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号：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了。我妈妈的哀号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脸。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白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恸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已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候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一时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认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眸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
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浴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面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浴所活着的。王琛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1974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军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驭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她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她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她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她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肘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趁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样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我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问：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样咀嚼“爱你”。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暧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按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按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