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对于毛泽东来说，李立三本来是个“小弟弟”。现在，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攻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特别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脱离实际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6天之后的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亦即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词异常激烈：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的形势转变。这的确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失误，按照中央的批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还在1930年4月间，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继续转战赣南闽西从寻乌一带开始，经过福建的东流、武平、河田，最后到汀州。每到一处，都认真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那时，赣南的游击队、赤卫队组建成为红军第三军；闽西的游击队、赤卫队发展成为红军第十二军。
在汀州，红军住了二十多天，6月，红四军前委在汀州召开会议，党中央特派员徐振农参加会议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红四军的发展路线是夺取武汉。
会后，依照党中央指示，红军进行了整编，由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
同时，红五军军委在鄂东南大冶召开扩大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管第五、第八两个军。以后编成的第十六军也归属第三军团建制。
红三军团成立后，依照党中央的部署，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岳阳，立刻又进入平江、浏阳一带活动。
红一军团没有和红三军团那样依照执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攻打南昌的错误决定。毛泽东一开始就拒绝执行，但他没有硬顶。
李立三错误地攻击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李立三觉得：农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脏，如果不斩断他们的头脑和炸掉他们的心脏，就不能置他们于死地。
怎样对待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呢？毛泽东为此陷入了沉思：敌强我弱，放弃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有使全国覆没的危险。退一万步设想，即使打下了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可能巩固，因为敌强我弱嘛。因此，他不仅认为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错误的，而且，在目前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不执行吗，这可是党中央的命令……
终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策略，既不公开与党中央对抗，又能争取象彭德怀这样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而又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
在向长沙进军之前，毛泽东就决定了这样一个高明的战略“进攻樟州，窥袭南昌。”
1930年7月，在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中，毛泽东填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虽以《从汀州向长沙》为题，但内容却完全不提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而写红一军团坚持在江西广大农村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从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词中明显表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不满和批判。
李立三仍然只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德怒气冲天，毛泽东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红一军团在毛泽东率领下，从长汀出发，经瑞金、兴国、吉水、永丰、新干在樟州打了一个大胜仗。
一到樟州，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当时，毛泽东已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主要敌军的配置情况。其中，南昌及其周围敌军的布置是：南昌地区一个旅、抚州、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以上3个旅都属于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在战时都是能够机动的部队。
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分析认为，根据当前的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红一军团如集中优势兵力打只有两个团守敌的南昌，付出一定牺牲，或许有可能占领南昌。在南昌外围的朱耀华、戴岳两个旅必将抄我后路。
因此，毛泽东、朱德不想打南昌，于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既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州等待。
7月30日，一军团总部进驻万寿宫，离南昌只有30里，为了经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红一军团各部队都开了大小不同的会，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南昌北面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射击示威，敌人未敢还枪。红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散向奉新、安义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关于是否打大城市问题，在党内和红军高级将领中一直是有争议的。甚至连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毛泽东存在意见分歧。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彭德怀，不顾毛委员的反对，率领红三军团执意孤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在接到中共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出兵，趁长沙城敌人空虚，于7月28日一举攻占长沙，但仅占领长沙11天。
李立三在上海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暴跳如雷，跺脚大骂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又攻长沙。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联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虽然声势甚壮，但国民党军明显占上风。当时长沙城内敌人有31个团，而且有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城的红军兵力号称13个师，红军编组为正规部队，才开始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装备、技术和经验跟不上需要。
关于打长沙的问题，一、三军团态度各不相同，这一矛盾在总前委会议上充分暴露。朱德总司令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阵地攻坚战，其后果可能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不说话。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不执行中央命令？”
朱德是个务实的军事家，他反对打长沙，是他知道红军的武器装备、战术训练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毛泽东虽然并不赞成攻打长沙，但是为了遵守党的纪律和顾全大局，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他在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说：
红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
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府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8月24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永和市发令说：“本方面军以消灭何健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29日，各路红军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三十里的大圩铺、龙头铺、菱中铺、枫树河、亲桥一线，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9月1日，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探得知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天晚上，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对面之敌，红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西，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不敢出来。晚上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向长沙发动进攻。
9月3日，敌人出击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红军早有准备，趁其半渡而击之，有七八百敌人当了水鬼，俘敌千余人，共歼敌约两个团，敌人缩了回去，从此，长沙守敌凭藉工事顽抗，按兵不动，战事陷于僵侍状态。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破坏长沙外围的电网，鼓德怀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在水牛尾蘸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遭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
因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未能突破敌人阵地。
如旷日持久，敌援军到达，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这时毛泽东认识到朱德的主张是正确的。红军尚不具备攻打阵地战的条件。毛泽东和朱德商量，找个什么理由撤离长沙外围呢？这时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的援军已到湘潭。
毛泽东提出：先打援军，再攻长沙。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9月12日晚，总前委命令撤离长沙外围，转战萍乡、攸县、醴陵、株州一线待机。13日，前委在株州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已成问题，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20万，只够支持半个月的军费。这当然也是无话可说的。于是决定从9月14日开始，以12天时间在3县筹款。对于下一步作战方案，就不再打长沙了，而去打南昌。打南昌是中央决定的，自然也无异议。但毛泽东在发出的命令中留下了一点余地：“……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地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干。”夺取南昌只提一笔，落实的是打吉安、峡江、新干各县城。就这样把部队带回了江西。
9月29日下午，朱德、毛泽东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日由此向袁州出发，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部队正准备行动，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粟来了，他拿着长江局的命令，要毛泽东、朱德回师三打长沙。长江局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
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长江局是朱、毛的顶头上司。毛泽东热情接待周以粟，对他带来的命令，采取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态度。毛泽东与周以粟秉烛长谈，陈述不能再转回去的理由。他说：“此次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终不能克，其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外。敌共有31个团，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人5个团以上，但大部分主力尚未消灭，即退和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而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系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现在拉回去再打，这些条件改变了没有呢？没有。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劳师远征去攻坚，你想打得下来吗？”周以粟本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他来的任务是传达命令、督阵、监军，把一方面军调回去打长沙，可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请周以栗参加，统一了思想，决定一、三军团分别向吉安、新干转移。
10月初，红军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顺大路前进，走到隔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走来一个人，他就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毛泽东上前招呼，问：“从哪里来？”
李文林答：“从中央来。”
“中央有什么指示？”
“中央还是要我们打南昌。”
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袁州会议的决定，说：“我们准备打吉安。你看，队伍已向吉安开过去了。”
李文林看到行进的队伍，说：“那也只好这样。”
二人边走边谈随大队上路。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攻南昌，战长沙，毛泽东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加以报道。
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性人物，正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