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镜中的自己，心中前所未有的柔弱。
十八岁时俊俏健美的梁贞儿哪去了？二十八岁时勤劳坚强的张寡妇哪去了？三十八岁时统帅千军万马，名震豫西的威风哪去了？四十八岁的镜中人头发灰白，头顶稀疏，两络灰发垂在鬓边，饱经风霜的脸上，早早生起了皱纹。
我多么怀念那年穿着红夹袄，乌油油的大辫子上扎着红头绳，从贫穷的娘家，嫁到略略富足的张家。那真是一段甜蜜的日子，夫妻恩爱，每两年生一个儿子，五年间家里多了三个虎生生的小子。第七年，婆婆和公公得了瘟疫相继离世。接着，丈夫也暴病而亡。好日子真像烟花一样一瞬间就冷冷清清了。
眼泪换不来土地，也换不来糊口的粮食。真难呀。38岁那年，三个儿子分别19岁、17岁、15岁，三个劳力，因为地少难以糊口。
村中一半土地都在大伯父张更山手里。他没有儿子，忌恨我们家冲了他的人脉，不肯接济一文钱。还传出话说：“宁可让地荒着，也不租给穷鬼。”
大儿子找张更山讲理，被家丁活活打死。
我痛彻肺腑，终于明白，在村里，抬头低头都无路可走了。望着远远的大山，我想，也许那里有一方存身之地。
也许独自承担生活重担，把我一点点磨得刚烈了；也许我把他们都当做自己儿子一样对待吧。年轻刀客们不约而同地叫我“干娘”。那天早上，一开门，大家忽啦一声跪倒门口，请我做总驾杆。我只得正色说：“孩子们，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拿刀拿枪，没法呀，这是人家逼的。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说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购买枪支、子弹，招兵买马，扩充势力。第二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能近身……”
开张首票就绑了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我亲自放哨保护。一个孩子偷偷去拨快票的门，我一声未发，一枪把他打死在门口，从此再没人敢对快票起坏心。
手下的队伍很快就达到2000人，伏牛山四周一些著名匪帮也都愿意听命。驻扎在洛阳的镇嵩军派人来活动，要收编这支绿林武装。来人先把我的手下干将说动，才征求我的意见。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送这2000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按实有人数，编了一个团。儿子当了连长。我一个小脚妇人，图的就是孩子们能活下去，活出个人样。
我回到架子岭又树起大旗，那些群龙无首的小杆子，很快都来集合，三年后，人马又扩充到1000多人。国民政府又来收编，我照样把人枪交给孩子们去接受收编当官。
绿林十年风刀霜剑，伤了多少无辜？树了多少仇家？错了，错了，悔也来不及。两个儿子先后被仇家打死，仇人张更山也病死了。豫西社会局势渐趋稳定。人心思安，当刀客的路越来越窄。散了吧，孩子们。拿着点积蓄，下山隐姓埋名，做正当营生吧。我也要到南京、上海，到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过完下半生。
我把稀疏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髻，换上崭新的中式蓝洋布衫裤，坐上一辆人力车，吱吱呀呀行进在洛阳龙门官道上。
车过小桥，路沿高处一个持枪劫匪高喊：“站住。带私货没有？”
桥上另一个青年拦住去路要搜。我不慌不忙，把包袱扔在地上说：“搜吧。”然后从车上跳下来，趁势拔出手枪，对准路沿上的劫匪“嘭”地一枪，把他的手枪击落在地，怒声呵斥：“干娘在此！”俩家伙闻声吓得跪倒在地，连叫“干娘饶命”。我扔给他们一包枪伤药，想了想，又把一包现大洋扔给他们：“没本事就别做这种提着头的生意。回去买块地，成个家吧。”
走上火车站台，回望家乡，人生半百，恍如一梦呀！
我发现几个熟悉的身影一晃，立即收到危险的讯号。
警备司令部闻风派枪兵包围站台，高喊：“张寡妇，你被包围了，赶快投降，把枪缴出来。”
我笑了，用洪亮的嗓子喊道：“官兵们，请转告我那些孩子，咱是走投无路，才当刀客的。孩子们有了去处，干娘放心了。我仇人没了，人老了，走得不亏了。来世，咱还是你们干娘。”
我喊着，抽出手枪，枪声伴着最后一句话：“干娘走了。”
倒下去的一瞬，我看到收编到警备队的孩子们，跪下来，一个、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