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是由生物（细菌）战剂及施放装置组成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谓生物（细菌）战剂是指用来杀伤人员、牲畜和毁坏农作物的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主要是靠炮弹、炸弹、布洒器和气溶胶发生器等施放装置进行施放。
在人类战争史上，细菌武器的使用由来已久。最早使用细菌武器可追溯到1349年。鞑靼人围攻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时，由于城坚难摧，攻城部队又受到由中国向西蔓延的鼠疫大流行的袭击，他们便把鼠疫死者的尸体从城外抛到城内，结果使保卫卡法城的许多士兵和居民染上鼠疫，不得不弃城西逃。
17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侵占加拿大，但遭到土著印地安人的顽强抵抗。一个英军上尉根据他们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的命令，伪装友好，以天花病人用过的被子和手帕作为礼物赠送给印地安人首领，以示安抚，结果在印地安人中引起天花大流行而丧失战斗力，使英国侵略者不战而胜。
由于细菌武器如此“神威”，因而倍受侵略者的“偏爱”。他们不借代价，不择手段地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中，至少有三个国家使用了细菌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派间谍携带马鼻疽菌和炭疽菌培养物潜入协约国，将病菌秘密地投放到饲料中，或用毛刷接种到马、牛和羊的鼻腔里，使协约国从中东和拉丁美洲进口的3.45万头驮运武器装备的骡子感染瘟疫，影响了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哈尔滨附近的平房镇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细菌部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每月能生产鼠疫菌300公斤、霍乱菌1000公斤、炭疽菌500～600公斤，并用中国人们作活体试验，仅1940～1943年就使3000多人惨遭杀害。
1940～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曾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等省的11个县市多次使用细菌武器，结果在宁波和常德等地鼠疫大流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公然使用了当今世界上最缺德的生物武器——“性病武器”。
美国研制生物武器，是从1941年开始的。1943年在马里兰狄特里克堡建立了陆军生物研究所，从事生物武器的研制。1971～1977年间美国每年用于生物战的经费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并有专门生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实验场、工厂和仓库。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先后使用生物（细菌）武器达3000多次，攻击目标主要是我国东北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如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山海关、丹东等，以及朝鲜北部的一些主要城镇。
细菌武器之所以受到一些国家，特别是侵略者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以下特点：
面积效应大。10吨生物战剂的杀伤面积比100万吨级核武器的杀伤面还要大10倍以上。
传染性强。有些生物战剂所引起的疾病传染性很强，如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和天花病毒等，在一定条件下，能在人和人之间或人与家畜之间互相传染，造成大流行。
危害时间长。有些生物战剂对环境有较强的抵抗力，如伤寒和副伤寒杆菌在水中可存活数周。能形成芽孢的炭疽杆菌在外界可存活数年。
侦察发现难。细菌武器与原子武器不同，施放时不存在闪光和冲击波，再加上气溶胶无色无味，并且可在上风向使用，借风力飘向目的地，所以不易被侦察发现。
种类多样化。生物战剂的潜伏期有长有短，传播媒介复杂多样，途径千差万别，因此可适应不同的情况和军事目的。
选择性强。细菌武器只能伤害人、畜和农作物，而对于无生命的物质（如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武器装备、建筑物等）则没有破坏作用，这符合侵略者利用它达到掠夺财富的目的。
尽管如此，由于细菌武器作用慢，且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所以，只要我们积极防御，预防为主，发动群众，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细菌武器是完完可以战胜的。1952年，中朝人民齐心协力，最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国际上早在192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就订立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协议书，其中就有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细菌之类的生物武器”。事实上，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在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由于遗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潜在危险性更大的基因武器也相应问世。
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他们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两种病毒的DNA进行重组，从而研制出比任何一种病毒更为凶恶的瘟神——超级病毒。
这种病毒具有很大的传染性和很高的致病率，且有很强的生活力和适应能力。如将一种超级出血热基因武器投入对方水系，可使整个流域的居民丧失生活能力和生殖能力，这比核弹的杀伤力更要大得多。因而有人称为“世界末日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