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的几位同事于1918年1月24日创建了“爱迪生先驱会”。起初，这一组织仅限于那些曾在门罗公园与爱迪生共过事的人们，后来又扩展到于门罗公园以后加入爱迪生公司的人，但他们只能作为“荣誉”成员。因此说这不过是象征性的扩大。
每年在爱迪生的生日这天，这个组织的成员就会在一起聚会，他们如同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的下属们一样，忠诚不渝之心不减当年。又像纳尔逊手下的舰长们和亨利五世手下的骑士们那样，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走过了伟大的历程。
爱迪生的门徒，表达了全美对爱迪生越来越深厚的景仰之情，事实上，在爱迪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产生景仰之情的人们已遍及世界各地。
至此，他不仅具备了一位伟大人物所应具备的光辉记录，而且还具有他的个人特征。这种个人特征，在亨利A·华莱士的普通人世纪中，要求能不断地带来新闻价值。
十几年后爱因斯坦的形象家喻户晓，而现在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乃是爱迪生。作为民众英雄，这已是最高的表彰，因此，爱迪生在战后的年月里变成了美国声名鼎赫的人物，是不足为怪的。
爱迪生在晚年仍像青年时期一样，一刻不停地从事着各项发明。当他80岁高龄时，还在工作。
年迈的爱迪生只要有空便外出旅行，尤其是在夏季，他都要进行为期两周的野外露营。在这种旅行中，常有亨利·福特和博物学权威约翰·布朗博士参加，有时连哈克总统也会来凑热闹。
爱迪生除了必要的旅行之外，他还在不停地工作着。他已年过七旬后，人们说服他减少工作量以后，可他每天仍干16个小时。
爱迪生在81岁那年来到了佛罗里达，在他起程的那天，纽约的友人们在阿斯托饭店内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但他本人却不能出席。他从迈尔斯堡发来了一封电报：“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
爱迪生刚从佛罗里达别墅回来的时候，显得精神很饱满。他说：“我至少还要干15年，到100岁才能退休。在退休以前，我要把我脑子里的概念，全部研究完成。”
当时，他仍旧在做着从空气中抽出氮的研究，但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了从杂草提炼橡胶的实验。凡是可以提取橡胶的植物，他都拿来实验。
在这几年里，爱迪生的兴趣一直集中在橡胶上。就是在家庭里面，一切也都以橡胶为主。谈论橡胶，思考着橡胶的事，还做橡胶的梦。爱迪生不许自己脑海有其它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他除了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外，对其它事物都不看、不听、不想、不做。你如果能想象得出，以最高的忘我状态生活的人，那就是爱迪生在工作时的神态了。
爱迪生是个喜欢寂静的人。每年冬天，他都要在迈尔斯堡生活几个月。但在其它时间，他还是留在西奥兰治的工业争斗中。虽然在一天当中他还是习惯无规律的小息，虽然在小息之后人们仍然看到他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忙忙碌碌，但这已是神话，而不是现实了。
他确实还牢牢地控制着西奥兰治唱机工业和其它工业。有时，采访者会贸然问到他准备何时退休，爱迪生的回答有两种方式，其一是：“葬礼之前。”其二是：“当医师搬来氧气瓶的时候。”
当有人问他打算如何度过晚年时，他竟不理解地说：“不应该想如何安度晚年，我现在精力还相当充沛，应该继续勤奋工作。”
一直到此时，他仍然保持着发明家的精神。其中一例就是“爱迪生考题”的“发明”。
这种考题，是为申请在该公司工作的份定的。它受到了赞扬，也招致了谴责，几乎是褒贬各半。考卷一共包括150道题，这些题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均与工作内容毫不相干。加之许多问题之间也毫无联系，为此爱迪生受到了措辞尖刻的攻击。
《科学美国人》的记者对爱迪生进行了连续采访以后，登出长篇文章。爱迪生的解释是，除了考试，用其它方法录用的经理人员很难称职。
爱迪生的门洛帕克实验室他说：“于是，我下决心要进行一种有效的测验。问题是我们要考察什么？作为经理人员，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什么？”
他回答：“应该是记忆力。”他继续说，“当然，不是说记忆力好的人必然就是好经理。也许有的人记忆力超群，却不能担当讨价还价的重任。但是，如果他的记忆力好，那就具备了一个基本条件，其它条件都在其次。”
爱迪生的测验内容大都是一般常识。他接着说：
当然，对于某人是否知道内华达州的首府是哪，胡桃木出自何处，延巴克图在世界的哪一角落，我并不关注。对于他是否知道德斯姆林斯、巴斯克尔和基特·卡尔森是谁，我也不在乎。但是，如果他们以前知道这些，而现在已经忘记，那么我就要考虑是否雇用他了。因为，他能忘记这些事，将来与他工作直接相关的事也就有被忘掉的可能。
通过考试，爱迪生得出了两个结论。
其一，人们的教育水平与职业要求相差甚远。在首次测验的718名考生中，只有57人达到了“良”的标准。
第二个结论是，这种考试确有成效。
他所雇用的那些成绩较好的人尔后都成了出色的经理，而未通过考试雇用的人，都不能胜任经理之职。因此，就爱迪生本人而言，已对考试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香兹描述了考试的经过：
我们被带到实验室的三楼，坐在一条长长的、未经刨光的木桌前，发给的油印考卷，上面留着答题的空行。我们的考试延续到中午，总共不到两个半小时，我们要完成150道题。
那些涉及到技术数据和化学方程式的问题，只要读过课本的人，都可以答出。有些题是数学游戏。有些题的内容是问某文章的作者、某事实的发现人。
另一些问题要求作出判断，如：“假如你是推销员，你发现一位潜在的顾客带了一位合唱团的姑娘出去调情，你将通知他的妻子吗？”
还有个问题涉及到扑克牌，香兹觉得正确的答案似乎应是：“我不玩扑克。”
香兹后来被任命作监工，工作时间不受限制，只负责工厂的一个车间。但作为爱迪生的耳目，他要随时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并将偷懒或效率低的现象上报。
香兹说：“监工，我就干了30天。到了30天之限，我决定不再为自己树敌，而且也意识到再无新的建议可提，于是就辞职了事。”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渴求成为爱迪生手下监工的青年大有人在。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爱迪生当时正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崇拜，能够在他的轨道上运转，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乃是一种骄傲。
爱迪生已成为当代新闻人物的先驱，对任何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是最易接近的采访对象。
过去，他曾向人们解释自己最新发明的前景与意义；现在，他又无时不在试图应付世界和人类的有关问题，而且还像以前的技术发明那样，早已有所预见。
爱迪生不仅判断出今后大城市将出现交通阻塞、人们的工作日将日趋缩短及因此而产生的娱乐问题，而且在1922年，他有关原子能的预见，也要远胜于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科学家。
卢瑟福只把原子削了个边，而未能使其分裂。不出三年，爱迪生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原子能终有被发现的一天。其实，我已经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日益增长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试验，就原子能而言，目前还没有希望作出更多的预见。”
爱这生仍然对一切都感兴趣。一位记者吃惊地获悉，他又开始研究以太。
爱迪生说：
进行这项研究是为了消遣。我只是阅读有关文献，了解一下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公布的资料和他们的发现。目前，有关以太的结论是否正确。我还不能断定。
如果爱因斯坦能够在空间、时间和几何形状问题上作出新的发现。那就更说明现在人们对以太的认识还没有最后完成。不过，当前我什么意见也不能发表，因为我手头的数据不足。没有数据我说的是全部数据我就无法工作。
74岁的人了，拿研究以太作为消遣！还说要有全部数据才能着手工作。可见爱迪生的乐观精神是多么可贵。
当《纽约时报》记者请他评论今天美国的经济形势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你是不是那种大喊危机的人物之一？”
他说，毋庸置疑，美国的经济状况是“有些紊乱”。但“只要有毅力，有决心，靠艰苦的劳动，是可以使它走上正轨的。不要称之为恐慌。这只是一段萧条而已，用不着担心，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克服困难就成。”
在这类问题上，虽然人们重视他的意见，可是他的“新币”计划，向将产品存放于政府仓库的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偿付一种代用币，却被专家们不加考虑地指责为超出了银行管理的实际可能而抛弃。
多数愿意为世界万物提供灵丹妙药的圣贤的言语都是既有智慧的一面，也有不足取的地方。爱迪生同样如此。
有关爱迪生对“上帝”的真实态度，从他拒绝离开实验室陪妻子去教堂一事就可以看出，他说：“我不去。你去吧，去拼命地为我们的成功祈祷。”
1918年以后，爱迪生的思想从无神论变成了不可知论，这种变化虽是短暂的、微妙得难以描绘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所以战后社会上曾出现了一种唯灵论的思潮，这使爱迪生突然对人死后的境界发生了兴趣。另外这也与他的高龄有关，此时，他已经年过七旬。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据称能使那些“死去”的人与世人通讯的欧加板。
爱迪生对这种东西并非持反对态度，相反由于他认为这种装置科学程度太差，应该有一种更好的设备自己也动手制作起来。
不久，法国有位作家让爱迪生建起一座与死人联系的电报房，谁愿意与已故之人联系，这里就可以及时地为他服务。爱迪生对《科学美国人》来访的记者表示：
我并不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会到另一世界或别的星球。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也不能作出什么论断。这一问题，任何人都无从了解。
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造出一种极其敏感的装置。假如另一世界或星球果真有打算与我们发生联系的灵魂，这种装置至少比敲击板、欧加板和其它一些被宣称是唯一能进行联系的设备或方法更加有效。
他所设计的其实是象阀门一样的器具。在现代电厂里，用八分之一马力的功率，才能转动一只具有五万马力的汽涡轮机的阀门。
爱迪生的装置，只要轻微的用力，就可以被放大无数倍，并能成功地录下用力的效果。
爱迪生对《科学美国人》透露说，他的一位同事在研制这种装置时去世了，所以“如果人死后当真有灵魂存在，他将是第一个使用这种装置的人”。
然而，自此之后，人们再也听不到爱迪生讲叙自己与灵魂联系的事情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只能从许多访问记和文章的含混不清，常常是互相冲突的说明中去自己判断。其中最能表明爱迪生态度的，是《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里爱迪生虽然没能回答人死后是否有不朽的灵魂，但却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自己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的信仰。
在爱迪生称赞过“登山空训”之后，便坦白地说：“这个教义，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从个人来讲，我感到非常惊奇，为什么许多具有理智的心灵却那么信赖这种东西。”
对于靠祈祷就能获得亡灵信息这一点。他表示怀疑，但却肯定“生活的祈祷”会获得成功。爱迪生说：
对于少年和成年男女，若能使之确信，如果他们不是正大光明。诚挚无暇的话，如果他们不是与人为善，不去遵从金科玉律的伟大训戒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幸福。总之，你也可以取得宗教训导所取得的全部效果。
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爱迪生继续探索着大自然的各种奥秘。如“橡树叶”“松鼠为过冬而觅食的繁忙活动”“雪花那无法描述的美丽”等。他认为这些实际问题，比“所有神学教育的课本”给人的启示更深。
关于人的死亡问题，在爱迪生的私人信件中已有明确表示。他在读过约瑟夫·刘易斯的《上帝的暴政》后，给作者写信说：
我和你一样，都认为死能结束一切、但我还不能对这种观点给以最后肯定。因为许多事实似乎表明，生命的单位好象不是动物这个机体的本身，而是一组组生活在可见细胞中的数百万小实体——动物只是为小实体提供环境的机体。
当这种机体停止运动，也就是说，当死亡来临时，这一组组小实体就会脱体而出，进入下一期循环。
每个小实体都具有高度的组织性，都在发挥着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果这种说法不无根据的话，那我们就仍然有挣扎的机会。
20世纪20年代，爱迪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不断接待来访的记者，还是严格地保持着自己在西奥兰治的工作习惯。
爱迪生遗像国会金质奖章固然使他惬意，但和纽约及其它大城市灿星般的灯光相比，后者才是他的最大欣慰。
虽然为时过晚，但爱迪生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成员。会说话的机器的原始模型早于半个世纪之前就问世了，可是在已经成千上万地投放市场出售的今天，它才把爱迪生引进了科学院。
像许多年过70的老人一样，爱迪生也是旧习惯几乎一成不变。爱迪生每天八时吃早点，这早点包括半杯葡萄酒、一杯咖啡、一块烤面包。
用完早餐，他便驱车去实验室，阅读某项工程的负责人写来的报告，然后处理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一般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在天黑以前驱车返回的情况极少。
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他越发变得不容人。如果家里有人看了他的《纽约时报》，就是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他的茶盘边上，也会招来一场训斥。
爱迪生太太坦白地说：“《纽约时报》必须得像报童送来时那样叠得好好的才行。如果页码被翻乱，或是他发现有人跑在他的前头看了这份报纸，爱迪生先生就要追问是谁动了他的《纽约时报》。这是他最容易发火的事情。”
爱迪生也常为生意上的事情去纽约和芝加哥，但他仍像早年那样极力回避固定形式的宴会。因为耳聋，他听不到别人的讲演，而且，他也讨厌穿上考究的衣服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自己的饮食和健康问题上，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年过八旬的爱迪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还得别人一再劝说才去找医生。
当医生建议他要严格控制饮食时，他就自己摸索起饮食规律来。他详细地分析了各种食物对自己身体的影响之后，把有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的饭菜统统砍掉，宣布自己将采用一种饮奶疗法。
81岁时，他患了肺炎，但坚持用散步与睡眠的办法治疗，拒绝服用任何药品，并顽固地认为睡眠也会根治他的不适。
1929年秋，爱迪生的身体已初步康复，并参加了由亨利·福特发起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纪念会。
十年以前，在与《芝加哥论坛报》之间的一场诉讼中出庭作证的福特曾经说过；“历史是无稽之谈。”
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段时间经，他亲自创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当福特完成这项工程之后，历史已不再是埋藏在书本中的乏味的东西，而是变成了可以通过观察实物，给人启迪，发人深思的活的教材。
他在迪尔本市总部汇集起了足以说明美国崛起史的各种机器设备。他从莱特兄弟创造载人飞机的俄亥锋州德恩顿弄来了莱特兄弟自行车车间的模型。他又把路德·伯班克在圣罗莎的办公室搬来。
接着，他突然想起，1929年10月21日是白炽灯的50周年纪念日。为此，通用电气公司本未计划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总部举行庆祝活动，但是，由于他们事先没有通知爱迪生。
所以，当老朋友福特提出要在迪尔本举行“电灯黄金年狂欢节”活动时，爱迪生高兴地接受了福特的邀请。
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份，福特的历史博物馆定在狂欢节这天开幕。博物馆最主要的展出内容之一就是复制的爱迪生在门罗公园的实验室。
1928年9月，爱迪生参加了历史博物馆的动工仪式，并将他的脚印留在了软水泥上，还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13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当爱迪生走进展出复制实验室的四角形建筑之后，不禁大吃一惊。他的实验室就矗立在眼前，周围白色的篱笆，与五十多年前在门罗公园实验室前扎的那道篱笆一模一样，难以辨别真伪。
这件展品可谓杰作，连铺在地面上的土，也是用数辆卡车从门罗公园远道拉来的。爱迪生看后叹道：“还是新泽西那可爱的粘土。”
爱迪生走进模型，来到复制的第二层试验室时，身后跟的是福特和爱迪生当初在门罗公园的几位同事。其中，弗兰西斯·杰尔此前正在欧洲，福特的人发现了他，便邀他一起乘船渡过大西洋，请他在这次展览中充当一位角色。
《底特律自由新闻》的记者写道：
当爱迪生走到一把椅子前坐下时，他身边的人都原地不动，离他十几英尺远。大家保持着肃静，参观者们好像是一致意识到了此情此景的庄严；意识到了他们面前这位82岁老人的回忆正潮涌般的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双手交叉，显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孤零零的样子。这是一种天才的孤零，他活得比同时代人要长，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同仁能与他分享此时此地的境界、思想和感情。
大约在五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的时间里，这种情景没有受到任何动静或动作的干扰。只有爱迪生不时地四下张望，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后来，他清了清嗓子，才打破了“实验室”的沉寂。
福特显然在这次展出的细节上花费了巨大的功夫。当他将用垃圾堆里拾到的碎片复原的爱迪生曾用过的老钵指给爱迪生看时，爱迪生表示整个建筑及其内部陈设准确到了十分之九。
福特听了心里颇不是味儿，就问什么地方不对。
爱迪生回答说：“我们当时的地板从来没这样干净过。”
21日上午，当印有最早的电灯的特种纪念邮票开始发行之时，胡佛总统偕夫人来到了迪尔本。
爱迪生和妻子前往迎接，他们一行乘坐19世纪的以木头作燃料的列车前去福特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个盛大的集会。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平民享受过这样的盛誉，各式各样的人物，金融家、政治家、科学家、商业巨头、火车站长、大学校长、艺术家、戏剧家等都来为他祝贺。
在短暂的旅途中，爱迪生重温了自己童年的生活。他拿了一只列车服务员的篮子，用微弱的嗓音向他的同行者吆喝着“糖果、报纸”，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总统搀扶着老态龙钟的爱迪生下车后，他们访问了福特的历史博物馆。
晚上，大家被安排到“实验室”，观看已经准备好的表演。当客人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走进“实验室”时，全美有数百万听众早已守在收音机旁，等待着收听现场播音员的实况解说，因为爱迪生将在这里举行一次他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戏剧性的关于电灯实验的表演，只是规模比当年稍微逊色。
弗兰西斯·杰尔预备好了真空泵。坐在泵旁的爱迪生命令道：“开始，弗兰西斯。”
一会儿，随着压力的增大，爱迪生起身接通电源。电灯开始发光，并且越来越亮，直到亮如白昼。
与此同时，附近的电灯都喇地一下全部打开。同样，美国各地的数十座城市也为纪念爱迪生的功绩而让所有电灯大放光明。
但是，这位天才熬到庆祝活动最后的宴会时，在大厅的入口处几乎瘫倒在地。
只是经过爱迪生太太的多方劝说他才走了进去。桌子一端的上座是给胡佛总统夫妇准备的。总统夫妇执意让爱迪生夫妇坐首席。
陪同他们参加宴会的还有500名来宾，这些来宾大都是世界名人辞典中的人物。
这天晚上，英国太子和德国总统冯·兴登堡郊发来了贺电。来电祝贺的还有探险队长理查德·伯德，他当时正坐在南极美国基地的冰天雪地里。同时，电话也从德国传来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表达祝愿的声音。
爱迪生在宴会上简短地讲了几句，讲话结束时他向亨利·福特致意。
爱迪生说。“我只能用一句含义最完全、最恰当的话告诉大家——他是我的朋友。祝诸位晚安。”
正如人们所料，因为身体不好，他的讲话不会太长。但却没有想到，讲话刚一结束他就倒在了椅子上。大家把爱迪生扶到隔壁房间，给他打了肾上腺素，休息了一阵他才渐渐好转。
迪尔本之行过后，爱迪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是庆祝会给他带来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紧张而导致了这一情况。现在，他去工厂的次数减少了，工作时间也比以前缩短了。他干活的地方已不是原来的实验室，而是格伦蒙特的一个房间。
他每天下午驱车出行的路程也不如以前长了，对工厂事务的控制权也渐渐转让给了自己的助手。
从1930年到1931年，他还坚持着尽量由自己为公司作出决策，可见爱迪生昔日的精神并非荡然无存。
1931年6月，正当美国处在大萧条的低潮时，他还向在大西洋城举行的一次电灯会议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爱迪生说：
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要勇敢些。我度过了漫长的月，见到了历史在不断重演，工商业的多次萧条。但每一次萧条过后，美国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
你们一定要象自己的父辈那样勇敢。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1931年9月，爱迪生的病情进入危险期，但他又一次渡过难关。10月4日，医生断定他的病是无法挽救了。
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探望他。教皇发来两封电报询问他的健康。
胡佛总统关照每天把爱迪生的病情用电话告诉他。大批的慰问信和电报不断地送进爱迪生的卧室。
迈尔斯堡的商会决定把10月4日即星期日作为祈祷爱迪生康复日。
九天过去了，爱迪生滴水未进。在120个小时中，他只饮过六小匙梨汁。爱迪生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此之前，他曾透过自己寝室的窗子向山谷望去，那里是他与孩子们嬉戏的地方。
当时他微笑着说：“那里真美啊。”
无悔的人生，要用毕生的努力去奋斗。假若我们在人生最后时刻能够问心无愧，毫无遗憾，那么，就说明我们努力过、奋斗过，甚至辉煌过。临终时他说：“我为人类的幸福，已经尽了心力，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10月8日凌晨，爱迪生走完了84年的辉煌人生旅程。
胡佛总统在他的追悼会上曾说：
所有的美国人，都接受了爱迪生的赐予。他凭着天才和努力，终于从一个报童、报务员，高升到人类领袖的地位。即使如此，他仍然很谦虚、和蔼，并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制度下，凡是有志气的人，他的机会必定是均等的。这一个事实，将不断地鞭策后辈子弟们追求上进。
这就是爱迪生留给后世的遗产。他以亲身的经历指示少年朋友，任何人只要怀着爱迪生那样的诚心，像爱迪生那样努力，必能达到他的目标。
这位发明大王的遗体葬于靠近他在西奥兰治家的大橡树下。葬礼结束时，美国各地的电灯熄灭一秒钟，以表达对这位“电灯之父”的沉痛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