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的盛夏，我应邀去参加《民族团结》杂志社举办的孔雀杯征文发奖大会。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欣喜之余不免有些紧张。当我和《民族团结》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坐在一起时，他们热情、真挚而又亲切的讲话使会场变得格外活跃。在这种轻松自如的气氛里，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
手捧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民族团结》杂志，感到分外亲切。我的第一篇散文是在《民族团结》上发表的，并且第一次获了奖。这难忘的第一次把我和《民族团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民族团结》杂志社给予我的热心帮助。
还在山西五四一军工厂工作时，没读过几本文学书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迷恋上了文学。闷头傻写数年，总不见长进。那时，身居偏僻山沟，非常渴望编辑能在退稿时写上只言片语，指点一二。我做梦都想同编辑见上一面，当面聆听一下他们的宝贵意见。由于环境的局限，谈何容易！也曾试着给有的编辑和作家写信寄稿，内装信封、邮票，恳请对方百忙中能够回复一封信，但得到的是一次次地失望。于是，我便认定，凡是作家，编辑，架子一定很大，整日忙于写作、看稿，哪有闲工夫理睬一个远在天边的无名小卒。
投稿，失败，再投稿，再失败，无数篇稿子石沉大海。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我一次次看到成功他娘，却不曾看到成功一次。我好苦恼，好失望，欲求一位老师给予指点，真难！人为什么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帮助？我哭了。爱人好言相劝：“算了吧，何苦呢？你不是那块料儿，别再满世界寻找文学老师了。想充实业余生活，以后跟我学习修理电视机吧。”
晚上，伺候孩子睡下了，爱人拆开电视机机壳，对照实物，耐心地讲起电视机的工作原理。我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心里还在苦恋着文学。
一有功夫，就写呀写。终于，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省报发表了。这期间常有小小说、散文在军工报占有一席之地。但我深知自己知识匮乏，底子太薄，热切地希望能有所提高。
一九八七年，我们调回了北京，心中异常兴奋。心想，到了文化发达、人才济济的北京，何愁找不到文学老师？实际情况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来京后整日忙于工作，早出晚归，上班——下班，工厂——家，单调的两点一线，上哪儿结识文学老师？渐渐的，我感到与各报刊编辑以及作家之间，如同人头上的两只耳朵，虽然相距不远，但左一边右一边，隔座山头不见面。
一九八九年夏天，有位同事欲介绍我与《民族团结》杂志社编辑相识，听后很高兴。但由于胆儿小不善交谈，又常被自卑感困扰，对编辑和作家颇感畏惧，担心他们架子大，不愿意理睬业余作者。爱人看出我的心事，有些生气了：“你呀，整天做梦都想找老师请教，如今给你介绍，又怕这怕那，挺大的人，还像个胆怯的小姑娘，没出息！”爱人的激将法果然灵验，我鼓足勇气，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上稿子去见《民族团结》杂志社的编辑。
初次见面，印象极佳，编辑老师谈吐真挚热情，没有一点架子，给人以爽快亲切的感觉。他对稿子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那春风般的话语，打消了我多年固有的偏见。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我得到不少帮助和启发，受益匪浅。
当我的第一篇散文在《民族团结》杂志上发表后，很受鼓舞。之后，经常给该刊写稿，不断得到编辑老师的帮助指导。作为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每当走进《民族团结》编辑部，就有一种特别亲切温暖的感觉。在这里，从领导到编辑，十分平易近人，他们满腔热忱的工作作风，使编辑、作者、读者的心贴得很近。
1992年2期《民族团结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