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清王朝
1661年，清朝康熙帝玄烨即位。在满族入主中原不久，政权的根基还不很稳固的情况下，康熙帝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和文化。他颁布《劝垦章程》，奖励农民垦荒种粮，兴修水利工程，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实行“利商便民”政策，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且还积极引进西洋的科技人才，学习西洋的科技知识。
这样，经过十多年，清朝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军事力量也不断增强。康熙帝便致力于平定内乱、消除外患。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准葛尔叛乱，收复了台湾，打败了来犯的沙俄侵略者，签订《尼布楚条约》，勘定了中俄东北边界。
继康熙帝后的雍正、乾隆沿袭了康熙的发展经济、巩固祖国统一的政策，使清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但是，乾隆以后，封建的清王朝就开始由盛极转向衰微。在乾隆末期，衰落的迹象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地显露出来。
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至皇帝，下至七品芝麻官，大多只知道挥霍浪费，贪污腐化的状况遍地成风。
乾隆帝曾被誉为“太平的君主”。1790年，他的国库中所积存的白银创下康乾盛世的最高记录，达到8000万两。不幸的是，从此以后，国库存银锐减。1792年，国库存银一下减少到1100多万两。到乾隆末年，乾隆府库的存银几乎都用完了，只剩下200万两。“太平之君”成为名副其实的“散财童子”。
乾隆用这巨额库存和大宗收入都干了些什么呢？除了开支军费、河工、宗室和官员的俸禄之外，其余的银子都被他挥霍浪费了。
1736—1795年乾隆在位期间，曾先后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府孔庙，七次东谒三陵，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每次巡幸都要兴师动众，闹得鸡犬不宁。
以南巡为例。他每次南巡都提前一年勘察道路，修桥铺路，搭建行宫。从北京到杭州，途中共建有30多处行宫，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黄布城和蒙古包帐房。沿途道路须洒水清尘，所经石桥石道，要用黄土铺垫，水路码头上都要铺上棕毯。
皇帝南巡时，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乘船在京杭大运河上消遣度过的。为他的船安福舻、翔凤艇，拉纤的河兵就达3600名。御舟行驶，前有御前大臣等官兵及御马的乘船开道，后有军机处等官员及銮仪卫等的船只紧随其后，岸上还有骑兵沿河行走，以备随时差遣。
在乾隆第六次南巡时，随行的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官员、拜唐阿兵等多达2500人。沿途所经过的地方30里以内，地方官员都必须身穿上朝的服装迎接皇帝的到来，耆民老妇、绅衿生监都要排列跪伏，80岁以上的老翁老妇都要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捧高香跪候。在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更用彩绸彩布搭建彩棚、点景，设立香案，河道设龙舟灯舫，造成“巷舞衢歌”的喜庆景象。
各级地方官员为了讨得皇帝欢心，得到皇帝的赏识，纷纷挖空心思，玩出各种把戏来。乾隆第五次南巡，御舟将到镇江时，只见10多里外耸立着一个巨大而红翠可爱的“桃子”，突然间，烟火大放，光焰四射，巨桃轰然裂开，从桃内现出一个剧场，数百名优伶演出寿山福海之戏。
镇江的盐商了解到皇帝喜欢参悟禅理，便到处雇请和尚，请不到那么多的和尚，就花重金雇了人剃了头来凑数。淮阴道的官员辛攀桂主管行宫的陈设，竟用镂银丝制造痰盂。路过无锡附近，在西北角的石塘湾和东南角的望亭均设立了黄布城，共占地600多亩。黄布城的对岸还筑了一道近2里长的“照墙”，用木、竹子及芦苇做成，里外数重；纤路一色红木钉桩，占良田更达上千亩；运河边又筑设竹篱茅舍，将竹子移栽到茅舍旁边，御舟一过，这些竹子就死去了。如此等等，不胜描述。
乾隆南巡时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对嫔妃、臣僚赐宴行赏。从执事官兵到亲王大臣，每人赏银少的一二两，多的竟达五六百两！
乾隆南巡花费不可胜计，他自己也为此感到极其懊悔。在退位以后，他对廷臣吴熊光说：我统治天下60年，并没有大的过错，只有6次南巡，劳民伤财，确实是“作无益而害有益”！
乾隆还大开庆典，大兴土木。1752年1月11日，是乾隆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60大寿。为了在头一天把她从西郊接回宫来，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的高粱桥之间的十几里地，一律张灯结彩，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隔几十步搭一个戏台，台上各省臣僚、优伶汇集，南腔北调，轮番演出，一派蓬莱仙岛的景象。
在这个时候，各省官员极尽献媚之能事。广东负责布置的地段上设一翡翠亭，宽二三丈，全部用孔雀尾巴上的羽毛作屋瓦，一个亭子用的羽毛就不下万羽。在湖北负责布置的地段上，则搭一座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全部用七八尺高的玻璃做成。浙江则布置一个出湖镜：一个大圆镜嵌在当中，四面八方镶了数万块小镜子，鳞砌成墙，一个映照，当即分现出无数的身影。
在孝圣宪皇后70大寿、80大寿，以及乾隆本人80大寿的时候，乾隆照例大兴庆典，挥霍无度。
在土木工程中，耗费最大的是修避暑山庄和圆明园，两项所耗费的白银都在亿万两之上。这样一来，即使国库中金银堆积如山，也会很快就被挥霍完的。
皇帝的挥霍浪费无疑会导致吏治败坏，官场上贿赂盛行、贪污成风。
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员数不胜数。乾隆时期，湖南湘乡知县张博授官7年，在任却不满4个月；湘潭知县卫际可，授官5年，竟始终没有到任，而他们的俸禄一文没有少领。湖南布政司郑源涛上任的时候，除了上贿和珅、下索官员外，就是跟家人一起看他养的两班戏子争奇斗巧，昼夜不息。
因官员们只图游山玩水，嗜酒贪杯，恣意享乐，任内的事便一塌糊涂了。就连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各级官吏都将所有事情推给下属办理，最终全都听命于书吏。上司的糊涂，为办事的书吏提供了可乘之机，铸假币、写假名私征钱粮、冒领国库钱财的事情屡见不鲜。直隶承办司书王丽南造假串票，私征白银28万多两；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币、写假条，14次重复向户曹支领白银几十万两。在掌管大员们谈笑豪饮的时候，他们就排着队递上条子，请求签字，大员们总是亲自、甚至嘱咐幕友画诺、成全他们，以免他们死磨烂缠、扫了他们的酒兴。
要贪图享乐，就得收敛钱财。各级官吏贪污、敛取钱财的手段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侵吞赈济救灾物资、侵吞捐款、出卖官职、侵吞税款、索贿赖账、私立田册、扣留荒价、克扣军饷等等，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
乾隆朝最大的贪官非和珅莫属。和珅因舌巧如簧，仪度雅俊，深得乾隆的赏识。数年之内，便由一个在銮仪卫里当差的拜唐阿兵很快升为仪仗总管、侍卫、副都统、侍郎、军机大臣。1777—1778年间由尚书授大学士，成为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专擅朝权。1780年，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从此以后，和珅更是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官吏任免、财政收支、刑法诉讼、谏议策划、政令公文，倾权一时。
随着权势的增长，和珅的贪欲也越来越大，大得无法满足。就连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被迫把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他；甚至下面送给皇帝的贡品，只要他看得上的，他也敢扣下据为己有。经过近30年的“经营”，和珅成为大概除皇帝以外的首富。乾隆一死，嘉庆皇帝就拿和珅开刀。1799年和珅被赐死，家产被抄没入公。据抄没家产清单记载，在和珅全部家产109号中已估算的只有26号，而这26号家产中共有赤金588万两、生沙金2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8000多亩及大量古玩、玉器、瓷器、绸缎、洋货等物，合计银223895160两。据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达8亿两白银之多，相当于和珅当权20年中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高高在上的是这样一个贪官，下面的官员又怎会不大加仿效！1782年，山东全省各州县官“亏空”银130多万两；1795年，福建全省更“亏空”银250万两以上、粮64万多石！1781年，甘肃被查出的全省官员合伙贪污案中，贪赃自900两至数千两的共有几十名官员，贪赃2000两以上的就有66人之多。从布政使王亶望家抄出金银100多万两。在奉命查抄王亶望的资财的过程中，查抄者们也要从中抽换抵兑，以银换金、以贱抵贵。造册官高模不造登记册；王占柱底册中列有金条、金锭4748两，而交到内务府的册子中只列金叶9两3钱，送到内务府时竟一钱也没有了。
到道光朝时，官场中贪赃受贿公开成风。官员升迁要给上司各官送别敬银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据记载，补授陕西一个粮道出京上任时，竟用去别敬银17000两。上任后每年年节、寿诞都要给上司送礼，数目可观。粗略估算一下，每年仅送礼就要用去约2万两白银。
孝敬上司的白银又从何而来呢？当然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扬州有一名知府审理一件诉讼案件时先收了原告50两银子。可是在堂审时，竟然将原告打了50大板。原告觉得自己有理并送了知府50两银子，满以为赢定了官司，不料遭此劫难，颇觉委屈，便向知府伸出五指，哪知知府竟斥责说：“被告比你更有理！”并伸出五指翻了两番，表示被告送了他100两银子，比原告多了一倍，所以要原告吃50大板。在贿银面前，法律的天平也倾斜了。
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蛀蚀着清朝政权。而担负着治安防卫任务的八旗、绿营官兵也都成为了消耗财富的寄生虫。
八旗军由满族旗人组成，他们仗恃祖先开国有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八旗兵丁军饷多，平均月饷银5至7两，比绿营兵丁高出三四倍。除此以外，他们还领有10多亩乃至100多亩世袭土地，收取地租。优越的地位和颇高的收入，使他们堕落成为毫无谋生能力的蠹虫。他们有了钱就吃喝嫖赌，直到把钱花光，然后典卖田地房屋，最后更仰赖于朝廷的恩赐。康熙曾为此两次发放国帑1200万两，但八旗军在一两月内便花了个精光。雍正皇帝一月内赏兵丁钱粮数次，每次30多万两，可不到10天，他们就分文不剩了！
尽管清政府给八旗军以较高的兵饷银，投入了无数钱粮，但是，他们到康乾盛世之后就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有战斗，他们总是叫乡勇居前、绿营兵居中、自己观望在后。
绿营兵的待遇要比八旗兵的待遇低得多。马兵月饷二两、步兵月饷一两半，守兵月饷一两，每人每月禄米三斗。在八旗兵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强绿营兵的战斗力。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清政府怕绿营兵的战斗力超过八旗兵，鼓励军官腐败，允许军官克扣兵饷，克扣多少都有一个确定的数额。官员到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吹鼓手、轿夫、厨子都算“正兵”。官员们当然也克扣战马的粮草，使得战马骨瘦如柴，加鞭不走。军官们一心扑在克扣军饷、挥霍享乐上，对于战法兵法却很少去研究。
一般士兵的饷银本来就较少，军官的克扣使他们很难养家糊口，很多士兵不得不忍饥挨饿。士兵怨声载道，军纪涣散。而在士兵之中幼小羸弱之兵不在少数。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更使清兵战斗力十分低下。嘉庆皇帝对清军的状况十分担忧，但已无法挽回这种颓势。
贪官污吏的肆意榨取，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平民百姓无以维生，很多人只得背井离乡求活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便聚众拉起反对封建压迫的大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即张正漠、王聪儿、聂人杰等发动和领导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石柳邓、石三保等领导的湘黔苗民大起义；李文成、林清领导的直隶、河南、山东一带的农民大起义。
此起彼伏的农民大起义，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使清政府损失了二品以上的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以下军官400多人，耗费白银2亿多两。湘黔苗民大起义牵制了清王朝云、贵、湘、鄂等7省的10多万兵力，杀死清军将领116名，使其耗费财力无数。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吏治不断败坏，武备废弛，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清朝正走向末路穷途。正如日本学者陈舜臣在《鸦片战争实录》中所说的，“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已到处露出破绽，嘉庆皇帝在执政25年中只是一味地掩饰破绽，而到道光帝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
叩不开的天朝大门
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欧亚大陆西端的一些国家却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变革，显示出勃勃生机。英国尤其如此。
17世纪中叶，英国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统治。18世纪中叶，英国又开始了一场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它的工业产量跃居世界首位，英国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需要更广阔、稳定的市场，因此，英国政府积极实行殖民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马可·波罗等人对中国富庶状况的描述，早已激起西方人到中国淘金的强烈欲望。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占领这一市场，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东方。他们曾乐观地估计，如果4亿多中国人每人戴一顶睡帽、用一副刀叉，英国人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因此，英国资产阶级更是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谋求打开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
可是，中国的境况并不完全是英国资产阶级所想象的那样，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市场却不是很大。
主要的原因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经济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地域辽阔，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土壤等条件都宜于农耕，能生产出满足社会各阶层赖以生存的粮食。地区生产性分工不似欧洲各国明确，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似乎可有可无，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百姓的需求也十分简单。他们吃着自己生产的粮食，穿着自己织的土布，使用的工具也极为简陋，只用自己的产品换取盐及其他自己实在不能制作的工具。
在封建国家和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下，广大劳动群众几乎总是处于赤贫状况，他们的贫困程度大概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所想象不到的。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使血脉得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就算是万幸了，哪还有什么余款去购买洋人的工业品享受一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