话打到“无出路咖啡馆”，他果然在那里。“无出路咖啡馆”里有块黑板，各种投机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贴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钟就为我找到了一个机票贩子，一张去洛杉矶的“红眼睛”机票只需两百零八元。
一小时后，我和机票贩子在牧师家附近的“7-11”杂货店接头。机票贩子说他只收现款或大麻。我递给他一摞二十元的钞票，他认真点着钞票，我认真检查机票上的所有细则是真是伪。
他说如果机票出差错我可以扣下里昂当人质。我笑着回答，如果他发现伪钞，也尽管拿里昂做人质。他跟我一块儿走出店门后，我发现他手里出现了一块火腿三明治。我问他除了机票他还卖什么。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骂骂咧咧地说这种杂货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进街边垃圾桶，同时反问我：“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什么你都能买到？”他说差不多。上次有人通过他买到一颗女人的卵子。我装着没事，心想没准就是这小子差点做了里昂肾脏的掮客。我向他打听一个卵子标价是多少。他说没有统一标价，价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岁数，什么人种，学历、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价位。他说：“打个比方，你的卵子应该价钱不错，因为你看上去像个博士生。”我说：“硕士生。”他说：“博士和硕士差价仅是一两百元。”他又说：“黑头发比红头发价钱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般红头发女人性情不好。”我问他黑头发的价码是否低于金头发。他说：“这就得看谁买了。有人认为金发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愿意他们的女儿有一头金发。”我说原来此中学问颇大。他说当然，有关遗传工程的书籍他都写了好几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钱出版。
我留了他的呼机号码，假装走进一幢四单元的公寓楼。直到他瘦高而弯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弯处，我才穿过马路回牧师的家。我不愿暴露我的真实住址给一个人类器官掮客。
刘先生温文尔雅地在氧气管、输液管、排尿管的网络里持续昏迷。我看到床头床尾都是鲜花，心想这位女儿就用鲜花来伺候她父亲。她把我从机场接到医院后，马上到走廊上打投币电话去了。她说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两个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为男朋友订的生日蛋糕上的贺词改写，还要打电话给兽医，推迟她那匹马的体检。除去这些，她每小时给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电话，看看保姆是否让孩子按时进餐、马桶训练、看图识字、出门散步。或者检查保姆是否在电话上跟朋友或姘头瞎聊天。这个离了婚的年轻母亲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坐了一夜飞机，站在刘先生旁边不断打着短促的盹儿。刘先生倒没有明显病容，只是没有那股洁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显得过分松弛，过分软和，使他乍一看像个老奶奶。
我母亲穿着白色细绒衣、背带工装裤的照片一直夹在刘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这身打扮站在门口，望着突然造访的李师长，呆了。她说：“请进吧。不过地方好小，首长不要笑话。”她还有三个小时就要随刘先生去美国了，房间里不值钱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给了房东，比如被褥、窗帘、帐子、凉席，一些家乡特产的蚊烟，一套不粗不细的瓷器，两个铁锅一个沙锅。稍值一点钱的那架老式无线电和一些书，一套大小俄国木娃娃（刘先生赠她的礼物）就暂时存放在房东太太那里，等着魏小姐来取。
李师长说：“我刚刚开完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李师长一看见两只帆布箱搁在亭子间门口，便说道：“要出门啊？”
“不是。想换一处房，这里太小。”
“什么时候搬家，我叫司机开车过来，再派两个战士给你，归你指挥。”
我母亲心里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刘先生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这条弄堂可停不下两部汽车。她请李师长坐。李师长说开会坐累了，站着伸伸筋骨。她说她马上去房东那里讨杯开水，给他泡茶。
李师长却拉住她，把她径直拉进自己怀里。
他说：“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块儿搬吧。”
她看着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们说的威风凛凛可就是指这张面孔？她伸出手指，摸着他线条极硬的下巴。她看见自己的手指那么胆怯又那么好奇，是个孩子的手，一个招惹暂时温和的大兽的孩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跟他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使她肉体深处再次发生那种奇特的抽搐。
她说：“我去给你弄茶。”
他说：“别去了，我不渴。”
她说：“哪能茶都不给你喝？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我真不渴。”他的心给她抚摸得作痒。
她说：“你可真是当兵的啊，上海有谁喝茶是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师长肯定被我美丽年少的母亲那一娇一嗔弄得全身无力。他觉得老人说“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这话有问题，应该是“少女的脸”。这脸才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云雾、绮霞、彩虹，时时都让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么始终就一个灰淡的气象呢？
我怀疑我母亲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过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该怎么处理。她在房东的厨房拎起竹壳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进宜兴紫砂壶。灶上在蒸银耳，我母亲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又化成稠厚的白雾，漫卷在四壁油烟的灶房间里。我佩服我十九岁的母亲，在那样的关头还没慌得把开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听任自己的念头不紧不慢地咕嘟着：他俩你更爱谁？突然她又一想，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去想“爱”这种无用的字眼？她判断李师长今天一定不是顺路，而是专程来的。那就是说，他心里已打定了某种主意。他刚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