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瓦一个人直冲冲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假如芝加哥是这样一座没有天良、没有公道的城市，他会离开它。佳士瓦是芝加哥的本地佬，现在也是个深深的失望者。他曾对我担保，芝加哥会为我做主，不然他不再认它为故乡。我一路小跑，踩着地上头一批落叶，暗暗感激为我和芝加哥著名大报撕破脸的佳士瓦。就用这个形式爱我吧。他终于站下来，对我说路还没走绝，还有其他的报纸，实在不行，他们有一份赠阅的文学杂志。
我们一同去看了电影。电影院有十来个剧场，一场电影从中段看，然后再去看另一部电影的开头，回来再看前一部电影的上半段，接下去把下一部电影看完。一对男女进人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面对面掏心窝子。
“你这样待我，我知足了。”我对佳士瓦说。
“哪里的话。”他为我的真诚吃惊。
“你没义务维持我们的关系。就算发生过那样的事，你也用不着逼自己。”我止不住了，电影里的生死爱憎都挡不住我掏心窝子。
佳士瓦紧紧握住我的手。还好，是左手。
“现在你可以从我旁边站起来，走出去。反正我们先看了电影的结局。”我说。
佳士瓦说：“可我没碰上过比你好的女人。”
我也吃惊不小。看来借助干别的事来掏心窝子是办得到的。“你可以接着碰。”我说。
他听出了我在黑暗里微笑。
“我三十六岁了，”他说，“这些天我是很矛盾。我想可能有比你好的，但我不会碰上了。”
他的真诚残酷起来。想说明什么呢？他在骑着驴找马？这些天我做了他的驴。
“那我走开你会难过吧？”我问。
他想了半天，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舍。”
我想，很好，我们至少不稀里糊涂把对方变成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留言机上灯闪烁着。四个人和我错过了对话的机会。三个留言是律师的。他的逼债电话口气温柔，像爸哄我吃中药。最后一个电话是茹比的，她说想看望我，没别的，我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我想再听一遍茹比的留言，但捺错了键钮，把整盘磁带都洗掉了。磁带到了某一段，居然残留了吴川几个月前的留言。为了小纳粹她和我反目成仇的那一回。我听到了上回有意漏听的几句。她说我别想拆开她和璜了，因为她也染上了他的疱疹。我的头“嗡”了一声。她什么也不怕，为了那个混账的疱疹患者，她宁愿做如此的牺牲。二十一岁的女孩对自己的一大把生命青春慷慨着呢。她认为她爱上的是个伟人，因为璜告诉她一毕业他就去伊拉克前线。这世上总算有人还没活明白，这种傻事还有人在干。干得起傻事的年龄。
我昏沉沉地坐了一会儿，抓起电话。给谁打？这样迟的一个电话谁欢迎我？可以和茹比任性，让她听听我种种的失败吧。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电。一个人千万别在晚上给心爱的人打电话，因为这样你就惨了，期待回电非常之苦，自信受损，自尊心被刺痛，还伴随着澎湃的荷尔蒙。像茹比这样对感情不存幻想的人才敢如此说自己。这是她的惯用手段：似乎在打趣自己，实际上减轻了她内心的张力。
我叫她闭嘴，然后把吴川染病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说我听上去是吓懵了。我说不是听上去，是真懵了。她说是呀，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她告诉我，我被打伤那天，她赶到急诊室，见吴川守在我旁边。护士长掀开被单时，我胸脯上的伤疤让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是个什么画面？二十一岁的女孩让我吓哭了。我和茹比道了晚安后，他们打电话找来了吴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吴川站在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胸脯布满伤疤的女人旁边哇哇大哭。
我的汗冒出来了。我为那幅画面臊得无地自容。
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溃败，就是别在吴川面前。
一连多日找不到吴川。她让什么给忙得在芝加哥失了踪。一天我无意中翻报纸，读到一则新闻。在我被打伤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位女职员晚上下班时发现自己的车被砸坏，四个轮胎全部被划烂，车的帆布敞篷也被划成条条缕缕。女职员在查看车况时被潜伏者从背后袭击，她是被看车场的人发现而送进医院的。经医院诊断，她的后颅骨被击裂。受害者目前已脱离了危险，但仍在特别护理病房。警方判断这起案件和抢劫、凶杀无关，因为受害者的首饰、名牌服装和钱包都不曾被动过。唯一的线索是划汽车的刀，是把名牌厨刀，并且崭新。
受害者是商场女服装部经理，现年四十五岁，据她周围的人说，她为人正直、公道、性情随和、家庭和睦，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不可调节的过节。警方仍在对案子进行深入调查。
我放下报纸，站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饮尽两杯酒之后，画面连贯了。二十一岁的偷袭者从急诊病房离开后，就静静地酝酿一个阴谋。决定着手她的谋划是律师失败之后。芝加哥导报拒绝声张正义，让她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多日的跟踪使她得到了女经理的行动规律，发现她在最后一个下班来到停车场时，无人看守的巨大停车场已荒凉如无人区。只要出手收手神速，偷袭是有把握成功的。偷袭者飘逸地出现在那个白人们引为自豪的住宅区，等待商场打烊。接近打烊时间了，女孩怕自己到时万一心不够毒手不够狠而饶过女经理。因此她跑进一家连锁超市，买了一把德国厨刀。一百七十元一把，对她来说是小意思。超市没什么顾客了，收银员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拿起尚未装进塑料购物袋的刀就跑，火红的发梢飞扬，如同红色的蛇信子。这正是购物中心打烊的时间。再过一刻钟，女经理就会出现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女孩已跨出了超市的自动玻璃门，身后传来一声吼叫：“等一下！”女孩回头，见那个肥胖的收银员在收银里挖着什么，一边说：“还没找你钱呐！”女孩红发一甩，大小姐派头好极了，说：“不要了！”她人已经在十几米以外。
女孩买的这把德国厨刀让她行动起来很迅捷。几分钟后，她喘着粗气退进灌木丛，看着皮开肉绽的八成新“Ford”，她原来担心自己会害怕，现在发现是过虑了。她从巨大的书包里抽出那根早已准备好的木棒。从小就打网球、骑马的贵族女郎身手如同年轻的雌豹，步伐毫无声息。那木棍打在女经理后脑勺上，一种女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坐力导入她的全身。世上不会有比这后坐力更刺激的事了。她看着向前趴去的四十五岁女人，幻想她不纯的白种血液流了一车。不纯的白种血统对纯粹白种血统的醉心是女孩极熟悉的。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黄孩子们聚在白孩子学校围墙的外面，墙内最琐碎无聊的事，也被他们想得神奇。年轻的凶手迅速离开了她的猎物，一面把凶器放回大背囊里。她所有的名牌都比白孩子们高档，而她知道她永远是个黄孩子。
我在网上查到一所私立高中，那里急需教现代舞的教员。一个小市镇，在南加州，据说他们的生源大部分是亚洲的贵族子弟。成百上千的吴川，被关在古城堡似的校园里，成为白孩子们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依恋芝加哥，可是难道我在十多年前不依恋故国故乡吗？我总是选择远行，或说远行总是选择我。
去面谈之前，我把我可能的远行计划告诉了吴川。她说那种学校糟透了，大鱼吃小鱼，没得吃就吃老师。她还说无论谁在那种学校都会在情感上窒息，最后情商降到零。总之她说了那学校一大堆坏话，希望我重新考虑。
我在她公寓的门口突然说：“对不起，做你姐姐我的情商也等于零。”
她没有答话。
我总是在她的淡然面前着慌而把话说过头。我说：“你和我一块去西部，在那里找个学校，不好吗？”
她问：“为什么？”
我死咬住那句“我舍不下你”，羞臊地把脸避开。忽然间，我找到个所以然来：“你在这儿不安全。说不定会侦察到你的。”
她知道我指什么了，但表面是一如往常的淡泊。面谈成功后，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她。她在手机里慵懒地说：“祝贺你呀。”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个读《中国旅游》杂志的男人。起飞不久，他问我云南的石林是不是有画片上这样壮观。我说比画片上壮观多了。他看我一眼。一个拉丁后裔，纤巧的骨骼，一对巨大的黑眼睛充满不快乐。他问我是否是和我男朋友去的。他们再不快乐也要调侃。我说我根本没去过。但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处风景都是实地胜于画片。我见他入神地看着我，我加上一句：“你不会失望的。”他说他是个幼稚的中年人，对什么都存有梦想。他女儿十四岁时就说他没希望成熟了。我说他女儿到了二十岁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她将成熟一大截子。他说女儿昨天二十岁了，可还是这样说他。他刚刚应邀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他的前妻因为他的幼稚而受不了他。我问他幼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说盼望古典爱情，盼望去非洲丛林学鼓和舞蹈，等等。他是个药物学家，不务正业，上班为了混到退休，好去实现他的幼稚计划。
居然有这么一个傻子，几十分钟之内就和人掏心窝子。
降落芝加哥之前，遇到了大风，气流狂乱。他问我在不在意让他拉着手，因为他不仅幼稚还是个胆小鬼，最怕乘飞机。假如这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他将永远记着给他壮胆的人。在我们拉着手听天由命的半小时里，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从吴川讲到黎若纳，再讲到我胸前的疤痕，以及它几个月前被不寻常地暴露。他问我是不是为此而离开芝加哥。我说远行是我一贯的作风。
飞机安全降落了，他还拉着我的手。他翻到石林那张画面，说：“我想远行到这里，你一起来吧。”
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买两张机票，我们再原路飞回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来的一路话没说完。”
我们分手时他叫我等他电话。第二天我一天都心惊肉跳，茹比、吴川、佳士瓦都给我来了电话，却没有那位《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我设想他在实验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样。那双巨大的黑眼睛快活极了。我憎恨自己，何苦又陷入等待？黎若纳等待吴岱从香港一次次回来，打着为吴老太爷寻找投资机会的幌子来到那座侉与蛮之间的省城，和她偷欢几天。等待让她像我此刻这样烦躁，把一锅沸腾的骨头汤从炉子上端下，耳朵还在听着传呼电话叫人的声音。这时听见叫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锅随手往我的小柜一放，就跑下楼去。那汤面上浮着比汤更烫的一层油。
第三天早晨，我收到的电话是通知我报到的，学校为我买的公务舱机票。我鬼使神差地说：“不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吴川和茹比；吴川“呕”地吼叫一声，就沉默了。我问她几次“怎么了”，她说她得深呼吸一下，高兴得呛住了。我走出门，在灰暗的芝加哥傍晚漫步。黎若纳在我的伤基本愈合之后要和吴岱去香港了。爸把七岁半的我从外婆家偷出来，交给了她。她带我去那家蛋糕店，告诉我最美味的蛋糕并不花哨，是那种看上去古板的牛油清蛋糕。但我坚持点了带大堆奶油玫瑰的蛋糕。吃蛋糕时黎若纳说她自己是个坏母亲，假如我不原谅她，她完全是罪有应得。我似懂非懂，嘴里的奶油变得很腻味。
我回到公寓时，看门老头说有个先生来过。他形容的模样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中国旅游》杂志的读者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但他模糊记着我说的住址。看门老头说他一会儿还可能再来，叫我千万别离开。我在门厅里坐下来，读着律师的催债信。那时我七岁半，跟黎若纳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公园。她叫我坐在草地上。她说：“来，妈妈给你梳梳头。”她拆开我的长头发，用梳子细细地梳，辫成很紧很密的“麦穗花”。这种辫子能维持很长时间。她想这一来我半生都可以省去梳头了。她一边编着我的头发一边哭。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不想走了。只要我说一句不舍的话或原谅的话，她就会把火车票退了，和我一块回家。可我一声不吭，所以她不可挽回地给我编了一根永久性的辫子。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倔，把眼泪忍住，说出我的依恋，也许我告诉《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有关我的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我眼睛朝掌灯的大街上看。黎若纳的血流在我体内，让我管束不了自己，创伤累累，爬起来还要找个人来爱。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不顾死活要投入“古典爱情”的。我难道比那个干傻事的吴川好？黎若纳在二十多年前为她女儿梳辫子时险些辜负吴老少爷。这时我希望黎若纳还是抛弃我、爸、外婆，不然就没了这个和我争吵、惹我担心、不断干傻事的吴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