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贫瘠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指甲足趾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儿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挨，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两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的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笞。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疚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疚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唯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两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噢，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千五了。”
艾丽丝一扬柳眉：“哟，是吗？”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绝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五百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 Time”，不再是“Part 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儿。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