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兄，今年五十岁了；他过去在新诗上，小说上，戏剧上的伟大成就，想是喜欢读读文艺作品的人所共见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而尤其是难得的，便是抗战事起，他抛弃了日本的妻儿，潜逃回国，参加入抗战阵营的那一回事。
我与沫若兄的交谊，本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是和学生时代同学时一样的。但因为中间有几次为旁人所挑拨中伤，竟有一位为郭氏作传记者，胆敢说出我仿佛有出卖郭氏的行为，这当是指我和创造社脱离关系以后，和鲁迅去另出一杂志的那一段时间中的事情。
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
我对于旁人的攻击，一向是不理会的，因为我想，假若我有错处，应该被攻击的话，那么强辩一番，也没有用处。否则，攻击我的人，迟早总会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认，则旁人也会看得出来。所以，说我出卖朋友，出卖郭氏等中伤诡计，后来终于被我们的交谊不变所揭穿。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员长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间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住宅里见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两三人而已。
这些废话，现在说了也属无益，还是按下不提。总之，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发起替他祝寿；我们在南洋的许多他的友人，如刘海粟大师，胡愈之先生，胡迈先生等，也想同样的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为我国文化界的这一位巨人吐一口气。现在此事将如何进行，以及将从哪些方面着手等问题，都还待发起人来开会商量，但我却希望无论和郭氏有没有交情的我们文化工作者，都能够来参加。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