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3日，大别山腹地的总路嘴被一声枪响震撼了。
那天清晨，天阴阴的，二纵五旅后勤处长黄开群正带着人在总路嘴附近组织后勤补给，忽然接到通知，邓小平政委让他去镇上汇报群众纪律问题。
黄开群心里打着鼓来到邓小平的住处。
“黄开群，你来啦。坐。”
黄开群见邓小平脸上没有笑意，哪里敢坐。
“你们五旅有个教导队，他们住哪里？”
“镇子里。”
“那是一群活土匪！”邓小平拍了桌子，“你去街上看看，到处是稻草，这个群众纪律象什么样子？！”
黄开群知道刘邓抓纪律一贯动真格的。在冀鲁豫时，曾专门签署过一个命令：凡违犯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这在各野战军中是出了名的。今天听邓小平严厉的口气，八成又要动用“铁腕”了。
“他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抢……抢什么东西？”
黄开群不知所指。
“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你回去和你们旅长讲，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一拍脑袋，终于明白了。
“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小保队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怎么还呢？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被杀掉吃了。”
“乱弹琴！”
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
“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条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
黄开群敬了个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
邓小平又叫住他。
“前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的整顿纪律会议，部队有没有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松懈，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张际春政委还专门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点燃香烟：
“好，记得就好。我们初到大别山，面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敌人重兵围剿；二是生活艰苦，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多打胜仗的同时，用严明的纪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我们就完成不了战略反攻的伟大任务。你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当天上午，野司、野政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
临近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6两黄金。
邓小平整理了一下军装，说：“我既听汇报，也要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秋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当地的老百姓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在说什么，手指着不远处的店铺。
邓小平想和他们随便谈谈，刚欲上前，见那两个人慌乱地收回手指，担起柴，脸色鄙夷地匆匆离去了。
邓小平觉得有些蹊跷，顺着刚才那两人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给邓小平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站下来，对张之轩说：“这象什么部队？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清楚，回到邓小平的住处，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那里。
“搞清楚了？”邓小平问。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揉着他那唯一健全的眼睛，叹了口气，“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张际春同志，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李达脸色铁青，双拳攥得嘎嘎作响：“既然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是错了嘛。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只好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前来参加！”
张之轩说了声“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点点头：“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
刘伯承又问：“他是哪个连的？”“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拧着，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作战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军队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沉默了许久，刘伯承继续说：“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们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事情。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起带头作用，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处决他，绝不是对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军战略反攻能否胜利，革命能否成功的大事！希望他能理解到这一点：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始终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浓重的烟雾迷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咬啮着他的心。
……
禁闭室里。
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盛得满满的，却已没有端来时的热气。
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那碗面，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疤紫亮亮的，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如今这光荣的弹痕却成了这座残缺雕像上的历史印记。
“吃些吧……”
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摇摇头，蓄在眼里的泪“叭”地落在碗中，溶化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张之轩问。
赵桂良依然摇头，焦干的嘴唇蠕动着：“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你真的没有别的话说？哪怕、哪怕后事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张之轩有些动感情了。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对无言。
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我……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母亲。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不是……”
张之轩点着头，抑制不住了，赶忙掏出手帕。
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吵声。
张之轩打开门，见是三连的战士牛原平，还没开口，牛原平已经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
牛原平孩子般地哭着。
赵桂良一下了变成了一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咆哮起来：“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抹了把泪，象个犟脖子的牛犊。“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怎么凶，反正我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说个清楚！”
“你敢！”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
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用的。他拿花布，是给我做棉衣的，他说我小，禁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给连里出门板报的，拿的粉条……”
“牛原平！”
赵桂良大喝一声，几乎冲上来要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
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你说吧，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伯承司令员最近瘦得厉害，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
牛原平呜呜地哭着。
哭声撕扯着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情感，情感、理智，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牛原平的一番话又掀起他胸臆间的感情大潮，他横了横心，决定去找邓小平做个汇报。
……
“张之轩同志，你要晓得，我的心情何尝与你不一样呢……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听完汇报，向来刚毅的邓小平眼睛也潮湿了。他望着窗外，给张之轩讲了一段《孙武斩吴妃》的故事——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读了孙武的十三篇兵法，召见孙武问道：“这些兵法可以用女人来小试一下吗？”
孙武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吴王唤出180名宫女分为两队，用最宠爱的妃子充任左右队长。孙武要她们看清进退方向，明确宣布了法纪，但三令五申，女人们仍嘻嘻哈哈，不遵号令。孙武当即竖起铁钺，将左右队长推出斩首。从此法令森严，进退有序，无人敢违号令。
……
邓小平收回远望的目光，深嘘了口气：“古为今鉴，我们决不能象吴王那样，只爱兵法条文，而不用其实啊！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名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做为战场牺牲告诉他的家人。因为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谡。而我们硬是把眼泪水往肚里吞啊！”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十万大军的命运。”
……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弯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
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鸦雀无声。
组织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语调是沉痛的。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曾经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奔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大声疾呼：“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样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件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副政委的一双手被颤微微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了：“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员，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留下他，留下他，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吧，首长！求你啦……”
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倒下来。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擦去老人脸上的泪。面对群众的赤诚，这位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被眼前真实的、慈母般的红军妈妈感动了，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邓首长。
……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望着张际春，三个人五只眼相互对视，久久没有说话……
沉默。沉默。沉默。
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启口都要使上千钧之力。
沉默。依然是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个子最小的邓小平先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是理解的。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交给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
邓小平轻声地说：“司令员，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屋外走去。
邓小平感到，刘伯承的手，象冰。
……
缓缓的山坡上，缓缓地走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一路无语。
谁也无法知道，此时此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在想什么？
也许，那拿在邓小平手中而忘记抽的香烟所冒出的缕缕轻烟，能给人们一些提示？——
轻烟中，夜的黄河如同白昼，炮火烧红了汹涌的河水，艘艘木船在狂澜弹雨中竞渡；
轻烟中，黄泛区蒸腾着暑气，无数路将士并肩跋涉在滚滚的泥淖之中；
轻烟中，沙河、汝河、淮河咆哮着，一个个战士中弹落水，更多的战士如同潮水扑向枪弹；
……
也许，他们想得更多，更远。
但是，他们依旧一路无语。
……
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声音突然苍老了许多，对着空旷的山野凄然痛呼：
“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吃惊地望着刘伯承，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他清楚，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统帅，只好自语般地默默说道：“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怆然落下。
邓小平又说：“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否则，我们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任泪水横流。
邓小平手夹着香烟，忘记了抽，烟灰结了很长很长：“如果，赵桂良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使人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这也是他为此做的贡献与牺牲。”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