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想彻底理解这些书，就需先了解我。对我的经历、性格、爱情和梦幻必须要深入地了解。”卡夫卡写道。
1880年7月3日上午，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繁华大街上的一个热闹的化妆品批发店“卡夫卡商行”。商行里几个商人正在讨价还价，高声争执，几个伙计正忙著把货物搬进搬出。这时一个慌慌张张的女佣跑进来，一边喘气一边高喊：“先生，先生，太太快生了！”
商行老板赫尔曼·卡夫卡把头扭过来问：“请大夫没有？”另几个来进货的商人见他要走，马上趁机把价压得死死的，赫尔曼顿时满心的不乐意，不耐烦地冲着女佣挥挥手，说：“快把大夫请了，我就回来。”
等他几个回合把价钱终于谈好，开始算帐收钱时，女佣又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叫着：“先生，恭喜先生，太太又生了一个男孩！”
赫尔曼得意地笑了起来，一边监督着伙计们打点货物，一边同那几个正向他祝贺的商人聊起来：“现在我儿子条件多好，还有医生上家里来守着！我小时候哪有这些，别说出生时全凭命大，就连19岁摔断腿第一次去医院也花的是我去替人做工挣的钱，父母从来没有一个子给我……”
这天出生在这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就是弗兰兹·卡夫卡。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化妆品批发商，强健、固执、粗鲁、严厉，是个暴君型的专制家长。他喜欢抱怨和吹嘘自己小时的艰难生涯，崇拜物质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对儿子的天才与个性很不理解，对他的管教十分严酷。这对卡夫卡后来忧郁、内向的性格的形成，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卡夫卡的母亲柔丽叶·卡夫卡出身名门，是个身材单瘦、质朴而温柔的妇女。她一生的心思都放在丈夫与孩子身上。但与丈夫一样，她对儿子的醉心于文学也很不理解。
卡夫卡在家里排行第三，但因两个哥哥早夭，他升为长子，使他具有“长兄意识”。小时候的卡夫卡聪慧敏感。他未能继承母亲家的社会地位，却继承了母系亲族的纤弱的身体、杰出的智能和他们的善良与怜悯。他性格羞怯内向，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在他心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影响到他的性格的形成。小时候的一个晚上，他不停地哭泣，闹着要水喝，他成人后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回忆说：“现在想起来并非因为口渴，大概是心头烦闷，而又畏惧孤独的缘故。”他父亲喝斥不住，便一把将他从床上扯起，带到外面阳台，叫他只穿一件睡衣，孤零零地呆在那儿。而后把门锁上，自己回去睡觉。这件事对卡夫卡产生了极大的伤害，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并得出悲观的结论。从此他听话了，但也更孤独、更加忧郁，与父亲也大大疏远。
一次，同一街区的孩童拉他去掏一棵大榕树上的燕子蛋，最大胆的顽童爬在树上，叫卡夫卡摘下帽子接着，便从鸟巢里把一枚枚蛋掏出扔了下来。卡夫卡接了，小小的鸟蛋却都从帽沿旁落下，叭地一声摔在地上。最后两枚终于接住了，但却也撞碎了，黄黄地糊满了帽子。树上的顽童从裤兜里掏了两颗石子放在鸟巢里，飞快地溜了下来，大家便一起责怪卡夫卡，讥笑他是布拉格最笨的人。小伙伴都走了，卡夫卡却一人躲在街对面，看着燕子归巢后，叽叽喳喳地围绕着榕树叫个不停，他感到非常地忧伤与负疚，从此就拒绝再戴那顶花格呢帽。他读小学时，母亲放心不下，每天派保姆按时接送。但保姆有时因故迟到，有时学校提前下课。出于孩子顽皮的天性，每当这时卡夫卡便随着班上的顽童涌到街上去玩，其内容之一便是打群架。
这帮顽童曾从教学钟楼上捉来过一只小猫，关在一个笼子里，百般虐待，让小猫不停地发出哀鸣。老猫闻讯赶来，就被顽童们当作练习弹弓的靶子，老猫嚎叫着一次次奔逃，又一次次回来。顽童们哈哈大笑，只有卡夫卡悄悄地颤栗着，他为没有勇气放走小猫而感到羞愧，不禁流下了泪水，这更引起了顽童们的嘲弄和鄙视。所以，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像同学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被母亲宠坏了的娇宝宝”，“一个小犹太懦夫”，卡夫卡每次总是勇敢地参加打群架，并且总是站在人少的一边。结果总是被打得半死，衣服撕烂、扣子扯掉、脸带伤痕、浑身脏兮兮地回到家里。有一次，负责照料他的保姆与厨娘气愤已极，顺口说了他一句布拉格土话：“你真是一个ravachol。”这是什么意思，卡夫卡百恩不得其解。后来父条告诉他，这是一个流氓、罪犯、杀人者的名字。这使他大吃一惊。厨姣竟无端地把他划入一群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人之中，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这使他感到极端恐惧。第二天，他病倒了。病好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街战，人们也不再说他是个“ravachol”。但是这种莫名的罪恶感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心田，使他常常感到无端的自卑与恐惧。
卡夫卡10岁时，进入国立德意志高级中学学习。学习德语的同时，他对自然主义的戏剧和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发生兴趣。他的节假日再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耍了，而把课余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行是在学校图书馆，后来发现市图书馆的藏书更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又转入市图书馆读书。在书里，再没有轻蔑、嘲弄和悔辱。虽然别人见他变得更孤僻忧郁，但他确确实实感受了欢乐——在书本里。他小心地希望着自己将来也有著作可以摆在图书馆里，也有长生的精神与那些伟大的精神在书架上悄悄对话。他甚至查阅了图书馆里以“F”开头的作者名字，看有没与自己同名的著者，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这是一个多可笑的奢望呀！他不禁脸都红了。
18岁中学毕业，他顺利地考入了布拉格大学。先学了两周化学，后遵从父命改学法律。但他本人却喜爱文学，曾计划去慕尼黑大学从事德国文学研究，因父亲反对未果。在大学期间，卡夫卡学习十分努力，爱好比较广泛，喜爱游泳、划船、散步等体育活动。但他不大合群，喜欢独处。他不害欢当时布拉格的知识界和许多德籍犹太知识分子，很少与他们交往。但他也有少数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马克斯·布洛德。他们是1902年在德国学生俱乐部认识的，当时布洛德在台上作关于叔本华的演讲，卡夫卡是听众。共同的学术和文学爱好使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也在布洛德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小作品。曾先后和布洛德夫妇游历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等地。布洛德成为卡夫卡二生最亲密、最坚定的挚友，他的作品的解释者和最有影响的传记作家。在大学卡夫卡又接触到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的哲学著作，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对中国的老庄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反映。
1906年，卡夫卡获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10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由于他不满意这里过于紧张的工作和不大稳固的前景，于1908年转入半官方的“劳工意外保险局”。不久由临时雇用转为终身职务。这时的卡夫卡身材虽高，体形单瘦，但比较健康。在公司里，他办事干练，工作积极，深得上司赏识。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虽然他不大主动与人交往，常喜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但他善良、正直，大家都很尊敬他，乐予同他交谈，听取他的意见。但卡夫卡内心却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并为自己过着双重生活而饱受拆磨。是“挣钱使自己活着”，还是“过自己应过的生活”，对卡夫卡来说，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开这些恼人的困境，他更深地沉浸在创作中，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花在写作上。
由于长期的郁闷、压抑，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常常住在疗养院，1917年，医生诊断出了肺结核。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时时停止工作，在欧洲各地疗养。1922年7月，他正式提出辞呈，依靠退休金生活。
1924年，卡夫卡的病情再度恶化。经维也纳大学医疗部教授哈耶克确诊为喉头结核。他到维也纳郊外的乞尔林疗养院治疗。在6月3日这一天，疗养院的窗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卡夫卡几天的高热也伴着窗外6月的暑气消退了，他脸上两团不正常的红润也淡了许多，浑浊了许久的眼睛里又呈现出了一种清澈的光辉。他感觉很好，下了病床，在窗前的藤椅上坐下，他捧了一杯中国茶，看着窗外。他让他的小爱人朵拉替他打开窗子，朵拉犹豫了一下，看着他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兴奋，缓缓地走过去，掀开了窗。风雨夹着泥土青草的清新卷了进来，朵拉不禁泪流满面，回过头时，卡夫卡已松开了他常锁的眉头，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在古老的犹太仪式中，葬在休特拉斯尼兹的犹太人公墓。
要理解卡夫卡的性格是很不容易的。表面上看，他是个幸运儿。他出生于小康之家，虽不能挥金如土，却也无衣食之虞。他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也令人满意。一战时，他因担负重要职务而免服兵役。他病休时工资照拿，病退后又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是令人羡慕的。然而他一生却并不感到幸福。孱弱的身体，受人歧视的民族，缺乏温暖的家庭，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人的渺小感……所有这些，像梦魇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使他感到孤独、空虚、忧郁、恐惧、以至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焦虑、恐惧与绝望正是他对社会的关注的表现。
卡夫卡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人们。例如他在“劳工意外保险局”工作时，一位工人在工地被起重机撞碎了腿，“保险局”只给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抚恤金。工人不服，向法院起诉。但由于缺乏知识和经验，他的诉讼不符合法定程序，眼看就要失败。卡夫卡知道此事后，出钱请了一著名律师为这位工人重拟了诉讼状，使他胜诉，得到应有的赔偿，而卡夫卡自己则作为公司的正式代表在法庭上败诉于这位工人。工人激动地说：“他不是律师，他是天使。”这种事卡夫卡做过不止一次，因此引起局里不少人的非议。但卡夫卡坚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不顾这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巴尔扎克曾在自己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则变动了词的位置，把它改为：“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社会的逆来顺受者。但实际上，他对社会与现存制度十分不满，年轻时也曾激进过。他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同情捷克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他们的集会。随着年事渐长，慢慢他感到对现存社会的反抗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逐渐把不满压入心底，转入他的文学创作。所以他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始终扮演了一个冷眼旁观的角色。生性敏感的他对冷酷无情的现存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丑相，但又认为人无力改变现实，注定要趋于毁灭。他说：“每一次的变革之后，留下的只是新官僚制度的淤泥。”认识到生活的荒谬，对社会毫无信心，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也就是传统颓废文学的特征。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病态才华的文学家。
在爱情婚姻上，卡夫卡也表现出他性格的二重性。他渴望爱情，也得到过爱情，但他却不愿通过婚姻把爱情巩固起来。他认为：“一个男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熟，就是结婚成家，生子。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界上赡养他们。如果可能，再领他们一段路。”然而他对结婚却怀着极大的恐惧。他虽几次订婚，但至死仍是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