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场革命正在神州大地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场伟大革命被人们誉为“第二次革命”，它无疑是伟大的，因为它让十几亿人兴奋不已。邓小平给它起了一个内蕴自信、外显大气的名字，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场伟大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毫不逊色于“第一次革命”——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外观世界风云，内察中华国运，深觉“第二次革命”的战略立意更为高远。在中国进行“第一次革命”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开篇就曾写下这样一段让后人回味无穷的精辟话语：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在这场艰巨而复杂的“第二次革命”中充当“民族枪杆子”的当属如今的它们——数以万计的中国企业，即中华民族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有了切实的载体；正是由于它们的创新，技术产业化才有了一个运行稳定的平台；正是缘于它们的发展，中国人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才有了可以依靠的主体。中国企业人就是“走进新时代”的“民族英雄”！中国本土企业非常重要，它们是21世纪中国航船的重要动力源。
回顾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我们不妨这样自警自醒：
企业的规律——这是任何经营企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现代企业的规律——这是任何经营现代企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代企业的规律——这是任何经营中国现代企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确如此。21世纪虽然已经来临，但是它却没有像许多千禧祝福语所言的那么太平与祥和。正好相反，“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掀起的黑色旋风似乎已将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世界向“更不确定性”又推进了一步。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了，形式也更加复杂多变了。企业界形象描述竞争形态的说法已经从久已盛传的“狼”理论变成了“狼群”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过近30年百折不挠的拼搏和循序渐进的推行，现在已到了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关键时刻。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关键阶段”。在全新的21世纪，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能不能在本世纪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是否能完成这一质的飞跃？这一系列的历史性命题与构成经济制度微观基础的中国民族企业有着异常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些企业是我们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枪杆子”。可是，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后虽已闯过近30个风雨春秋，但是现今它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却仍然可以用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诗词来描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时具有中外企业工作经历的朋友们，应该不大会反对这句诗词对中国民族企业所隐喻出的现实意义。因为正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的外资企业确实在许多层面远远胜过中国本土企业。
诚然，用毛泽东这句诗词来总结中国民族企业的生存现实似乎略显悲观，但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企业人绝不会忘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更何况，目前中国企业界还是“西风”盛行，“东风”不劲，仅凭这一点，“而今迈步从头越”就一点也不为过。中国现代企业的问题，无法也根本不可能依靠别人来解决。那些站立在中国大地上为中国现代企业舰队领航、掌舵、划桨的中国企业人（尤其是中国企业领导人），才可能真正认识、透彻了解并认真解决中国企业自己的问题。
在此非常需要从文化角度对中国企业人的既有思维模式进行根本性反思。因为只有文化性解读才能为中国企业人的思维提供社会性根源，才能有助于中国企业人切实领悟西方智慧，也才能真正夯实中国企业战略的基础。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势发展迅速，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从客观上要求中国企业人能够融通不同文化，尤其要融通中美两国文化。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而美国又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大国。从这一意义出发，融通中美文化更有利于巩固中国企业战略规划与战略执行的基础，更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战略的国际适应性。这对于中国企业的现实意义与对于美国企业的现实意义是一样的。因为，美国企业群要立足全球市场，而中国企业群同样也要立足全球市场。这是中国企业人融通中美文化的国际需要。
在中国国内，这种文化融通仍然是必需的——由于中国企业不得不去面对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孙武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本书看来，在这个2×2的组合中，孙武似乎少列了一种组合：不知己而知彼。孙武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本书认为，不知己而知彼，凶多吉少。目前，中国企业似乎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它们过分热衷于一知半解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而对中国文化的合理内核，也就是自己祖国文化的精华，却置若罔闻、不求甚解。在现实中，能将中国文化巧用于企业发展大计的本土企业人并不多见，能够在外国业界朋友面前将中国文化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联系起来侃侃而谈的中国企业人少之又少。他们一谈到西式管理倒头头是道。难道这不是“不知己而知彼”吗？很难让人信服，一个不信任自己文化根源的企业群体最终能够在弱肉强食的全球竞争中战胜国际对手。事实上，对待母国文化的态度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战略思维的底色。企业人的这种战略思维底色一旦出现色差，企业往往很难真正取得长远发展。中国企业人似乎没有我们的邻居韩国企业人做得漂亮。韩国人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他们说：追求传统，可以掌握世界；拥抱传统文化，可以令自己的文化通行全球。韩国三星、现代等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中成就今天的气候，韩国企业人对本国文化的执著追求功不可没，尤其是他们在战略思维和产品设计诸多层面融入了韩国文化的因子。现在，韩国企业确实表现出一股“通行全球”的气势。反观中国企业，确实让人深思——尽管我们有着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因此，这是中国企业人融通中美文化的国内需要。
上述所谓之“国际需要”与“国内需要”也就成为了本书研究的动因。此外，国外各类经营管理研究机构正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综合探讨，而且研究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对于中国企业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种由远而近的压力，它成为本书研究的又一大动因。
陈丹青先生说：“中国艺术，西方艺术，好在不相通。为什么要相通呢？”倘若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陈先生本意并非在说中西艺术文化一点儿都不需要相通，他的本意应该在强调中西艺术文化有必要保持各自的独立个性与差异风格，以此来凸显中国和西方各自艺术的魅力与审美路径。战略思维，文化融通，作为商界最高层次的战略领导力基础，从特定意义上讲，也需要保留各自的独立路径与个性风格。从这一维度来理解东西方的战略思维，陈丹青先生的话就说得很潇洒，也很有底气，值得中国企业人深思。在战略思维层面，比较理想的情形是，我们最好能够融通西方的战略思想——但不要坠落其间，而西方却又不怎么真正懂得我们的战略思想。于是，我们相对于西方战略思维的优势就得以建立。在军事战略领域，毛泽东在全世界面前做到了这一点。目前，中国企业人在战略思维领域所面临的局面并没有陈丹青说得那么乐观，更没有达到毛泽东的境界。西方正在认真探讨中国的战略思想，甚至已经有意无意地在实践中应用中国战略思想——这一切都起始于文化。我们中国企业人自己呢，在对西方所谓的战略思想顶礼膜拜的同时，却对中国本土文化和战略思想漠不关心。看到这样的情形，再想想陈丹青先生说的那句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本书以“文化融通”为题，目的就在于保持文化的独立个性与差异风格，同时也展示文化的魅力基础与思维通路。融通了文化，企业的战略基础也就会更加牢固。
因此，本书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同时以美国文化作为参照系，力求融通中美文化，为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构建跨文化的框架基础。全书由三篇组成：第一篇“‘全球化’飓风中的‘神州’——冷观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由外而内地进行中国企业生存环境的本土分析、文化反思以及未来展望；第二篇“我们自己该琢磨些什么——反观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状态”，由内而外地对中国企业的人为脉象进行基于文化视角的解读；第三篇“‘圆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间的讨价还价——走在中美（欧）管理文化之间的本土解释”，为中国企业人的思维提供了基于跨文化框架的战略基础。
冀望本书既为理论研究结果，又为一份研究本土战略文化的前沿实践报告。长期以来，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实际，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就必将化为中国企业新的进步动力。这样，笔者就不是在空口为中国企业人呐喊助威了。一直以来，先人陈九陛称颂泰山之美的妙句可谓前无古人、尚无来者。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中美文化与企业战略思维关系的极大兴趣，能够体会到这两种文化与企业战略思维互动的“真正绝妙”之处。
最后想借用霍布豪斯的一句话为本书的前言顿笔，并希望以此作为本书与中国企业人共鸣的支点。霍氏智语：
“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①
本书坚信，融通了的中美文化将变革和加固人们的战略思维基础，只要走近它。
葛存根
2005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