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要学说的话是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乡音，而非普通话。
渐渐长大了，方圆数十里的大人孩子张口全是一个腔调，都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乡音。大家都一样，也就感觉不出这话是好听还是不好听。直到有一天碰上个陌生人，他操着与众不同的腔调问：“小姑娘，你干什么呢？”我回答说：“不揍啥。”意思是说什么也没干。当时的感觉是，两个人口音不同，交流起来十分别扭。次日便听到村里人在议论，说某某家的什么人在外面待了两年，把家乡话都忘了。开口拿腔拿调，因此还闹出了笑话。有位汉子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昨天晚上。汉子一听急了：啥？坐俺碗上，俺还坐你锅上哩。从那次起，我觉得在家乡这块地盘上，任何带其他腔调的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家乡，我也有说普通话的时候，那是在课堂上朗诵课文时。也有说普通话不被乡亲笑话的时候，那是身为学校文艺宣传队成员，下乡演出时。在演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扮演阿庆嫂、小常宝等角色，登上台说得是一板一眼的京腔儿，乡亲们都爱听。一次到外乡演出，我刚从台上下来，有个小伙子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本人刚微服私访回来，在观众堆儿里听到不少赞扬声，他们说你念唱好听，扮相俊俏。在这种场合，京腔儿居然为我赢得了喝彩。然而，到了台下，我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也用不着说，那会让乡亲们笑掉大牙的。
二十岁那年，我带着满口浓重的乡音走进军工厂。几位初次见面的军人，误认为我是北京知青，当我一张嘴，口音变成了最好的解释。糟糕的是，我的有些乡音别人根本听不懂。这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家乡话很难堪。最悦耳的还是北京知青们的普通话。我第一次萌生了想学普通话的念头。但是，已经讲了二十年的家乡话，要想改掉，谈何容易。之后，我又带着未改的乡音，被送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开始了实习生活。
由于不会说普通话，给师徒之间的交流带来不少困难。星期天，和一同来实习的小师妹出去散步。她告诉我，在单位初次见面，就特想同我成为好朋友。然后指出，我身上存在着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毛病，她要下决心帮我改正。当我表示异议时，她有些生气地说：“一个漂亮的女孩儿，说一口不好懂的家乡话，让人感到很别扭。”望着她那认真的样子，我笑问，有那么严重吗？她突然放弃普通话，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堆湖北家乡话。让我选择愿意听哪种？好厉害的小师妹，我只有认输了。
可以说是在小师妹的一再鼓励下，二十岁的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学说话。她规定，每当我俩在一起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否则免谈。一个人在舞台上可以用普通话念白，但到了台下未必会说普通话。正像操不同口音的人，唱起国际歌都变成了普通话，而一旦唱罢又都恢复了本音一样。让我真正做到用普通话自然流畅地同人交谈聊天，其难度确实不小。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小师妹的帮助下，我的发音逐渐得到纠正。之后她又鼓励我拿出勇气，在已经接纳了我说家乡话的师傅面前，突然换一种新面貌，开始使用普通话。
如同狗熊掰玉米棒子，得到这个扔掉那个。我学会了普通话，却忘掉了家乡话。第一次探亲回家，听着久别的乡音，感到既熟悉又不顺耳。我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我不愿意让乡亲们说我离开了家乡就拿腔拿调。我运足了气，张开嘴却找不到感觉。于是，别人听着别扭，自己感到难受。我尽量少开口，多倾听。几天后，我终于找回了感觉。
再次见到小师妹，她责怪我回了一趟老家，又跑调了。我只好再努力，寻找另一种感觉。
三年的学徒生涯结束后，由于军工厂尚未投产，所学的自动化仪表技术，暂时无用武之地。此时，我被安排在宣传科当广播员。三个广播员中，有两个是北京知青。她们成了我最好的老师，同她们朝夕相处，不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发音。渐渐地，我的普通话可以以假乱真了，到北京以外的城市出差，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北京知青。当然，在北京人面前，他们一听，立刻辨出，我绝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在乡音和普通话之间，改来改去，既累心又累嘴。不过，经过反复练习，达到了变换自如。在北京，说普通话，回老家，说家乡话。同父母和爱人、儿子在一起时，对前者用家乡话，对后者用普通话。我说的乡音绝对保持着原汁原味儿。家乡人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瞧人家，在外生活了三十多年，乡音丝毫未改。所以乡亲们同我交谈起来，没有半点隔膜感。
有了学说普通话的经历，我从内心佩服那种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多种地方话的人，更佩服那种一张口会说多国语言的人。
写于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