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开荒草，进入石窟，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此前，他们已经对中国境内的几座大石窟进行过考察，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的天龙山石窟、甘肃的麦积山、敦煌等等，从这些散落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中，他们了解到，中国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主要受印度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多，从造像风格到凿窟样式，从造像题材到雕刻技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犍陀罗和摩陀罗的佛教造像艺术，还没有进入中国化的进程。而响堂山的这些造像风格却使两个日本专家感到迷惑。
大佛洞是响堂山最大的一个洞窟，进深、面阔为十二米，高达十二点五米，石窟中间为一个直通窟顶的方柱，方柱的三面各开凿出一个大佛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龛基上雕刻有中国传统的神王形象。在洞窟的四壁均匀地分布着十六个繁细富丽的塔形龛，塔形龛的下面采用物象外减地平浮雕的技法雕刻出天人、香炉等轮廓，类似剪影效果，也很像中国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而细部则采用壁画的形式画出人物的五官、服饰。佛像的雕刻技法也不同于其他石窟。在龙门、云冈等地，佛像的雕刻手法多采用平直刀法，而在响堂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开始使用了圆刀技法，佛像、菩萨、弟子等造像趋于圆润，生动，传神。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很是惊讶，因为这种雕刻技法他们在其他石窟中没有见到过。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在大佛洞中心方柱南侧的佛龛内，他们发现了一尊细腰斜躯、上身赤裸、下身着裙的具有女性风格特征，体态优美的菩萨像，虽然这尊菩萨像头部已经残缺，手臂也已残断，但其极具动态美感的身体曲线，加之极为写实的肌肤表现力，使这尊菩萨像充满了妩媚和迷人的神色。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端详着这尊菩萨像，眼前浮现出了断臂的维纳斯神像，而这尊像的问世要远远早于维纳斯。这种造像的风格在中国的唐代以后才出现，两位日本专家凝望着这尊菩萨像充满了迷惑：唐代风格的造像怎么会出现在北齐石窟里呢？在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的古代中国，在由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小王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神像呢？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前，在中国大陆上出现的所有佛像的雕刻风格都是生硬、古板、线条粗犷的，而这尊婀娜多姿的神像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条件和历史环境。莫非这尊神像是天外来物？莫非这尊菩萨像就是东方的维纳斯吗？
这个困惑了国内外学者数十年的迷惑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解开。有学者对大佛洞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发现这尊菩萨像的雕刻年代正是北齐时期。这尊造像特征的出现，开启了隋唐造像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也引领了整个中国雕塑艺术的大改变，自此之后，中国的佛像雕刻开始生动起来，也开始有了汉式的风格和女性化的倾向。
抬头仰望高大的大佛洞，在洞窟的顶部，一排雕刻精美的小佛龛浮现在虚空中，佛龛内佛像端庄肃穆。水野和长广发现，其中一个佛龛与其他佛龛不同，佛龛内的佛像被盗凿，只留下一个黑黢黢的洞穴，由于太高他们无法进入考察。看来他们并不知道开凿这座石窟时发生的故事，也不知道高欢就葬在这里，更不知道在这里曾唱响过《敕勒川》的长调，至今苍茫的长调仍飘忽在山谷间。两个日本人也不知道在一千多年前，北齐灭亡之时，开凿这座石窟的工匠的儿子早已踏入过那个隐秘的洞穴，撬开石门，将金银财宝掠走，逃之夭夭。
最终，他们走出了大佛洞，完成了对大佛洞的考察，也与神秘的高欢陵穴擦肩而过。
从大佛洞出来，他们来到释迦洞，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洞窟，洞窟为四柱三开间。窟门的雕刻极具华丽，变形为装饰图案的龙体从窟门两侧盘旋上升，至门顶端龙首昂扬，二龙相望。窟门甬道的墙壁上雕刻缠枝纹、联珠纹饰。窟门左右两侧还雕刻有两米多高的胁持菩萨像。在两开间内各有一个大佛龛，佛龛内雕刻手持法器的武士。门侧高大的石雕柱子底下卧着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石狮把门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具有镇安、辟邪等寓意。他们在中国行走，曾看到很多寺院、宅院、府邸等门前都摆设有石狮，而在释迦洞看到的石狮把门是他们所看到的中国较早的实例，尽管此前中国的汉代已经大量使用石狮，可作为建筑物门前的石狮却很难觅到。
释迦洞的洞窟结构和大佛洞比较相似，也是中心方柱式，不同的是中心方柱只有正面开一个大龛，龛内雕刻着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在佛坛上，还有两只蹲踞的人猴。他们对释迦洞进行了记录和拍照，然后又来到了位于石窟寺院最南端的刻经洞。
刻经洞是北响堂山另一个重要的洞窟。其开凿的时间大概在北齐天统年间，也就是公元年。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覆钵塔的造型，而这种造型在早期佛教中是为了安葬佛祖释迦牟尼特意创造出来的，传到中国便成为一些高僧大德圆寂后的神圣象征。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其他石窟的考察中，还没有见到过石窟和佛塔合为一体的先例，他们对北响堂石窟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异的造像题材、造像风格、洞窟造型感到惊奇。他们不知道这种窟形的出现与高欢的那个陵葬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石窟造型到后来成为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
在刻经洞外，他们发现墙壁上刻满了文字，仔细辨认，原来这些大面积的文字全部是佛教经卷，有的是整本的佛经，有的是一部佛经的节选。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568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
此后，这种做法影响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地，并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刻经文化体系。刻经洞内外墙壁上雕刻的遒劲浑朴的文字，便是唐邕遗留下来的佛教刻经。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洞窟内外、佛像上下。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来到这里，看到这些遍布石窟内外的刻经，激动地说：“这是中华第一刻经。”
水野和长广拿出随身携带的宣纸和墨汁，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文字拓了下来，他们要带回日本仔细研究。此时，已经夕阳斜照，一天的劳顿使他们始终沉浸在惊诧和惊喜当中，不知夕阳已晚，也不觉身劳体累，巨大的发现，满袋子的收获，满足了那个被四海围困起来的小国对邻邦泱泱大国的文化侵略和占有的虚荣心理。回日本后不久，他们用日文出版了《响堂山石窟》一书，记录下了他们这次考察的收获。书中对北齐皇室贵族开凿的响堂山石窟寺进行了综合评述，确定了这是北齐这个仅有二十七年历史的短暂王朝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皇家石窟寺。寺院的建造与北齐皇帝高洋及其父亲高欢、哥哥高澄有密切关系，石窟中出现的奇异的造像、别致的塔形窟以及大面积的刻经对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雕塑史、中国佛经刊刻史，对研究北齐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有重要的作用。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一时间，本已没落在蒿草丛中的北响堂石窟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考察中的遗漏，使大佛洞中遥遥在上的那个隐秘的陵穴也失去了被世人认知的机会。直到半个世纪后，我在偶然中发现了那个隐秘的洞穴。在捆绑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梯子的颤微中，匍匐着爬到了窟顶，拿着手电，提心吊胆地钻了进去……这个梦魇几乎伴随了我的多半生，而且看来它还会继续与我相伴下去。
直到现在，我在深夜独处的时候，还常常会想到我进入洞穴的瞬间感觉。后来，我一直在想，传说是不是历史？历史算不算传说？究竟是传说真实还是历史真实？
再后来，我便有了忏悔的感觉。我不应该打搅北齐皇朝的遗梦，而该让历史继续将它掩藏。
往昔的人，曾经的事，情与爱，爱与恨，财富与名利，不过在挥手之间早已是日换星移，物是人非罢了，罢了。
我没有权力揭开北齐的梦幻，将北齐的虚幻暴晒在当今的烈日下，那将会是佛祖都无法饶恕的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