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老城西大街，有一间照相馆。二十多岁的摄影师常宽不爱言笑，拍照时却不厌其烦地给紧张的顾客示范指导，为他们留下最美好的瞬间。
照相馆有一只大大的橱窗，透过橱窗玻璃，能望到街对面的白粉墙，墙上高高钉着一块毛主席像纪念牌。没有顾客的时候，常宽便从橱窗望向纪念牌下的土路。路上行人总是稀稀落落，服饰清一色的蓝白灰黑。
这时，照相馆走进来一对年青人。男青年穿着一身灰蓝色工人装，女青年两条长辫子垂到腰际，脖子上围一条碧绿的方巾，穿着红花格子上衣，军绿裤子，手里拿一只新脸盆，盆底印一只大帆船，旁边写着一行红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拿出介绍信和结婚证，要照一张结婚相。常宽突发奇想，把一人多高的照相机推到门口，让这两人站在毛主席像纪念牌下，拍了一张合影。在暗房冲洗时，常宽用纸在上面遮出日期：五三年十一月。这张照片一直夹在橱窗里，相里人对着路人幸福地微笑了十年。
常宽正拿了毛笔低头在照片上描彩色，一个穿绿军装，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走进照相馆，怯怯地看着常宽说：“那是我爸我妈。”常宽抬起头，看见小姑娘指着橱窗里的照片，再看看小姑娘的眉眼，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说：“让他们来，给你们免费再照一张。”
那对夫妻来了，男人的上衣变成两只兜的干部装，女人剪了齐耳短发，蓝洋布的对襟上衣干干净净。常宽请他们三口站到纪念牌下，拍下全家福。照片冲洗放大，标上六三年十月，和那张结婚照并排摆放在橱窗里。过路的人都要往那里看一眼，看完，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表情。
照相馆门前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橱窗对面的纪念牌已在墙上斑驳了。一个漂亮的女青年走进来，她穿着白衬衫，蓝裙子，长头发用手帕扎在脑后，腕上一只闪闪发光的坤表，眉眼间是似曾相识的笑意。她拉进来的是一位穿军装的小伙子。女青年问常宽：“你还认识我吗？那两张照片上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常宽激动地取下眼镜，打量着她，请一对年青人一定站到纪念牌下照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被标上日期：七七年六月。然后端端正正地放进橱窗里，和已经发黄的两张照片摆放在一起。
又是十年，照相馆对面的院子要拆掉，建一座中外合资的山货加工厂。厂子的负责人就是结婚照上的工装青年。他发了福，宽大的西装掩不住高凸的肚子，女人也显老了，眉眼间还有些当年的风韵。他们在那图像模糊的纪念牌下合完影，纪念牌就随着白粉墙一起化为土砾了。常宽把这张照片标上日期：八六年四月。
常宽没有把最后一张照片放入橱窗，反而把里面的三张也取出来，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常宽退休了，这间唯一的国营照相馆也关门了。腿脚利索的常宽，背着他的相机走遍四乡给人拍婚礼照片。他的相册里存满了十年来红衣红裙的新娘照。那一年摄影协会的人找到他，拉他搞摄影讲座，他成了老师。
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他买了电脑、数码相机。一切都重新学起。他请那对老夫妻拍了一张婚纱照，当他在电脑上把婚纱照的背景PS成毛主席像纪念牌时，心中百感交集，那张照片他标上九七年十月一日。
二00七年九月，常宽已是满头白发的七旬老人。他应邀参加山西平遥国际摄影节，带着自己珍藏了五十年的五张纪念牌下的照片来参展。
整个平遥古城成了摄影艺术的海洋，常宽目不睱接。他的五幅作品除了最后一张是经过PS的数码照，其余全是老式的胶片照。它们很老土地挂在城隍庙的一隅，默默地承载着一段漫长的岁月。
评委们走过来，摄协主席的双眼胶着在这组图片上，慢慢地有一种奇异的光彩在他的眼中闪亮，他请作品的主人出来。摄协主席拉住常宽的手，不住地说：“这是五十年社会的变迁，五十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可敬！”
常宽很惊讶：“我哪有什么追求，这是我的工作。我没有想过艺术。”
常宽的这组照片获得了一等奖。
一对年轻的摄影爱好者来到一等奖作品前合影，这次平遥之行就是他们的婚礼，这组一拍五十年的作品，是他们婚礼的吉祥物。
常宽用颤抖的手把相机安在三角架上，测光，对焦，按快门，他的白发在夕阳晚风中闪光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