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其主要内容是：①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使其相互监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检举、告发，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告奸者则可受赏。②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③禁私斗，鼓励秦民杀敌立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商鞅像，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④贯彻重农抑末的策略，其具体措施是：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⑤要求宗室也立军功。《史记》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奖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①推行县制。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三十一县（一作四十一县）。②废除井田制。《史记》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③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商鞅方升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印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印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州、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印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遗物，过去所发现的有铜戟、铜镦和铜方量。戟铭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镦上的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方量之铭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为孝公之纪年。文献记载中称商君相秦，今证之以铭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国相相当，相邦之名孝公时尚未出现。
战国晚期，已有商鞅或商鞅后学的作品流传于世。《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南面》又说：“说在商君之内外。”表明韩非读过商鞅的内、外篇。西汉时司马迁曾读过商君的《开塞》、《耕战》，则今本《商君书》西汉时已有之。但该书中有的篇内提到垂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这些战役都发生于商鞅卒后几十年。可见该书有些部分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