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担任师政委的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道率军投入了狙敌作战。按当时规定，行军打仗时，军事指挥员走前面，政治领导走后面。可是观音崖战斗一打响，罗瑞卿不顾枪弹纷飞冲到前面去了，他站在火线前沿，观察部队运动情况。突然，一颗呼啸着的子弹打中了他，很多很多的血从他头部涌出，染红了衣服。抬上担架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受伤的部位在左腮靠太阳穴的地方，子弹打穿脸肋，伤及颅骨，伤势非常严重，经过包扎血还止不住。
抬到医院的时候，血把担架都染红了。医生们在旁轻声说：“恐怕活不了了，通知后勤做棺材吧！”一会儿，隔壁屋子里果然传来了拉锯子钉木板的声音。两个做棺材的人还说：“棺材要做得长一点，那个人可高啦！”这些话罗瑞卿听见了，他想：我可不向阎王爷报到，仗还没打完呢……想着想着，罗瑞卿又昏迷了过去。
罗瑞卿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医生们几次会诊，都明白，必须用消炎的特效药。可是，医院里只有一点碘酒和阿斯匹林片。药品奇缺，群医束手，拿不出好办法来。
叶青山大夫叫护士小珍上山采药。小珍懂一点草药，她上山去采了些板兰根、青蒿、三棵针、决明子等，煮几副汤药。可是，由于罗瑞卿脸肿胀得厉害，根本张不开嘴，吃一半流掉一半，仍不见效。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他自身的抗病能力来慢慢恢复了。
小珍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坐在罗瑞卿的身边，给他作冷敷、喂水、喂饭。罗瑞卿吃不下去，她就多喂几次。
小珍的爸爸来部队看望女儿，小珍讲了罗政委高烧不退的情况。老人是山里的土医生，拿不出什么高明的方剂，找了几味土药，用香油合成药膏，敷在伤口处，有些效果，罗瑞卿的高烧渐渐退了一些。
老人听女儿说，罗瑞卿才25岁，已经是师政委，一再说是红军里头的能人。对罗瑞卿怎么负的伤，非要问个清楚。可是，罗瑞卿不能讲话，老人很着急。
恰巧，杨得志排长代表战士们来看望罗政委，老人非叫杨排长介绍一下不可。
杨得志想了想，痛快地说：“好，要听就讲给你们听！”
那是东固之战。敌人王金钰的部队出了富田。糊糊涂涂地走到东固，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一时间，山上吹号，沟里喊杀，敌人来不及招架，已经像毒蛇一样被红军斩成数段。
这时候，十一师奉命紧急赶到观音崖，堵住隘口，防止敌人逃掉。
观音崖，好一个险要之地。但见群山之中，一峰兀起，那陡峭的峰顶被雾的轻纱严严地遮掩起来，宛如刺入青天的一把利剑。隘口处，怪石嶙峋，一条通道横贯其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曾师长部署好兵力，作了简短而富于鼓动性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杀敌立功！
十一师埋伏好了。山上、山下、乱石、隘口只有大树、荒草、野花，好像不曾有过一个人。
敌人来了。他们的尖兵排，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枪膛里顶着子弹，如临大敌一般。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尖兵排过去了。一个连过去了。又一个连过去了。谢天谢地，可以安全通过了。
战士们急红了眼。哎呀，怎么还不吹冲锋号！
又一个连的敌人过去了。
躲在大石头后面的曾师长和罗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向号兵挥了一下手。
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的子弹飞出膛，性急的已经端着枪向敌人冲去！
敌人吓蒙了。醒过来后，妄图夺路而逃。组织起兵力，向我冲击。
罗政委跑到机枪前，对机枪手们喊：“狠狠地打！把敌人消灭在观音崖！”
上来的敌人，有的被打倒，有的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命。
王金钰岂肯束手就擒。他下命令组织冲锋，一定要抢下隘口。
罗政委一边组织部队作战，一边用手枪射击。
这时，一部分敌人纠集在一起，妄图拼死杀出一条路来。
罗政委挥起手枪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上！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敌人像一窝蜂拥上来，战士们拼命射击。有的敌人已到跟前，许多战士勇敢地冲出来，和敌人展开肉搏战。
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战士们杀红了眼，他们只有一个心眼：决不让敌人逃走。
正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脸，殷红的鲜血涌现出来，染红了他的上衣。
“政委，你负伤了！”通信员大叫。
“打！”罗瑞卿忍疼喊出一个字，趔趄一下，几乎摔倒。
战士们看见自己的政委负了伤，高喊着：“杀啊，为罗政委报仇！”
曾师长听说他负了伤，急忙命令卫生员跑过来包扎伤口。
“老罗，你下去！我来指挥！”曾师长说。
他摆手，意思是关键时刻，我不应该走，留下来对大家也是一种鼓舞。
战斗结束了。
敌人的电台还在“SOS！SOS！”地进行呼救。
周围的敌人都龟缩在工事里，只顾保存自己的性命，谁也不出来救王金钰一命。
东固一战，歼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
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临走时对罗瑞卿说：“罗政委，我是山野之人，医道不精，回去找找看，有什么好药，一定送来。”
老人走后下久，罗瑞卿出现了险情。
小珍和护士长都几乎哭了，半夜里唤醒叶青山：“叶大夫，叶大夫，快！罗政委怕是不行了！”
叶青山跑去一看，他的脸烧得像猪肝一样紫红，鼻翼扇动着，在急促地喘气。
“肺炎！”叶青山惊骇不小，“大叶肺炎，怎么办？”
药！上哪儿去弄这救命的药？
他继续高烧，咳出的痰，铁锈一样的颜色。
“把痰拿去化验！”叶青山吩咐。
显微镜下，出现了大量的肺炎双球菌。照理说，应该进行X光透视。然而，在严重封锁中坚持工作的红军医院，连一台X光机也没有。
罗瑞卿又处于昏迷状态了。
药！药！叶青山急得跺脚。救命的药，你在哪儿？上长汀，去找傅连璋院长吗？唉，此时长汀又落入敌人之手。上兴国、吉安去买？对，派人去一趟吧！可什么时候能买回来呢？再说反动派盘查甚严，要冒风险的！
罗瑞卿在说什么？听不清好像在喊“打！”“冲！”危险中，他仍然挂记着战斗！
叶青山大夫认定，唯一的希望还是靠中草药。他和小珍等几个人出去了。爬高山，钻密林，采了不少草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知母，缺这一味，药效不佳。
小珍想了想说：“我回家一趟，找我爹问问。”
“万一没有呢？”叶青山愁眉紧锁。
“那……”她也没主意了。
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下了山，回到驻地，罗瑞卿还在昏迷之中。再一看，小珍的父亲又来了。
叶青山顾不得寒喧，急切地问：“大伯，没有知母怎么办？”
“知母？”老人忙答，“咱这儿有！”
“可是，问遍山里人，都说没有。”叶青山说。
老人笑了：“知母，那是你们有学问的人说的名字，咱们山里人叫它鬼子油草、羊胡子根。好！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
老人出去一顿饭工夫，拿着一大把知母回来了。
叶青山又和老人一起研究了方剂，添几味，减几味，文火煎煮，五副下去，罗瑞卿又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了。
但是，他的伤口却没有痊愈，常常发炎化脓，嘴仍然张不大，吃饭要使劲往嘴里塞，说话也受了影响。
一直到后来，叶青山给他换药，无意中发现一块碎骨，小心取出来，他的伤口才开始愈合。
罗瑞卿的病情化险为夷。
这次受伤，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纪念——由于面部神经受损，造成了说话吃力。
一艘轮船从上海开出来，驶向武汉、重庆。
罗瑞卿穿一件长衫，头戴礼帽，手里拿一张报纸，从船舱里出来，站在甲板上装着欣赏两岸风光，实际上是暗暗察寻有没有特务、暗探，以便采取应急措施。
黄浦江上，到处停泊着外国船。有的船员竟然对这艘破旧的小客轮吹口哨，扔绳头。
“妈的，欺人太甚！这些不得好死的家伙。”一个商人边掸掉衣襟上的灰渣边骂。
罗瑞卿看看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都是友邦啊！”
“狗屁！”商人走过来，“国父说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可现在把洋人捧成什么了！简直——”
“先生，”罗瑞卿轻声制止说，“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对对，对对。”商人叹息一声摇摇头，“我看你像个教书的人，要是碰见那帮家伙，这话只能吞在肚里了。”
罗瑞卿一阵高兴。这就是说，这身装扮、气质，的确像教员，一般地说，可以唬过去了。
夜里，躺在地铺上，罗瑞卿为离开上海这个魔窟而高兴，也为未来的工作担忧。
一年前为了报考武汉军校，第一次出三峡，向东而去，如今，却是由东向西，拨马而回，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转念一想，不，这不是回头路，是逆水而上，是拼搏，是斗争。
妈妈如果活着，她会支持我的，她已经恨透了那吃人的旧世界，幺姨婆怎么样了？她太软弱了，不肯抗争，也许已经屈从于那可恶的旧势力了。外公呢？还那么顽固吗？他如果知道自己真的成了“砍头党”，一定会暴跳如雷，怒骂不止吧？
船经过镇江、南京、九江、武汉，继续前行。为了防止引起敌人注意，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他极少上岸，只是坐在铺上翻小说。
第四天傍晚船抵宜昌市。他提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在江边一家小旅店里住下来，临睡前，老板打招呼说：“现在时常半夜查店，请各位客人注意点。”这就是说，这里也十分紧张。
果然，半夜时分，传来紧急的敲门声和吆喝声：“开门，开门！查店，查店！”
“来罗，来罗！”店老板连忙跑过去强装笑脸说：“老总别急，就开门，就开门！”
“快点！”
“是罗。”
店门打开了，冲进来四个“黑老鸹”警察。
“有没有共产党？啊？”他们吵嚷着。
“老总，哪儿的话，我这里都是安分守己的客人，哪儿来的什么共产党！”老板连忙递烟，又急忙递上了旅客登记簿。
……
一场惊扰过去，罗瑞卿多了一个心眼：宜昌敌人活动猖狂，应该摸摸情况，再去接头。
第二天，他先换了一家旅店，然后才上街了解情况。
这里显得紧张。国民党兵在码头、街道上巡逻，警察三三两两到处乱窜。
僻静处，他拐进了一家小饭馆，见女老板待人和气，店中客人不多，便问：“这地方怎么不大安静？”
女老板搭话说：“看来你是外乡人，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宜昌是进出四川的码头，你想想能不严查严防吗？听说，在我们这儿抓了好多共产党，你可要小心，没事少出门。”
两天中，他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又去接头附近看了一次，盘算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应变，从哪儿向哪儿跑，心中有底，才去接头。
第三天傍晚，他轻松地向预定地点走去。
周围似乎一切正常。有的小店铺在关门，有的开始点燃蜡烛。在接头地点斜对过，一家油盐店却灯火辉煌，店老板坐在冷冷清清的柜台前，不住地向外张望着。罗瑞卿不由吃了一惊：有夜里出来买盐的吗？得再观察一下。
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个小烟摊走去。买烟时，他有意无意地向周围环顾了一圈，发现接头地点门口有个掌鞋的小摊，那掌鞋的也许是……
他想了一下，点着烟，进了那个院子，没有站在那户门口对暗号，而是径直向里走去。这里还住了另一户人家，男主人正在屋里吃饭，女主人坐在门口洗衣服。
“哦，吃饭哪！”他装成老熟人的样子，边打招呼边向里走去。“你是……”男主人疑惑地站起来，上下打量着。
“吃了饭没地方去，到你这儿来坐坐！”他连忙递眼色，用手示意他坐下来。
“啊，哦！”那人还是一脸问号，又看看门外。女主人沾了一手肥皂沫进来了。
“我是来走亲戚的！”他压低了声音，“怎么那家的门关着？我怕有事，到你这来坐坐，请给个指教。”
男主人会意地点点头，看到妻子进来，便朗声招呼：“老程来了，泡茶。你也是，好久不见都忙什么了？”
这声音显然是一种暗示：附近有人，可能在偷听。
罗瑞卿说：“你吃你吃。我这一阵手头比较紧，大哥借我的那20元钱……”
“哎呀，真，真对不住，我，我……”显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
罗瑞卿摆摆手，从容地说：“大哥，别急，别急，没有你就先用着，不是外人。”
女主人显得有些胆怯，把洗衣盆抱进屋里，不时打量罗瑞卿。
不宜久留，他想着脱身之计。
“那家，”男主人压低声音，“被抓走了，说是——”
他做了一个手势，不让对方再说下去，又凑近一些说：“请大哥送我出去，像平常送客那样。”
男主人点点头。
“你喝茶呀！”男主人说。
“不了，我还有事，到老刘那儿看看。他病了，两天没照面了。”罗瑞卿站了起来。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屋门，来到小院。罗瑞卿细细观察那接头地点的门扉，木门虚掩，里面很可能有埋伏。如果推门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地到了门口。
“大哥，回去吧。”罗瑞卿伸手握别，真的该好好感谢这位普通的居民，如果不是他……
男主人“唔唔”两声，手直发抖，显然他十分紧张。
“大哥，别急，有钱再还我，你先用！”罗瑞卿又紧紧握握那人的手。
他们谈话时，那掌鞋人不住打量着罗瑞卿。
罗瑞卿转身走了。他没向来路走，而是拐进另一条小巷。
回到旅店，罗瑞卿思忖起来，地下交通站肯定被敌人破坏了。怎么办？没有交通指引，是寸步难行的。马上回上海，也不妥。
小店里不安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是个文静书生显得挺特殊，弄不好，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连换两次旅店，便不敢再换了。宜昌城不大，这么换来换去兴许会出什么变故的。
于是他当机立断：设法找到工作，有了掩护身份，伺机行动。
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想起了一句话：“亲不亲，故乡人。”在这“川鄂咽喉”之地，是不愁找不上一个四川同乡的。有了同乡，再进一步联络感情，总可以交几个朋友。
果然，在交往中，他结识了宜昌二中的一位王教员。他老家也是南充县，为人正直厚道。在他介绍下，罗瑞卿进学校当了教员。
有了栖身之所，他急忙向上海写信，用暗语报告了情况。大意是：大哥，你好。我来宜昌。表弟生病住院，我一时到不了表姑家。该怎么办，大哥指教。
回信处，他不敢写二中，他怕暴露自己，便写了一个邮局的名字。
那时候，一般收信地址不明的信，都插在邮局信袋里。寻信的人，去那里认领。这办法，给罗瑞卿提供了一个方便。
他一面等信，一面教书，又要防范随时发生的搜查、被捕的事。他的言谈、讲课中极力避免谈政治、谈时局的问题。王老师偶而谈起国民党如何腐败、如何捕杀爱国学生的事，他就劝阻说：“说多少咱们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算了，埋头教咱们的书吧。”一天，他在讲《桃花源记》的时候，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老师，魏晋的时候，尚有这种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社会，我们能有自由平等的生活吗？”他听了，真想讲一讲社会发展史，讲一讲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但是他忍住了，只是说：“要求自由平等，这是人的天性。只要我们努力，就能达到。”那启发人斗争的革命理论，他统统憋在肚子里，一个字也没说。
下课铃响了，他抱起教案走出教室，训育主任正站在门口。他几乎打了个冷战。这家伙是有背景的，人们称他为“特务狗子。”
训育主任对他殷勤地笑笑：“啊，下课了，你讲得很好。”
“主任，您听我的课了，请多提宝贵意见。”他谦恭地说。
“不，我刚走到这儿，只听了一点。”训育主任跟他并肩往办公室走去。
“主任，我经验少，教学水平低，”他说，“那个学生提的问题我没回答错吧？”
“很好，你回答得可以。”训育主任说，“什么自由平等，简直是赤化理论。”
“我看，”罗瑞卿替那学生开脱说：“可能是读了什么社会学著作，生吞活剥一气，不是赤化吧？”
“也是，也是！”训育主任勉强地笑笑，“你说得对。”
罗瑞卿更加警惕了。不能叫这个国民党的特务抓住任何把柄。
一个月过去了，上海仍未回信。他十分焦急，是没收到信，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已经来了信，插在这里，被什么人拿走了？拿走也不怕，用的是化名，找不到他。只是下一步怎样行动呢？
一天，王老师慌慌张张地把他找去说：“事情有点不妙，训育主任那混蛋在调查你！”
罗瑞卿一愣，说：“你讲详细点。”
原来，训育主任早就注意他了。因他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举一动，常常无意中露出一点军人气质，这个特务分子就嗅上了。
训育主任偷听罗瑞卿讲课以后不久，找王教员谈话，转弯抹角地打听罗瑞卿的来历，问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
怎么办？马上走？可到哪儿去呢？到湘鄂西吗？没人接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回上海吗？接不上头，又会过起那种流浪的日子。党啊，为什么还不来信。
在困境中，他想出了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开始终日研读古诗文，面对当前的国共斗争表现出十分淡漠。有一次训育主任问他：“请问，你对三民主义有何见解？”
他表现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引经据典说：“孔孟讲仁爱、仁政，杜甫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都是讲爱民、悯民，三民主义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不上课的时候，他常常抱卷诵读古诗，或者写几首七律、绝句之类。
中秋佳节，学生请老师一同望月。
大操场上，篝火熊熊。一面玉镜，高悬中天，在这穷富相差甚远的社会里，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罗瑞卿多么想发挥在中学时演说的天才，在几百名学生面前，分析社会现状，传播革命真理，痛斥蒋介石的背叛行径。但是他不能。那样无异于引火烧身。
训育主任当然想听听罗瑞卿此刻有什么言论。他特地提高了声音，请罗瑞卿在学生面前演讲。
罗瑞卿一副谦恭样子，一再推托，实在推不掉，他站起来说：“中秋佳节，月儿最明，我们应该咏月，歌月，舞月！我给同学们朗读古诗一首。”
然后高声吟咏李白的《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日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声调朗朗，一副陶醉的神态。从此，学生说他是“古董迷”、“学究派”。他从不反驳，只是一笑置之。
那位训育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喜欢新诗，新诗也有名著！”
他故意问：“谁？”
“徐志摩、敦沫若，都出手不凡啊！”训育主任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知道，这又是试探，便摇摇头，笑道：“新诗也许不错。但我喜欢古诗。古诗如陈年佳酿，越品味越醇香。新诗像加了水的酒，味道太淡了。”
“哈哈哈。”训育主任说：“哎呀，你呀你呀，真是老古董了。”
罗瑞卿不能使他捞到什么。
等了又等，终于收到了上海的来信。党指示说：交通站一时恢复不了，要他速回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党啊，您终于来信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走。
怎么走呢？偷偷走掉？不行。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对王老师不利，应该正式提出辞职，大大方方地走开。
这样，在收到上海来信的第三天，他找到校长，说家中来信，父亲病危，急需回家料理，而且还要处理田产，一时回不来，请求辞职。校长表示挽留，又客气一番，同意辞职。
训育主任听说了，立即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一定要替他买回重庆的船票，还要送他上船。
这家伙脑子里打的什么鬼算盘？难道要上船捉人吗？他索性假戏真唱，同意训育主任代买船票，又在饭馆要了几个菜，请训育主任、校长、王老师等几位吃了一次。
等上船时他才发现，训育主任上了船，说也去重庆。妈的，这个鬼东西，真的盯上了自己。他表面上显得十分高兴，暗地里在计划怎样甩开这讨厌的家伙。
开船以后，他一直护着手中的提包。训育主任看他把钱放在那里了，而且还有一包挺硬挺沉的东西，说是孝敬父亲的，也许是一件值钱的物件，训育主任想。罗瑞卿和这位陪同者，一直喋喋不休地讲着他的父亲如何忠于党国，如何在当地有威望，反正不让他脑子有转圈的工夫。
船到秭归，靠岸之后，罗瑞卿站起来向码头上张望，在寻找什么，突然他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主任，码头上有卖桔子的，我去买一些。您口渴，吃这个好。”
“不用，我——”
“主任，你看好我的东西，我去了马上来。”又低下身子贴近他耳朵说：“我的钱和两个金戒指都在里面呢，你小心点。”
“唔唔，你快去快回！”训育主任把提包往自己身边拉了拉。
罗瑞卿上了岸，他确实买了两斤桔子，可他没有再回那艘船上，而是挤在人流中，上了另一艘开往武汉的船。
船“轧轧”响着起了锚，向江中驶去；不一会儿便顺流而下了。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心“怦怦怦”跳得厉害，偷偷向左右瞄了瞄，人们都在干自己的事，谁也没注意他。
该死的训育主任，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落空了。你拿走那只提包吧，里面一分钱也没有。在他不注意时，罗瑞卿早把钱转移到自己身上了。对于那个又硬又重的东西，是一个石头牛。也算一件“宝物”吧！训育主任，如果你能懂得那含义就好了。你呀，蠢笨如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