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已家喻户晓。可见其年少多才，聪明多智。司马光。今山西夏县人，他从政50年，历经四朝国君，政绩卓著，深得上下拥戴，德高望重。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屋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司马光一生忧国忧民，提出不少政治、经济、选才、民族等方面的主张，富含哲理，值得借鉴。
1．自立自强
一个人只有自立方能自强，只有自强方能有令人折服的成效。司马光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的习惯。
天圣六年，司马池奉调入京任群牧判官，11岁的司马光跟随其父来到了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城汴梁。
司马光7岁到11岁这段时间，在父亲和哥哥的教导下，刻苦攻读诗书。他的记忆力不算很好，但知道用功，有着惊人的毅力和良好的学风。对于老师要求必须背诵的诗词文章，别的学生很快背会玩耍游戏去了，他则“独下惟绝编，迨能背诵乃止”。司马光成年后常对人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他新辟了一处书斋，颇为清静舒心，故而写了一篇题为《新迁书斋颇为清旷，偶书呈全、董二秀才，并示侄良、富》的文章，其中写道：“力学致显位，拖玉簪华冠。毋为玩博奕，趣取一欢笑。壮年不再来，急景如流丸。”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他付出了成倍的努力，所以对学过的诗文能够终生不忘。
司马光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颇强。7岁时初读《左传》，便能通晓大义，还把书中的故事原原本本、头头是道地讲给别人听。勤奋刻苦，多思善谋，是少年时期司马光个性中的两个突出特点。
父亲司马池在群牧判官任上与庞籍、张存这两位同事交往密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庞、张二公经常到他们家中作客，司马光以童子侍立左右。性情朴实、话语不多、司马光很讨两位长者喜欢。在以后的仕途上，司马光多次得到庞籍的推荐、提携。庞籍后来官至宰相，对司马光的一生影响很大。张存更是独具慧眼，把少年的司马光当成人一样看待，“不卜不媒，遂妻以子”，与司马池结成了儿女亲家，成了司马光的岳丈。
明道元年，父亲司马池调离京城，到西南地区的利州路任转运使，14岁的司马光又随同家人一起迁往陕南居住。这时的司马光成熟了许多，很受父亲的喜爱，无论在家会见客人，还是出外公干游览，父亲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司马池还多次给儿子说起本朝的往事，讲太祖赵匡胤微服出访的情况，讲其如何用赵普之策陈桥兵变称帝后严格治军，要求将士遵守纪律，不准骚扰百姓，一改五代时的不良风气等等，引起了司马光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有一次，司马池带着儿子到川北南岩游览，与同行的官员赋诗题壁，末尾还让司马光留下了“群实捧砚”的墨迹。多年后司马光回忆起此事，在《和利州鲜于转运公居八咏》之八《宝峰亭》诗中写道：
先君昔乘轺，题名古寺壁。
侍行尚垂髫，孤露今戴白。
读君登临诗，旧游皆历历。
永无膝下欢，终篇涕沾臆。
到15岁时，司马光的学识已相当广博，文章也写得很好，苏轼称他“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封建社会有一种恩荫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或晚辈可以补官，每隔3年在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时候，都要恩补一批。明道二年，司马池得到了这种恩补的机会。按常理这次补给的职位应该是司马光的，但他却把它让给了堂兄，决心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真才实学获取“显位”。不过，后来还是给司马光补了个太庙斋郎，即管理朝廷祭祀典礼机构的办事员。不久，又改迁为将作临主簿，成为掌管禁宫内土木工程建筑衙门里的一名小官。这时，司马光虽然在政府机关里有了差事，但还不能算是进入仕途。尚未成年的司马光在完成衙门里差遣的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熟悉社会，接触一些有名望的人，用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就在这一年，司马光在华州谒见了孙甫。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时任华州推官。他学识渊博，是研究唐史的专家，时人有“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的说法。皇佑年间，司马光有幸与孙甫同在馆阁任职，他佩服孙甫的才干，敬重孙甫的品格，将其视为前辈。孙甫死后，欧阳修为之作墓志，司马光读后说：“如复见公，得侍坐于旁也。”孙甫著有《唐史记》75卷藏于秘阁，司马光后来编著《资治通鉴》时参阅了这本书，他说：“昔离公有是书，固愿见而未之得，得之惊喜。”
司马光长到十八、九岁，视野更加开阔，志向更加远大，思想也很成熟了。景佑四年他作了两篇铭文，借以表达他的一生追求。
其一：《铁界方铭》
质重精刚，端乎直方。
进退无私，法度攸资。
燥湿不渝，寒暑不殊。
立身践道，是则是效。
他以“铁界方”自比自励，表示一生要忠正端方，矢志不改。
其二：《勇箴》
何为而正，致诚则正
何为而勇，蹈正则勇
孟贲之材，心动则回
临义不疑，呜呼勇哉
这里，司马光把“正”“诚”“勇”“义”等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阐明了四者之间的关系，比《铁界方铭》的自比自励更加深刻了。
小小的司马光并不满足于靠父亲的地位恩补的小官，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于自己的学业中，只希望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去参加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并且要有更大作为。
[今用]：在今天这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里，如果要想让自己过得充实、幸福，就一定要学会独立，自立自强地去生活、工作。当今的社会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对手”，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地帮你，一切的事情则主要靠自己，只有自己努力，方能有一片光明，否则你迟早有一天会一败涂地。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此我们一定要长期发扬，争做一个新时代的强人。
2．知无不言
知无不言，是一个正直、有诚心的人所做事的方式，他们往往不因为某些客观的因素就否决自己，或对自己的看法、观点保持缄默，而是勇于提出，司马光在任职滑州时就是这么做的。
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朝廷任命他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武成军是节度之名，其治所在滑州（今河南省滑县）。知州张锡字贶之，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儒，仁宗皇帝对其很是赏识，曾对侍臣说：“朕在帝位三十几年，天下名儒接触了不少，自得张某，使我闻所未闻”，特意御笔亲书“博学”二字赐与其家。这个人性情淳厚，生活俭约，身为贵族后衣食仍和少贱时一榉。张锡告诉司马光：我生平唯喜读书，且老而弥笃。《书》我读了不下百十遍，函套都被翻破了，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在张锡手下作幕僚，司马光是很满意的，两个人合作得很好。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张锡在府衙西园设宴招待来客，让司马光作陪。初夕时天布阴云，酒过数巡后即解而散之。明月当空，秋风习习，大家饮酒行令，十分愉快，司马光赋诗记其事：
飞盖共徘徊，西园高宴开。
秋云惜明月，留待庾公来。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七）
饮酒赋诗正酣之际，司马光趁机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文学思想，后来司马光到了卫州督役河防，卫州与滑州隔河相对，遥望滑州，司马光对在武成军幕府中一同供职的僚友们充满怀念，说与这些人在一起时“高论探要妙，佳句裁清新”，互相切磋很深的哲理问题，吟出的诗文也都别出心裁，多有佳句，大家是以共同的理想和情趣而相亲近的。司马光调离滑州的次年，在京师追怀与东郡幕府旧游时，说：
畴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
河水塞津口，山雪照林端。
健笔千篇富，醇醪一醉欢。
困猷挥落尘，瞑不顾归鞍。
多事光阴逝，离群会合难。
谁知尘满袖，今日客长安。
诗人流露出对滑州时日的留恋和对好友的怀念。司马光在武成军判官事干了不到两年，于庆历五年以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县事，27岁时便主宰一县之政令了。这年二月，滑州推官李揆之要调往别处，司马光作序赠别。他说，朋友将别，以言相赠，自古有之，但近世的赠言往往是一些讨朋友喜欢的客套虚辞，这是违背古人之道的。作为真正的朋友，不仅要赞扬他的善行，更要规劝他的过失，专讲奉承话只不过是偶然相聚于酒市的吃喝路人。揆之是名相子孙，聪明练达而有才华，但“人非至圣，必有短非”，他劝揆之凡事要谨慎，“智或召灾，敏或贾祸，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无损于人，不宜于身。”这时的司马光为人处世已经很成熟了。
司马光从少年时代就“结发读经史，疲精非一朝”，对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扩大，阅历的加深，他一发于论史、论文、论事更有见地了。在滑州期间，司马光在处理政务之暇刻苦攻读典籍，撰写了很多文章，其中有《机权论》、《德才论》、《廉蔺论》、《述国语》、《不以卑临尊议》、《应侯罢武安君兵》等18篇。在《廉蔺论》中，他认为“世称蔺优于廉非通论也”。弱小的赵国能抗虎狼之秦，绝非蔺相如的口舌之功，而是由于廉颇治国强兵的结果。蔺相如“完璧归赵”，世人皆称其是，司马光却以为和氏璧只不过是块揣在怀中，握在手上的玩物，“得之不足以为重，失之不足以为轻”，若为此而引起与秦交兵，对赵王来说则是“爱数寸之玉丧国士之贤，贪无用之器贻宗庙之忧”，这不是因小而失大吗？赵王因嘉赏不当面导致廉、蔺矛盾时，“廉颜日夜愤愤欲利刃刺之，而相如能不与之较”，这才是蔺相如可以称贤处。“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而说蔺优于廉。
司马光非常赞赏唐代张巡。他在《读张中丞传》中说“驱市井数千之众，摧胡虏百万之师，战则不可胜，守则不可拔”，可称为才；“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守死而不变”，堪称为义；“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国家定于已倾，存于既亡”，方谓之功。张中丞即张巡，安史之乱时他以真源令起兵抵抗，先后与叛将尹子奇激战于雍丘、睢阳。特别是在睢阳保卫战中，他以万数之兵抗敌12万之众，大小战斗400余次，最后城陷被俘，惨遭杀害。由于张巡坚守睢阳，保障了江淮地区的安全，故司马光称其使“国家定于已倾，存于既亡”。
司马光推崇河间献王刘德，说他“生为帝子，幼为人君”，但“不以宫室相高，犬马相尚”，却“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校实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诗》而立之。”刘德是西汉景帝刘启的次子，封河间王，谥号“献”，史家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司马光认为，如若在戾太子被废后由刘德即帝位，肯定不会出现其弟刘彻那样“神仙祠祀之烦，宫室马游之费，穷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蔽。”的失误。后来编著《资治通鉴》，在写到刘德死后，司马光还引用了班固“夫唯大雅，卓尔不群”的话来赞美他。
《机权论》是司马光论述实行强制手段的一篇论文。他反对把“仁义”和“机权”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机是仁的开始，权是义的正常行为”，凡是圣人都要实行“机权”，甚至可以说不知机权，便不能成为圣人。他举了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归周，周公诛管、蔡的事例，说太甲、商纣、管叔、蔡叔都是不仁不义，如果听任他们一意孤行，社稷就会不安，国家就要灭亡，那么仁义也就不存在了。对不仁不义行“机权”，恰恰是维护仁义的行为，这同乱臣贼子戕害国君，屠灭亲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自古以来，因君王听信谗言而杀戳忠臣，以致丢失政权的事例很多。司马光说：以“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谗之为害不可一、二数也。”楚国的屈原、赵国的李牧、汉朝的马援、晁错、北齐的斛律光等，这些人“皆负不世之才，竭忠于上”。然而，都是因受到奸人的谗言之害，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国家随之成为丘墟。司马光以为“此其允可大哀者也”，故作《五哀诗》以警后世。现录其首尾两首：
一、《屈平》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玉。
冤骨销寒渚，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五、《斛律丞相》
君臣日荒宴，歌舞讳言愁。
老相犹当国，强邻不敢谋。
谣言虽未出，奸谤已先流。
谁察忠臣意，通宵抱膝忧。
凭借他正直无私、敢于坦言以对的办事作风，司马光权知韦城县不到一年，政绩颇为突出，地方志书就称其“政声赫然，民称之”。
[今用]：司马光的知无不言实为当今社会所应有的良好风气。面对纷杂的社会，如果人人都能讲出自己的看法、观点，那恶的势力一定不会如风而长，恶习会日渐减少以至于最终消失。社会将会以健康地高速向前发展。在企业中，成功的企业主则更加需要这种知无不言的“良臣”，企业主的能力再大，他所看到的也只是某一个方面而并不能一揽全包，针对这种情况，就应该有更多的见而想、想而说的员工，更多更好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方案，使企业更好的发展。
3．德才兼备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出现的有才华的人委实太多了，但德才兼备之人却并不多，司马光就是这为数不多之人的之一个。他不仅有出众的才华，而且还有高风亮节。
据说司马光调回京城后，于嘉佑二年六月被任命为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属太常寺。仅是个只发薪俸的寄禄官；祠部员外郎是祠部属官，归礼部管辖，以无职事的朝官充任；直秘阁为他官兼领的贴职；判吏部南曹隶属吏部，因官署设在尚书省之南，故称南曹，这里还有些实际工作可做。麟州兵败本来是由于军事指挥官麻痹轻敌、指挥失误所致，朝廷却归罪于增筑二堡，庞籍、夏倚等人受到处分，对司马光虽然未作追究，调京后在职务安排上却受到冷遇，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情绪。帝都开封是十分繁华的，蔡河、汴河、五丈河、金水河分别从西南、正西、东北和西北流经城内，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街道两旁的建筑奇特别致，商贾众多，店铺林立，叫卖之声不绝于耳。有个名叫潘楼的地方，是最为繁华的去处，不仅日市兴旺，夜市也很热闹。但所有这些，对司马光来说都无多大吸引力。七月七日夜，他与一位朋友路过潘楼，所看到的夜市情景是这样的：
织女虽七襄，不能成报章。
无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满市翠翠张。
伪物逾百种，烂漫侵数坊。
谁家油壁车，金碧照面光。
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
安知抒轴劳，何物为蚕桑？
纷华不足悦，浮侈真可伤。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三）
他不满意市场上的新奇之物，称其为“伪”，嫌它太多、太贵；更不满意当时的奢侈之风，以为如此不惜民力，实在可叹可悲。观游夜市非但没有得到喜悦，反而使他更加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