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阐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表，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遍及全国，由此开始了冲破“左”的束缚的思想大解放。这样就为伟大转折的实现进行了思想发动，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一、大讨论的孕育——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
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使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深感忧虑。他觉得“两个凡是”不是个一般问题，而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他经过反复考虑，再次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直率挺身而出，于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立群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这次谈话，率先对华国锋同志在三月中央全会上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了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批评，由此带动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
正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彻底从思想上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他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虽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这样的倡导和呼吁，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尽管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局部性的进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和激烈，“两个凡是”的观点在一些问题上还占有优势。这集中反映在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虽然对“四人帮”的不少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坚持并阐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观点；他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就说明党的十一大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召开的，但仍然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两个凡是”的思想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仍占有支配地位，要冲破它的束缚，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想发动。
二、大讨论的引发——《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
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最初并未见分晓，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继续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也在深入思考。斗争和思考促使人们日益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这种接近最早反映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张成的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之中。这篇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科学的结论，是人们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评论还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有的同志不愿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标准。”应该说，这篇评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它虽然只有1000余字，发表的位置也很不起眼，但就这样，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陆续收到20多封读者来稿、来信。可是，其中只有一封表示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其余均表示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央高层的争论和斗争已经引起理论界和部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全面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还急需进行一场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顺应这个需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击，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接着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敢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伟大的新长征。”
《标准》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讨论就此展开了。
三、大讨论的展开——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标准》一文的发表，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5月12日，即《人民日报》转载《标准》一文的当天，《人民日报》负责人就收到一个指责电话，说《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次日，《红旗》杂志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尔后还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同志点名批评了《标准》和另外一篇文章，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5月18日，当时的中宣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大家对《标准》一文“议论纷纷，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6月15日，汪东兴同志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标准》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还特别对负责审定《标准》一文的胡耀邦同志点名批评，要他在报上写文章时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那么恰当。他认为，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了不得的事。而此时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的意见，对《标准》一文一直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以此表明其抵制的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的态度正受到广大群众的责难时，汪东兴同志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标准》一文的指责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压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他又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问题了，真是莫名其妙。”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即以“邓副主席精确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作了报道，这就使邓小平的讲话成了一把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力地支持了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极大地鼓舞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增加了他们继续斗争的勇气。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同当时的中宣部长谈话，要求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9月9日，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发表讲话，也表示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来检验。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激烈论争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展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由此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大讨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场热潮中，全国大多数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军区领导机构都相继进行了讨论，许多省委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撰文或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且高度评价这次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争鸣问题了，而是成了一个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7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会议认为，《光明日报》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华国锋同志也表示同意这种看法，汪东兴同志也没有表示异议。在中央高层初步统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认识之后，11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在那场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至此，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这无疑表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正确的思想已占据优势，僵局已经被打破。
四、大讨论的结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被肯定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上，代表们再次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11月27日，一位代表在分组讨论时发言，表达了他对真理标准问题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不同看法。首先，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承认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但又担心讨论会冲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去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会议的讨论议题已逐步转入经济问题，但这篇发言又把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政治问题上，“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争论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对于似乎已近尾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影响：其一，它将真理标准问题集中提到与会的200多名中共高级干部面前，使此前对这场讨论曾予以热情关注及未曾重视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及中央、国务院的部门负责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讨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通过交流探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都对实践标准的观点及其讨论给予了坚决支持，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种情况一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终结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这场讨论的影响和作用更为深入和广泛。其二，在与会人员的要求下，直接参与真理标准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也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其中，12月13日，汪东兴同志向大会作书面检查。他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日，华国锋同志也在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解释和检讨。他说，他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此外，他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这样，围绕着“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将近两年的争论，以决定性胜利而告一段落。
在同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还特别对持续近两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同样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总的说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步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