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斗争，沙俄趁机强迫清政府在塔城再开谈判。这次，沙俄以武力为后盾，兵临塔城，其代表巴布科夫极其横蛮地逼迫清政府在他的分界方案上签字，并威胁说：“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启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迫于沙俄政府的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10月7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由沙俄一手炮制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从此，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面积共达44万平方公里，全部划入了俄国的版图。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瑗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取得了比英、法更巨大的侵略利益，是最大的获利者。
上帝的使者涌入中国
在孔孟之道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差不多两千年后，一批西方人来到了华夏大地，试图灌输他们的社会思想体系。这些人就是自称“上帝使者”的西方传教士。
早在明代末年，当时的世界殖民霸主之一的葡萄牙人，便想方设法地在中国东南沿海骗到了一小块地盘澳门。从此，澳门成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据点。明末清初，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等。他们随着《圣经》一并带来的，还有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汤若望、南怀仁甚至得到了中国皇家的赏识与信任。当这批人正准备更加广阔地对孔孟的子孙传播“上帝”的“福音”时，其中的一些野心家搅起了浑水：他们煽动罗马教廷公开支持自己反对中国礼仪风俗，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引起了清朝皇帝的不满，1724年(雍正二年)，清政府正式禁止天主教的活动，没收各地教堂，中断了传教士在华的早期活动。
事隔一个多世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再次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都直接规定了美国人和法国人可以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5个通商口岸建筑教堂。拥有“一体均沾”之利的英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传教士活动的正式解禁一事，却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才完成的。这两个条约都重申了对传教士的“保护”，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活动，中国政府还要发还以前没收的教会财产。从此，被禁100多年的传教活动，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成了光明正大的行动。由于外国人在华行动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上帝的使者”们更是大批涌入中国，广播教义并执行其他的使命。
外国传教士凭借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在中国设立了许多传教机构。在直隶(今河北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内蒙古等省区有法国“遣使会”和“耶稣会”；在云贵、两广、四川、东北和西藏等省、区的有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省有意大利“方济各会”；在福建的有西班牙“多敏我会”等等。根据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沙俄获得了在中国进行传教的特权。沙俄在19世纪下半叶，已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了100多座教堂。还设立教会学校，培养传教士。
随着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大，传教士在中国的人数也不断增多。1858年外国在中国的耶稣教士是81人，1864年扩大为189人，1874年达到436人，十多年间增加了5倍之多。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已达3300多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紧跟着列强的炮舰再次开进中国的传教士们所抱的目的，已经与他们的前辈起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用天主教的教义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外，他们还更多地担负起殖民侵略的参谋和帮凶的角色。自称是“上帝的使者”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播散的，却是残忍多于慈善，罪恶多于福音。
有很多传教士本身就担任了外国驻华使馆的职务，或者直接参与侵略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从起草到签订，不仅有各国传教士参与其中，更为阴险的是，他们在条约中擅自添加内容。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就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上擅自增添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从此以后，外国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深入中国内地，随意强占土地，建筑教堂。沙俄东正教传教士英诺森为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领土出谋划策。1854年他到黑龙江流域进行“征服人心”的工作。曾先后6次航行黑龙江，后又迁到海兰泡落户，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活动。他根据多年搜集到的情报，写了关于占领黑龙江流域的意见书，送给沙俄大殖民头子穆拉维约夫。英诺森在意见书里竟然狂妄地提出：要把黑龙江流域划归俄国，重新划定俄中边界。1858年，穆拉维约夫逼迫清政府签订《瑗珲条约》，他就伴随左右，出谋划策。到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兴起，中国民众自发的抗敌斗争达到高潮，列强遭到沉重打击。正当列强们束手无策之时，又是一个叫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根据他多年的侵略经验，向北京外交使团献上了“以华治华”的“良策”，为各国侵略者视为救命稻草，抓住不放，加速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深渊的沦落。
连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也不无感慨地说，“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做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帮助，我在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我的责任”。这又何尝不是各国驻华公使的心声呢？
传教士是列强在华的间谍，到处建立据点，搜罗党徒，形成一个庞大的谍报网。俄国在中国东正教第十三任的传教士团团长巴拉第·加法罗夫，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搜集了大量情报。1856年6月，他送给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六九、七○、七一、七二号情报，分析了英法联军情况，提出割占黑龙江流域的建议，为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瑗珲条约》做了准备。1860年，英法侵略联军攻打北京时，沙俄东正教第十四任传教团团长固里·卡尔波夫绘制了北京城防和兵力配备地图，并将此图交给沙俄驻华公使，然后转交给了英法联军。这份地图的作用，当时英军将领奥勒古的话足以说明，“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将军正在我们的营帐里。他已将一份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好的北京地图借给我们，这张地图比我们自己的地图要好得多，非常详尽，他把所能提供的全部情报都告诉了我们”。
外国传教士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活动更是屡见不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发还没收的天主教堂及其财产。传教士们便凭着这一条趁机大捞一把。他们采取流氓无赖式的办法，硬把庙宇、官衙从及民宅说成当年的教堂，强令归还。另外他们还到处强占土地，硬立田契。1860年以后，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黑龙江等省都发生了强还教堂和霸占田产事件。法国传教士在淮南强买民房，英国传教士在福州乌石圈占土地，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强租民宅；尤其在黑龙江省的呼兰县，法国传教士竟然唆使当地的地痞把有主的土地“卖给”自己，实在飞扬跋扈至极。
传教士的侵华罪恶活动还表现在文化侵略方面。他们在各自主子的支持下，在中国办了不少所谓“慈善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到1889年时，外国新教在华设立的医院和诊所有105处。同年，新教所属各级学校的在校人数就有16800多人。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新教在华发行的报刊达到7种之多。这些数字现在来看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可是相当可观。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医院、办学校的目的却主要是为列强的侵略服务。为什么要办“慈善事业”呢？一个教士是这样回答的，“为着收买一个人的灵魂，必须利用他的肉体作桥梁”。又为什么办“文化教育事业”呢？另一个教士回答说：“这样的学校在传教区内作了许多开辟传播福音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它们是特别用来帮助传教的工具……这些学校教育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必要利用这样的工具，许多入学的中国儿童们信了主，并且成为最得力和智慧的基督徒及牧师。”如果说，军事上的侵略是伤及肌肤，政治上的侵略是伤及血肉，那么，这种文化上的侵略则伤及骨髓，麻痹神经，让被侵略者不知反抗，任由宰割，实在是可恶至极。
以上便是自称“上帝使者”的外国传教士们，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开传教方便之门后在华侵略的种种罪行，真不知他们到底是“上帝的使者”，还是撒旦遣入的恶魔。
九龙司先租后割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从中国手中割占了香港。然而，欲壑难填的英国侵略者得陇望蜀，又把魔爪伸向了与香港毗邻的九龙半岛。与香港一样，英国对九龙半岛也是先行秘密占领，造成事实，然后借口发动战争迫令“立批永租”，最后便是强行割据，强迫清政府承认九龙半岛“归英属香港界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