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有军事才能，同时也有政治远见。明成祖对那些跟随他同舟共济的功臣，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他父亲的办法。他对功臣们说：“君臣之间不能善始善终，原因是互不信任。如果彼此不相信，就是父子也会闹翻的，何况君臣呢？我对功臣宽厚诚恳，经常看好的一面，不夸大缺点，根据才能任用。”事实也是这样，只要是他选中的人，他就相信不疑。永乐的时候，御史弹劾西宁侯宋晟专权，不经报告就处理事情。明成祖对这位御史说：“任人不专能办成事情吗？况且一个大将远在边关，怎么能要求他事事都根据朝廷的旨谕呢！”随即上了一道敕令，叫宁晟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一切事宜。
明成祖对有功之臣也不是一味姑息，如果有人真正犯了法，他也不容情。有个武官犯罪，刑部官员说他曾立过功劳，请论功定罪，明成祖很不高兴，说：“执法应该公正，赏罚应该分明，不能以功劳掩盖过错，不能以私情废了公平。过去有功，已经给了奖赏今天犯法不治罪，那是纵恶，纵恶怎么能治天下？不是论功定罪，而是要依法治罪。”
明成祖很讨厌阿谀奉承。一次贵州市政司上奏说，皇帝颁发的恩诏到了思南府（今贵州省思南县）的时候，听到太岩山间有呼万岁声在回荡，这是皇上的威德远加山川的灵验。大臣们听了这段话都来祝贺。明成祖对他们说：“呼噪山谷之间，虚声相应，这是常识，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大臣的不能辨明是非，想用阿谀讨我的欢心，不是贤人君子的行为！”那些大臣碰了一鼻子灰。
明成祖主张天下事不可不周知，人生艰难不可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阔。这样处理事情便会得当一些。所以他不让皇储老呆在宫里，经常派他们到山东、河北一带去视察。一次，他的儿子朱高炽视察河南，看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下马走进路旁一家农民的家里，眼见土屋窄小，大人衣不蔽体，小孩光着屁股，吃的是糠茶做的窝窝，一个个面黄肌瘦。这位太子竟然掉了几滴眼泪，叫当地官府周济了他们。朱高炽回来之后把这事儿告诉了他的父亲。明成祖叫来户部大臣，训斥说：“河南民饥，有司不据实报告，竟然虚报丰收，如此欺罔！”于是下令处治了当地官吏，而且还通报全国各地方衙门：“自今以后，凡民间水旱灾伤不上报者，一律治罪，决不宽容。”
为了治理好天下，明成祖还没有忘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这个事实，所以他很注意人民的休养生息。一次通政司（管章奏的机构）的官员报告说，山西有人上报介休县（今山西省介休县）出五色石，做器皿极为好看。明成祖说：“这家伙想当官。这些年来打仗、灾荒，百姓够苦了，还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吗？要知道官求一物，百姓就要受一害。况且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把这人赶走！”
后来他叹息说：“我要什么没有？就是一天换十件新衣，也是有的。但是，人在福中要知福，懂得俭省。记得过去我母亲虽为皇后，总是亲自缝补旧衣服穿。我实在不敢忘记过去。”说罢还心酸地落了泪。
明成祖在位期间，除了早朝之外还有晚朝。晚朝常在右顺门内，百官奏事退朝后，他把六部尚书等近臣留下来，再商量一些事情。他觉得早朝奏孤的事情较多，没时间深入交谈，晚朝事情少，君臣之间可以深入讨论，畅所欲言。
明成祖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喜欢别人直言。他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必资贤才”，一定要靠有才能的人，而且任用时要根据特长安排。他特别告诉吏部，选人时要辨别好坏，衡量时要做公正，不能感情用事。他还提醒吏部，在用人上要强调德行。他说：“君子为了国家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敢直言，不怕丢官丧命；小人为了个人不考虑国家，所以溜须拍马，只想升官发财！”
明成祖鼓励臣下敢说话，说真话，他不止一次地给大臣们讲：“每个人的才识都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我也一样。因此，如果我有了什么过，你们就明确指出来，我绝不责怪。”他对敢说真话的人就奖励，对不直言的就责备。永乐初年，浙江义乌县教谕上表，陈说了几件地方上当办的事情，希望皇帝能“虚心纳言”。明成祖通令嘉奖了他，并把奏折拿给六部大臣们看，他说：“远在下南的官员都能存心国事，你们在我左右，更应该如此。”
在明成祖励精图治之下，永乐年间的文治武功都是卓有成效的，除了个别地方，大部分地区经济情况良好。1403年，集中了将近三千人修了一部两万二千多卷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大型类书把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各类言说，按字、句、篇名、书名分韵收录。其中有许多元代以前的珍贵文献。明成祖开“四夷馆”，选年少生员学习外文，开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又设置哈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等三百多个卫所。当时全国幅员广大，疆域辽阔。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