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和老板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十分抱歉。”他用英文说。
“是吗？”你杀人都不眨眼。
“忽然想起来了，你今晚有没有空？”
“是你个人问我，还是代表FBI？”
我表情还是不错的，不是完全的尖酸刻薄，有一点打情骂俏。
“我个人。你别紧张……”
“我当然紧张。”
他站在那里，等我请他入座。他以为他有希望得到这个邀请。
“对不起，”他戏谑地哈哈腰，“但愿不是我让你失去这份工作的。”
“你认为呢？”我看着他。
他耸耸肩，无辜也好，无赖也好。我把脸转开，去看窗外。我的表情和姿态都在邀请他开路。
“我不知道我会让你这么紧张。”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他又耸耸肩。我突然很讨厌这个美国式动作。我知道我得罪不起他，得罪他的后果远远大于得罪老板。但我想偶然得罪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特别痛快。谁都痛快得起，痛快就是不去看后果。里昂、海青和王阿花吃不起、穿不起、住不起，却痛快得起。
“你今晚有空吗？”FBI的探子又问。他自己邀请自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
“谁在问？你个人，还是联邦调查局？”
“我个人。”他说，“我个人认为你的经历非常有趣。你实际的经历比你讲给我听的要有趣。”他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类似好笑的笑容。
“你在暗示什么？”
“据我了解，你的经历比你告诉我的要精彩很多。”
我仍看着窗外。大街上的路灯已亮了，撒了工业盐的路面稀烂如泥，清晨的雪彻底浸透了黑色。然而在晴好的日子你看不出芝加哥原来藏着这样丰厚的污秽，能染黑一大场雪。正是下班时分，人们一大群一大群地拥出办公室大楼，拥到马路上，像刚刚从监狱放出来，急于忘掉身后，并尽快终止任何熟识的关系。
他们个个都有得罪不起的上司、同事、妻子或丈夫。他们是一群痛快不起的人。
“作为一个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争取讲实话。因为很可能会给你来一次测谎试验。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请你向测谎仪重复的。假如你现在的回答和你对测谎仪的回答有出入，或者，你坚持一种回答但测谎仪显示出你在撒谎，都会带来不利……你在听吗？”
“嗯。”
“你怎么想？”
“嗯？”
“你有什么想法？”
“——都会带来不利。如果我不在乎那个不利呢？”
“你会在乎的。”
“噢。”我点着我诚实的头。
“如果你不能让谎言一致，就别说谎。因为一般人谁也不能使谎言一致。”
理查如同动了真性情似的，目光中有不少焦虑。原来他认为他和我已有了点私交，特地跑来为我通个风。他的嘴唇形状很棒，阿书把嘴贴上去，肯定会是个饱满的吻。
“你在思考我的话吗？”
“嗯。”
阿书的乳房不大，却很圆润，有种抽象少女才有的形态，那形态使人误认为它们仅是在过渡期，仅是含苞待放，还欠好大一截成长和成熟；它们甚至像发育期的少女一样，是可塑的，被对方爱抚，随着对方的期望值去成形去圆满。理查的手搁在桌上，它们也不大，用去捏压阿书的乳房十分理想。我想象那触觉，天造地设的凹与凸，体内的血液涌起，在心灵最黑暗的地方开放出一朵礼花，然后又一朵，再一朵，一朵比一朵更大，把我黑暗的心灵深处照亮了一刻。焰火礼花后最黑暗处向我肉体扩散，缤纷的落英落在我肌肤表层，成了一身冷痱子。我不知这感觉是否属于色情。我觉出体内蠕动不止的欲望，是被刚才的想象惹出的。而那栩栩如生的想象，是这个英俊便衣引发的。
“你肯定觉得这样对待你很不公道吧？”
“嗯？”
“你在听我说吗？”
“当然不公道。”你知道吗——阿书的超短裙下面是条专为你换的小裤衩，翩翩起舞的蛛网一般的花边。
理查面色一本正经。
“你可以拒绝的。”他说。
“拒绝什么？”
“拒绝测谎试验。”
“噢。”
我在思考理查的话。窗外是傍晚六点的城市，看上去却夜色已深。成千上万的脚踏在泥泞的黑雪上发出“咕嚓咕嚓”的咀嚼声。人们暂时结束了监禁，走向车站、地铁站，或荒凉的停车场。他们钻入冻得僵死冰冷的车子，感到得尽快逃离……逃离什么呢？为什么逃离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尽快逃离。一辆辆车易怒而脆弱，神经质的绝望，到处是低声诅咒和竖起的中指。他们接踵驶出停车场。
“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晚有空吗？”
我把脸从悲壮的街景转回。
“如果你有空，我想，能不能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圣诞节前有不少好电影正在上映……”
“谢谢你。”FBI买电影票吗？
理查·福茨正打算阐述一个电影，但被我打断了。
“不过我今晚没空。”
他愣了一会儿。我把礼物先接过来，再扔回去，这个拒绝的动作漂亮许多。我看到一个有可能变成友情的影子从他面孔上闪过。“我今晚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音乐会。”
“哦。”他现在的样子蛮诚恳。他想看出我拉的这个托词牢不牢靠。“什么音乐会？”
“一个前卫歌剧。”
“几点钟？”
“十点。”里昂付不起排练室租金，往往要等一些摇滚酒吧腾出来之后，花较少的钱去使用。
“那还来得及先看场电影！”理查说。蓝蓝的目光中含有友情潜质的影子渐渐转到光线里，成了那种不知是真是假的美国式单纯。白痴一般的单纯。这单纯使他白痴似的认为，他与我除了审讯者和被审者的明了关系之外，还能有任何不伦不类的关系。他笑了。理查好看的笑是浪费。做个便衣，这样好看的笑容不是白白好看？
“我已经约了那位作曲家朋友一块儿吃晚饭了。”
理查持续那个美国男孩式明眸皓齿的笑。他笑我一招不灵又换一招。
他说：“我可以请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儿吃晚饭，然后一块儿去看电影，再去他的音乐会。”
“那我得征求他的意见。他原来只打算跟我单独约会的。”
理查的内心跑了个调。美国男孩的笑已消失，又是FBI便衣那种又酷又得体的笑了。这就是我要的。我不想受他身心内那个健朗、好看的美国男孩的勾引。我这人很容易受勾引。受我的审讯者勾引，事情会变得不三不四。
“那只好改期了。”他说，不甘心地慢慢起身。他在想，这是个什么朋友？他们的“单独约会”是什么意思？是恋爱还是即兴艳遇？会给我的侦察带来什么？……我看他脑子里的打字键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理查穿上风衣，戴上帽子。他穿风衣非常帅，有股戎马式的高雅。
“祝你有个好周末。”他打着官腔，彻底恢复成一个干练的便衣。
我说：“也祝你。”
理查走到门口，隔着转门的玻璃看见匆匆走来的里昂。里昂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外面一件破旧的摩托夹克，马尾辫刚刚梳过，不显得太与社会作对的样子。理查一看就知道我说的音乐家便是这一位。他从旋转门的另一边折回餐馆，见里昂正和我拥抱问候。
“我的手套是不是忘在这里了？”理查看看我，又看看里昂。
我忙对里昂说：“介绍一下，这是理查·福茨先生，这是我的朋友里昂。”
里昂微微点头一笑，只是为了帮我把一项礼貌做完整。理查伸出手，伸向里昂。两人都麻木不仁地讲了句“认识你真棒”之类的话。不知理查对我的介绍怎么想的，他和里昂的身份区别在于：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则不是。
“听说你是作曲家？”
里昂缩回手，看着这个穿风衣、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男人。他想，难怪我在介绍时没提他的身份，他的确身份含混，因为满马路都是风衣、西装、领带。
理查假装有兴趣地问几句有关歌剧的话，里昂不愿无礼，有问必答。理查心想，这个自认为文化精英、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子狂什么呢？这样的艺术瘪三芝加哥的夜晚到处都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那都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罢了。理查为我担心：你可别去跟他掺和，他比乞丐只高一个台阶。他还在想，她和这个艺术瘪三到底怎么回事？得承认，他瘪三归瘪三，气质还不坏。
我把菜单递给里昂说：“你可以点这个杏仁清炒虾，因为虾是今天刚运到的，不是冰库里放了一个月的。而且因为这是个清炒菜，厨房会用新鲜的油，不然他们会用炸过乌七八糟东西的油。”
理查忽然间问里昂：“你们俩认识不久吧？”
里昂说：“给我点个辣的玩意儿，随便什么玩意儿，越辣越好。”
我说：“这儿有个香辣鸡翅。”我把脸转向理查：“要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吗？”你知道我半点邀请你的意思都没有。
“不，谢谢。很羡慕你们，能常常去音乐会。”理查说，“你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
“不是。”你知道我们没那么高雅。“我们不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你要不要看看菜单？”你明白就好：我的确在撵你走。
便衣福茨像是突然想起一桩急事，果断地站起身：“我得先走一步了。”他转向里昂：“改天来欣赏你的歌剧。”
里昂无所谓地笑一下。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对他的音乐买账，他绝对无所谓。我看着他俩握手，心想里昂要问理查和我的关系，我该说什么。但里昂什么也不问。便衣福茨走了之后，他马上坐回去，端起菜单认真读着，似乎刚才是个陌生人向他问路。
我们要了两个菜，加上税和小费，共十六块九角。我拿出三块九角，在账单上写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币拿回，换成一元钞票，如果里昂问我付这点钱是什么名堂，我会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但他一个字也不问。出门后他淡淡道了声谢，告诉我他已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离他的排练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沿街某家灯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乐，是慢摇滚，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觉打击乐在人的内脏深处震荡。我们走过它的门口，正好有人刚进去，我看见里面满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够呛吧？”里昂忽然问我。
“天是够冷的。”我红着鼻子对他笑笑。
“给你。”他塞给我两只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带一丝潮意的温热所包裹。里昂单薄的体温这样直接进入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个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料胶带。胶带在寒冷中变得极硬；我无意中以它去撩头发，感到它像刀锋一样在我脸上刮过。
“这是王阿花干的。”他说。
我怔了怔：“什么？”
“用胶带补手套。”他说，“王阿花用胶带补牛仔裤，补所有的东西。”
我看一眼里昂。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要补：该补些营养，该补些暖和……
他又说：“我当时说，肯定补不牢的。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我感觉到他脸上细腻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离开他，投奔海青之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自觉付费”停车场。里昂的车停在里面。一辆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发动它铺天盖地的轰鸣如同“攻克柏林”。车里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边座位上，见面前小平台上有个小镜子。我拿起镜子，又想，我这是干什么？赶紧把它搁回去。这个动作让里昂看见了。
“你在想我这个车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镜子是王阿花的，”他说，“车上不少东西都是她的，一直想凑到一块儿给她送去，一直也没送。”
他没说什么原因“一直没送”。他非常会避开事情重要的地方。车驶出停车场，出口左侧有个竖着的木箱，高度恰抵车窗，上面有个横开的小口子，比邮箱上的投递口小几倍。按说该往里面扔两块钱。里昂根本对收款箱没有知觉。他对许多规范生活环节都没有知觉。车发出坦克的声响，在出口处凶狠地低吼，随时要冲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着劲，眉心被两条浓重的眉毛挤窄了。他不断扭头看着马路上过往的车，他脸上的表情像说这些驾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们惹他反感和蔑视：这个庞大而愚蠢的中产阶级，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等着他们，值当这样行色匆匆似的；他们无非是赶路回家，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无糖冰果冻。他的车猫在那里，终于瞅准一个空当，里昂一踏油门，就潜入了车流。
开了五分钟，里昂转过脸问道：“你想去哪里？”
我想他两年前就这样温和地迁就王阿花。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来打算今晚做什么？”他又问。
“你呢？”
“我？”他微笑起来，“我没有计划赴宴。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请我吃晚饭。”
“我的计划也打乱了，因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会请你吃晚饭。”
“没关系。”
“什么？”我的头离开了车座枕垫。
“你是不是很怕失业？”他眼睛用力盯着路口的红绿灯。他连盯红绿灯也会这样专注。里昂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专注表情或许是个相貌平平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
他把车驶过路口，这期间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注意力。
“我当然知道。”他说，“我过去常常失业。我做过起码二十家餐馆。一看就知道你给炒了鱿鱼。我是过来人，所以要你知道没什么可怕的。”
车里暖气充足，我又把脑袋靠回去。
“我来的时候路上就想，你一定给炒了鱿鱼。一听你电话上的口气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报复的？”
什么报复？我不懂他干吗用这字眼。但似乎这字眼用得颇恰当，准确地戳在某个痛处。
“别发愁，这种工作一天可以找十个。这种糟蹋生命的工作，它也叫工作？它只能算个糊口的事由。”里昂不紧不慢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