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自己的奠基之作之前，邵逸夫先分析了邵氏公司自邵醉翁以来，所存在的弊端。他发现，无论是大哥邵醉翁，还是二哥邵村人，对剧本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很多时候为了抢得市场先机，根本等不及剧本成型，仅凭一个提纲，就匆匆开机，由演员临时凑台词。可以想象，这样的影片，必然粗糙。所以邵氏出品的影片，虽然卖座，却难称上品。而邵氏公司终于在香港电影界渐呈败势，不能不说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自己来香港发展，将邵氏公司的兴盛大业系于己身，当然不可能还走老路子，用粗制滥造的影片打天下。而精品影片，必要有上乘的剧本做保障。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对于一部电影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邵逸夫意识到，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必须予以重视。
但是，剧本创作历来不是邵氏公司的强项。而“电懋”，则拥有香港最好的编剧姚克、艺术感觉一流的剧本策划宋淇，还有一块金字招牌：著名作家张爱玲。而邵氏公司，不要说张爱玲这样的明星编剧，连能与姚克一争高下的编剧也没有。
邵逸夫不怕。作为生意人，他深信有钱就有一切。没有好编剧，可以花钱买好本子。于是邵氏公司发出公告：高价悬赏好剧本。一时间，众多剧作家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纷纷前来应征。但邵逸夫亲审之后，没有一部被留下。事实上，这其中不乏艺术价值较高的本子，对人性的挖掘、情感的表现，都很有力度。但邵逸夫关注的是影片走向市场之后的效果，所以拒绝拍纯文艺片。
邵逸夫并不讳言，他是把电影当做生意来经营的。虽然他热爱电影，也深知电影是一个艺术门类，但他坚持认为电影还是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只有被大众接受的剧本，才是好剧本，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对于一家电影公司而言，无异自杀的毒药。只有百姓能理解和欣赏的下里巴人，才能带来经济效益，才算是他的上乘之作。他常常对那些有纯文艺情结的员工说：我们是在开公司，不是在办艺术沙龙，我们拍电影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了倡导艺术。如果我要拍一部纯艺术影片，我不敢肯定这种戏会有多少人爱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从大家都中意看的娱乐片着手。
他的这一说法令很多追求艺术的剧作家反感，认为他不懂艺术。但凭心而论，作为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这一思路并无错误。他首先要抓票房，他的投资必须要有回报，否则他的公司不可能维持下去，所谓艺术也就无从谈起。
但什么样的影片，才能既让观众喜欢，又能出奇制胜，让邵氏公司一炮打响呢？
邵逸夫认真考察了香港电影市场，发现香港的国语片市场非常萧条。在讲粤语的香港，国语片市场一直很小，香港诸多的戏院中，只有两家戏院放映国语片。1949年以后，来香港的内地人渐渐多起来，但国语片却仍然没有发展，缺少大戏、重头戏。左派机构的国语片主要发往内地，“电懋”等自由机构的国语片卖到台湾及海外华人市场，这就给国语片在香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是一个可供开发的大市场。
充分研究之后，邵逸夫和邹文怀等人反复商讨，终于决定迎难而上，拿出一部上乘的国语片，作为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的开山之作，并拯救国语片的颓风。
邹文怀深通宣传之道，先行搞起大规模的舆论策划。邵氏公司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邵逸夫宣称：邵氏公司每年要生产26部国语片、12部粤语片。会上，邵氏公司还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邵氏出品，必属佳作。
邹文怀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振兴国语片”的宗旨大力宣传出去，这在国语片很不景气的香港，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许多观众都充满热望，非常期待。“邵氏出品”还未上市，就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只待佳作横空出世了。
大思路有了，可具体要拍哪部戏呢？
邵逸夫与邹文怀分析了一下，香港最大的国语片生产公司——“电懋”，当时主要拍摄时尚电影，表现都市上流社会的生活，时代气息浓郁，多富浪漫的小资情调。片中的男女主人公着装前卫，各式旗袍、高跟鞋层出不穷，人们根据剧中人物装束，称其为“时装片”。
邵逸夫清楚，在时尚领域，“电懋”已走在前边，自己不具备与之一争高低的实力。他决定避其锋芒，绕其道而行。他想起几十年前，大哥邵醉翁创业之初，上海电影界与当前的香港何其相似乃尔。实力最强的明星公司多拍摄现实题材，于是大哥另辟蹊径，提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口号，从稗史、民间文学当中挖掘故事，推出古装片，居然在如林的电影公司当中独树一帜，终于崛起。当时的“天一”带起了上海古装片的热潮，许多片子不仅轰动了上海，也震动了南洋。难怪“天一”一出道，就令明星公司感到了威胁。
邵逸夫决定仍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素材。他认识到，中国人的现实与历史永远是分不开的，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有着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啊。而传统的题材，永远有市场，永远会受到追捧。
他向邹文怀等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邹文怀的支持。当时，新华影业公司正推出新片《天仙配》，在这部影片里，创造性地把国语片和戏曲片糅合到一起，形式很新鲜，上市之后即在香港开创了国语片热映的局面。邹文怀从中受到启发，认为邵氏公司也可以走这条路子。他邀请邵逸夫等公司高层人员一起去戏院观看《天仙配》。
邵逸夫立即被吸引住了。在这部片子里，国语和黄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黄梅调的方言色彩不重，且曲调优美，婉转悠扬，唱词完全可以用国语发音。
邵逸夫立即就决定，也拍黄梅调的国语片。
但在具体剧目上，大家仍然争论不休。邹文怀见众人各执己见，迟迟无法定夺，郑重地向邵逸夫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道：“咱们应该听听这个人的意见。”
邹文怀推荐的这个人，是当时在邵氏公司默默无闻的小导演——李翰祥。
李翰祥本是科班出身，但当时在邵氏公司很不被重视。他1926年出生于辽宁锦州，40年代在北平国立艺术学校读书，专修油画。后又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修戏剧、舞台表演、电影。因时局动荡，他未及毕业即走出校门，于1948年来到香港，涉足电影业。最初在大中华公司做特约演员，演过一些跑龙套的角色，终无大的发展，更不被人们知道。之后，又分别在长城、永华等影业公司打过工，也无非是利用自己曾经学过的舞美等特长，做布景、场记、服装管理等事情。
1954年，李翰祥同邵村人签了合同，在邵氏父子公司任导演。但邵村人之所以用李翰祥，并不是因为他欣赏李翰祥的导演才华，而是邵村人一贯俭省，奉行“低成本”运作，李翰祥当时寂寂无名，薪水自然也可以压得很低。
李翰祥执导的第一部片子是《雪里红》，由前苏联名著《在底层》改编。这部影片虽然是由著名影星李丽华主演，但上市后并未引起反响。李翰祥自然同这部片子一样，仍旧默默无闻。于是1955年邵村人没有用李翰祥拍片，任他坐了一年冷板凳。1956年也仅拍了一部影片《水仙》。1957年，李翰祥的机会似乎多了一些，连导了三部影片，其中《黄花闺女》、《春光无限好》两部，皆由林黛主演。这些片子上市后反应尚可，票房也还不错，但李翰祥仍然未被重视。邵村人尤其认为，片子之所以成功，是他花大价钱请林黛担纲主角之故，与导演没多大关系。倘若拍砸了，导演却难辞其咎。
正在这时，邵逸夫来到香港，接手邵氏公司。邵逸夫出手不凡，一上来就有营建清水湾大型片场的豪举。在清水湾影城里，邵逸夫一共建了四个影棚，但是，李翰祥拍戏仍然没有影棚。他只是邵氏公司一个三流小导演，邵逸夫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一个大导演应该享受到的待遇，他都享受不到。李翰祥在清水湾影城导的第一部影片是《给我一个吻》，邵逸夫对其中一些老牌演员分外关照，却完全注意不到李翰祥的存在。
所以，邹文怀推荐李翰祥，令邵逸夫十分意外。在他的记忆中，李翰祥并没有什么特别才能，能使其担当拍摄邵氏奠基之作的重任。
但邹文怀对李翰祥是有一定了解的。邹文怀到邵氏公司之后，深感邵逸夫的知遇之恩，工作非常投入。对外宣传策划，对内组织管理，无一不尽心竭力。所以时间不长，对于公司里各路人才，在他心里都有了一本账。他才华出众，眼光也独到，邵氏旗下导演不乏声名响亮者，但他偏偏选中了名不见经传的李翰祥。
邹文怀对公司职员都做过深入了解，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空间，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他和李翰祥有过几次长谈，发现李翰祥文化底蕴深厚。之所以迟迟未能成就事业，并不是因为他缺少才华，恰恰是因为以前的影片都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施展自己的才华。那种快餐式的肤浅、通俗、娱乐大众的电影，并不适合李翰祥的戏路。李翰祥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汉学功底尤为深厚，对历史人物、历史掌故知之甚深，如果是一部有着深厚内涵、浓郁文化味道的古装戏，他一定能够驾驭自如，拍得很好。
邹文怀推荐李翰祥的另一个原因是，李翰祥当时年龄已过而立，且满腹才华，但一直默默无闻，没能出人头地。这种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人一旦得到机会，必然会分外珍惜，使出全身解数来做好这件事。
邵逸夫虽然对李翰祥知之不深，却对邹文怀的眼光深信不疑。他立即找来李翰祥，细谈之下发现，果然如邹文怀所说，李翰祥对中国历史十分熟悉，对许多历史人物和掌故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人才，邵氏旗下的确没有。以他对历史的把握，由他来拍古装戏，定能拍出历史的雄浑感。而公司的奠基之作，正应是这样一部混凝大气、独特深邃的片子。
李翰祥自然更知道自己的长处所在，于是当邵逸夫问他的意见时，李翰祥提议拍国语古装片。这与邵逸夫、邹文怀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邵逸夫对李翰祥更加信服，在剧目的选择上，便交由李翰祥做主。李翰祥仔细分析、反复推敲之后，选出了一个历史人物：貂婵。
貂婵可谓乱世中的绝代佳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美女，英雄，爱情，这样的题材经久不衰，永远被追捧。拿电影当生意的邵逸夫，在李翰祥拿出此方案之后，立即以他商人的眼光准确捕捉到了“貂婵”里蕴藏的商机，这种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题材，本来就广受欢迎，而貂婵闭月羞花之貌，兼传奇的一生，一旦将其搬上银幕，定然会一炮打响。
邵逸夫当即拍板：就拍《貂婵》，并由李翰祥担任该片导演。
邵逸夫当初重金收购剧本，虽没有如愿得到满意的本子，却发现了不少优秀的编剧。其中高立文字讲究，刻画人物、结构故事的功力都很强，邵逸夫于是请来高立，由高立操刀，李翰祥等人共同商议，完成了《貂婵》的剧本。
剧本完成后，邵逸夫非常满意。在这出戏里，董卓、吕布、王允这些朝庭重臣、天下无敌的将军，都不过是配角，一切情节都是围绕着貂婵这个柔弱娇美女子进行的。这很对邵逸夫的心思，他不是要表现大江东去的壮阔，恰是要凸显小桥流水的细腻。他要在大的历史题材里，抓住人性的东西，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心。
所以，接下来关于黄梅调的争论，李翰祥最终被邵逸夫说服。
李翰祥本不愿意在片中使用黄梅调，他认为黄梅调乃地方小调，既不如京剧大气，也不如昆曲古雅。这种小调用以表现普通场景尚可，但表现乱世巾帼貂婵，未免力量不够。况且在此之前长城公司已经拍过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上映后市场效果并不理想。而较早的关于貂婵的影片如《美人计》、《凤仪亭》，使用的都不是黄梅调。
其实李翰祥的考虑不无道理。因为从黄梅戏来看，确实皆是轻歌曼舞的才子佳人戏，很少有大题材、大场面的内容。凡是宏阔庄严的帝王将相戏，几乎都是京剧剧目。
邵逸夫却认为李翰祥之所以偏爱京剧，是因为他是北方人。而香港人对那些京白京韵，听得懂的并不多。反倒是黄梅调地方色彩不浓，与国语相去不远，会在台湾和香港有广阔市场。况且虽然“长城”拍的《借亲记》反响平平，但新华公司拍的黄梅调电影《天仙配》，在香港公映后却轰动一时。故曲目的选择诚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其实是如何运用得当。
几经讨论，最后还是确定用黄梅调。邵逸夫告诉李翰祥，在这出戏里，要着重表现的不是江山大计，不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而是儿女情长。无情未必真豪杰，正是铁血柔情，才使得英雄具备了浓郁的人情味。而貂婵本人，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绝不仅仅因为她的美貌，而恰是凭借其这份儿女私情与大义的结合。所以，黄梅调的柔曼、细腻，与吴语相近的轻软，表现貂婵这个人物，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这番话令李翰祥茅塞顿开。邵逸夫和李翰祥，老板和导演，一个从商业角度出发，一个从艺术角度出发，争论之后，终于达到了和谐统一。李翰祥按照邵逸夫的思路，最终接受了黄梅调。他们都预感到，这部电影必将是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票房号召力的上乘之作。
接下来便是饰演貂婵的人选。邵逸夫尊重导演的意见，仍旧征询李翰祥。李翰祥思索再三，慎重地将邵氏旗下的女演员一一想过，最终向邵逸夫与邹文怀推荐了邵氏的当家花旦——林黛。
李翰祥选中林黛，基于三点考虑。
首先，林黛是当时邵氏旗下最有人气的明星，是香港红极一时的影后，为观众所熟悉和喜爱。邵氏的奠基之作使用林黛，易被观众认可，胜算把握最大。
其次，李翰祥曾与林黛有过几次合作，彼此容易达成默契，可以使人物得到最佳表现。
最后一点，是李翰祥认为林黛年轻貌美，扮相出众，与他心目中的四大美女之一貂婵外形非常接近。而最重要的，是通过与林黛的合作，李翰祥觉得林黛的身世与经历，造成了她性格清高孤傲，气质冷艳凄婉，与他想象中的貂婵十分契合。李翰祥向邵逸夫和邹文怀等人推荐林黛，说了八个字的评语：喜不忘忧，悲不污职。认定由她来演貂婵，定能神形兼备，将人物演活。
主角的人选问题，李翰祥与老板邵逸夫再次不谋而合。邵逸夫不惜工本把林黛挖过来，目的正是要让她担纲邵氏大制作。“喜不忘忧、悲不污职”八个字，说到了邵逸夫心里，他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外柔内刚、有心胸有气度的形象来饰演貂婵。
一切敲定，全班人马各就各位，开始了《貂蝉》一片的拍摄。邵逸夫不惜工本，投入巨资。其他人员见此，更不敢怠慢，全副身心投入到拍摄当中。
果不出邹文怀所料，李翰祥很珍惜这次机会，决意要展现自己，所以事无巨细，都要亲自一一过问。他翻阅了大量典籍，并充分调动自己的美术底子，在对貂婵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大到每一个历史事件，小到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乃至服饰、发型，每一个细节都不漏过，力争做到完美。
而邵逸夫，他起家便从“Run run show”开始，早就习惯了一切亲力亲为。加之他对这部奠基之作非常重视，所以每天处理完公司事务，只要有时间，就会守候在拍摄现场，亲自督阵。邵逸夫此举，令在场工作人员很是感佩。他们也曾在其他电影公司工作过，却很少见到这样敬业、不辞劳苦的老板。比如邵村人，他更关心的是成本。他也经常出现在片场，却并不是关注拍片情况，而是在计算拍摄费用。他的服装、道具许多都是租来的，所以他要关注使用情况和天数，以和服装、道具商交涉。再比如陆运涛，他长年坐镇新加坡，演员们根本就很少见到他。偶尔飞来香港，也基本不在片场露面，只在饭店听一听下属们的工作汇报。
主演林黛第一次见到这样用心的老板和导演，很受鼓舞，自然也不敢懈怠，打点全副精神，非常用心地揣摩，投入地表演，力求准确传神地表现人物。
经过众人的努力，邵氏全体演职人员的全力打造，《貂蝉》一片的拍摄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度很快。不久，李翰祥便宣布杀青封镜，请邵逸夫、邹文怀等人观看样片。他很有信心，自知这是一部优秀作品。果然，邵逸夫等人看罢，异口同声叫好。他们深信不疑，这部影片一经上市，必然大受欢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部片子完全当得起邵氏兄弟（香港）公司的奠基之作。
邹文怀对影片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他不仅对外宣称这是邵氏公司的奠基之作，更把《貂蝉》说成是香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语片。这样一造声势，《貂蝉》未映先热，香港观众翘首以待，纷纷等着观看邵氏公司的新作。而《貂蝉》1957年5月28日上映之后，果然不负众望，观众没有白白期待，影片大受欢迎。连续公映了半个月，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反响极佳。邵氏公司在50年代初所保持的票房纪录，被《貂蝉》一片一破再破。
多年以后，李翰祥回忆起《貂蝉》一片时，颇有些尴尬地说：“其实那是最让我脸红的戏，拍得很坏。”此话诚然是因为一个大艺术家对自己不断有新的要求，都说不悔少作，但真正的艺术家，都会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才能有更高更好的追求，不过，也需承认，那个时候的李翰祥，确实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但是，就是这部让导演多年后脸红的戏，却为邵逸夫在香港成功地掘得第一桶金，同时给邵逸夫和李翰祥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多年后李翰祥提起时说：“片子虽然拍得不好，不过得了五个奖，还是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能获那么多奖，出乎我的意料。”
李翰祥提到的五个奖，是指1958年4月26日，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上，《貂蝉》一片五子登科：李翰祥获得最佳导演奖；林黛获得最佳女主角奖；高立获得最佳编剧奖；姜兴降获得最佳剪辑奖；王纯获得最佳音乐奖。
事实上，《貂蝉》一共获了七个奖。还有两个奖因为分量不如前五个重，李翰祥没有提到，那就是1959年的台湾影展上，《貂蝉》获得优等剧情片奖，李翰祥获得导演金鼎奖。
邵氏公司在香港的第一部影片、奠基之作，能广受观众欢迎，并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虽然在邵逸夫意料之中，但仍然令他喜出望外。代表团从马尼拉飞回香港，邵逸夫特意大摆庆功宴，为他们接风。
但是，此次亚洲影展最重要的一个奖——最佳影片奖，花落别家。而且正是被邵氏的最大对手——“电懋”，以《四千金》一片夺走。这让邵逸夫在高兴之余，也感到了遗憾和威胁。他了解到，《四千金》一片的导演和编剧，由陶秦一人担任，女主角则是台湾来的林翠。邵逸夫指示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挖过来。一年以后，陶秦、林翠离开“电懋”，过档邵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