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克己奉公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对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出城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的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万死，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的钞币与重臣们一样。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为数百人平反了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查，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33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一年之中，要报告几次，小有水旱，就及时上报。在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都得到处，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第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二十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既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第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第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
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由是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王太监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没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后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诈称三千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丈请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将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听后知道了实情，才有了还意。初三，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后他又怕大军所过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骚扰了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向东行。这一转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迅速率军追来。得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忙派后队阻止，但连战连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过年，离怀来只有二十里，本可直驱入城，但因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书再次请求入关，遭王振一阵痛骂，于是决定驻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用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很快队伍大乱，敌骑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赤身裸体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坐地被俘。皇帝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这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遭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二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章奏，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今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为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晋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在攻城上，二十二万明军严阵以待，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白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忠臣遭殃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做了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辅诸州县兵力单弱，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降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住。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大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说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侯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不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
张居正张居正像
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载《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沼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海瑞像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45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3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侍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入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土。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虚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至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明珠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那拉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绣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烟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礻题继起谋取储位，胤礻题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礻题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题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礻题，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礻真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礻真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礻题，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礻题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礻真，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即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与胤礻真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样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礻真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礻真，才与胤礻真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暑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伦、王五的两个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闺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牟恩赐府邸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人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人值南书房的官员入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事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年（1736）高宗即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于爵。张廷玉作为顾命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统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入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漏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谕：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因而诏责其不合礼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擢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礻唐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极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三年（1725），鄂尔泰擢升广西巡抚，不久又改授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三月，他抵云南后即着手解决当地面临的许多政治问题。云贵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由各民族的土司头人统治，这些土司头人均为官方认可的世袭行政官员。但是他们往往是独立王国，胡作非为，因此经常给朝廷带来麻烦。鄂尔泰的政策，称之为“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原先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已实行过。鄂尔泰向朝廷建议，废除世袭土司头人制，把各部族纳入省政系统，统一治理。他首先在贵州广顺土著部落中施行。该部落于雍正四年平定，当即将世袭土司废除。他又赴贵州亲自审理叛乱土司。雍正四年十一月，鄂尔泰实授云贵总督。此时，四川东南部乌蒙及镇雄之土司，由于忧惧自己的命运，想对抗朝廷。鄂尔泰返回云南途中，与四州总督岳钟琪协力合作，用武力迫使这些土司归顺朝廷。雍正五年，该地区即已平定，改归云南统辖。鄂尔泰为此蒙恩赐世袭骑都尉。同年末，由于他在贵州长寨地区又平定了一百八十四个苗族部落，晋世袭一等轻骑都尉。雍正五年，云南西南部爆发车里及其他部族之叛乱，鄂尔泰率军于雍正六年平定。鄂尔泰七年在大部原属刀姓土司之领地上设普洱府。
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泗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吝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鄂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费。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因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秉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拍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鄂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效。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玉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被撤出贤良祠。
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祖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后入汉军正蓝旗。
康熙二十二年（1683），22岁的田文镜以监生人仕，担任了福建长乐县县丞。10年后，升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又过了8年，才官至直隶易州知州。直到他60岁时，虽然为官40载，也只是内阁侍读学士，为从四品官，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府。但是，这一年雍正帝即位，并看上了他的忠直和才干。从此，他飞黄腾达，很快成为朝野闻名的能臣。雍正帝还将他同鄂尔泰、李卫一起，树立成当时的“三大清官”。
雍正元年（1723），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80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1724）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23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纟今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恕”，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4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3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4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人祀该省的贤良祠。
阿桂
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阿克敦的独生子。曾在沈彤门下读书。凭借其父的功劳，于乾隆元年（1736）以荫生任大理寺丞，但他仍是努力进取，于乾隆三年中举，一年后任兵部主事。乾隆八年升户部郎中，三年后降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次被派往四川边界地区任职，在征讨金川军中担任幕僚。然而当他抵任时，适逢张广泗、讷亲因作战失败，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攻击而获罪。阿桂也与他们一起被指控而判处死刑。不过后来乾隆念其因阅历不足，又念及其父年迈，于乾隆十四年被宽免释放，乾隆十五年他复任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七年迁吏部郎中，不久奉派赴江西任按察使。第二年回京任内阁侍读学士，寻擢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奉命赴乌里雅苏台，在班第手下督办伊犁河谷地区驻军台站。第二年由于父丧返京，同年年中又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他及时赶到并参与征讨蒙古某王公的战役。蒙古某王公在阿睦尔撒纳伊犁叛乱之后，也企图在蒙古作乱。乾隆二十二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之后，授阿桂为工部右侍郎，派赴科布多安抚西蒙古，以阻止厄鲁特部逃往西伯利亚。
乾隆二十三年阿桂因未能防止厄鲁特首领逃亡，乾隆老大不高兴，被召还京。这时新疆穆斯林首领发起动乱，被派往平乱的兆惠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阿桂奉命与富德同往解救。乾隆二十四年初围解，年内平定动乱。大军凯旋后，阿桂督责来自阿克苏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屯垦伊犁河谷，以便为驻军提供军粮。由于土地肥沃，加以阿桂管理有方，头一年就获得大丰收。伊犁地区的屯民与驻军于是就能够以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达百余年。乾隆二十八年阿桂返京，就任已于两年前受命的工部尚书，并在军机处任职。
乾隆二十九年阿桂一度署理四川总督，第二年奉命赴新疆镇压喀什穆斯林动乱。经过半年围困，平定动乱。然而阿桂在这次战役中，乾隆责以未尽全力征战，令其协助伊犁将军明瑞统筹屯垦事宜。明瑞奉诏回京，派往云南统率一支征缅大军，阿桂继任伊犁将军。乾隆三十三年明瑞所部在缅甸遭到大败，清廷立即重组往缅大军，以傅恒为统帅，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年中，阿桂奉命急速返京即赴云南，并一度任云贵总督。乾隆三十四年，罢总督任，专办军务。尽管征缅失败，乾隆皇帝仍决心迫使缅甸就范。当年乾隆下诏任命三位将军统兵再征缅甸。但是当地气候和热带疾病对清军极为不利，虽然打了几次胜仗，最后还是被迫撤退。由于阿里衮身亡，傅恒亦染重病，阿桂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最高统帅。后因缅甸同意进贡，双方停战言和，阿桂亦返回云南。但不久因阿桂派往收取贡赋的官员被缅甸扣押，协议被毁，阿桂对此负有责任，遂遭革职，受命在继任的温福属下任职，温福已奉派镇守云南边境。那时缅甸正耽心近邻泰国人，故而中缅边境相对平稳了一阶段。
在从缅甸撤军之前，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已经发生动乱，金川地形险要，难以进入。当时土司又分外强悍，善于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在山隘要道修筑石头碉堡，以抵抗官军。乾隆三十六年末，温福奉调率军从云南前往四川，证讨大小金川。阿桂亦随军前往，任温福的副手。温福从小金川东面进攻，阿桂率军自南面进攻。年底，攻下小金川，但动乱头目进入大金川，清军又挥师进攻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年中，小金川土司再度发生动乱。温福所部在木果木几乎全军覆没，温及将领多人在战斗中丧生。阿桂撤至安全地带并放弃已经收复的大部分地区，只将少数精兵留驻战略要地，以为反攻基地。不久，他授为征西将军，统率全军，奉命从东面进兵。他在南路的旧部则留交富德和明亮指挥，年内收得小金川，而大金川虽只有数千叛乱守军，却坚守三年之久。每座山和每处要隘，清军都要经过数次反复酣战才能攻克。阿桂当时使用了在葡萄牙传教士指导下监造的大炮，把那些坚固的碉堡攻克、炸毁。葡萄牙传教士付作霖于乾隆三十九年秋到达阿桂大营。乱军大营所在地最后被包围，大金川首领索若木投降，按照事前安排，挑出一批战俘解往北京，两个月后，阿桂率领凯旋大军浩浩荡荡回到北京，乾隆亲自出城迎接，并赐宴宫中。讨平金川之战持续五年才彻底结束，共耗军费白银七千万两，超过征服伊犁地区和南疆所耗军费总数的两倍，而新疆的面积则是金川的二十倍。清军只是凭借巨大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切断对方粮食与弹药供应，才迫使叛乱土司投降。
阿桂因战功获得殊荣，乾隆四十一年初受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另授协办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当年又被派抵云南，准备再次用兵缅甸，同时升任大学士。乾隆四十二年，奉诏返京。此时缅甸因有内乱并与泰国发生冲突，国势削弱，被迫从第二年起开始向清廷进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6年缅甸被英国人吞并为止。
阿桂曾经两次率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两次动乱都是由于伊斯兰教新教派反对清廷所承认的旧教为导火线的。第一次起义在乾隆四十六年于河州和兰州地区爆发，在六个月之内即被平定。新教残余于三年后再次起义，由于两次胜利，加授阿桂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八十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刘统勋
刘统勋（1700～1773），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其父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由知县累迁至四川按察使（负责一省司法事务的官员），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少数官员之一。刘统勋受其父影响，自幼刻苦读书，注重品德修养。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都在中央机构任职，曾做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还曾任协办大学士和大学士，兼管过数部衙门，并一度受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是清朝名相之一。
自奉节俭
刘统勋任官数十年，一直是自奉节俭。即使做了大学士，也依旧省吃俭用。史书上说，他“所服朝珠无值十金以上者，故绠断即弃之，不更拾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统勋奉旨前往开封视察。按照当时的惯例，像他这样身为大学士的钦差，都是鸣锣开道，卫士护从，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还需接风洗尘，设宴饯行，不知花费多少银两。但是，他“所挈只二奴，用驿马不过六七匹”，还命令各级官吏不要迎送。这一举措，曾一度震惊朝野，传为佳话。大名鼎鼎的国史馆纂修官洪亮吉曾专此写道：“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马六七，又事事不过令甲，则民生吏治困坏，岂至此哉？”
为节省迎送之花费，减去百姓负担，同时又便于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刘统勋还特别喜欢微服私访。他曾数次奉派审理官员贪黩案，经常出典各省乡试，三次督修黄河溃堤，一次主持疏浚运河，还长期署理河道总督。其间，大都装扮过往各类行人深入百姓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帮他们分忧解难。
刘统勋死于上朝的途中，据史书记载，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的一天黎明，“至东华门，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乾隆帝闻讯，“亲奠其宅”，发现他家“门闾湫隘”入室一看，“见其俭素，为之恸”。这也充分说明：刘统勋的节俭，是一贯的，时时事事皆如此。
为政清廉
刘统勋一向为政清廉，从不收受任何人财物之类。有一次，有个用钱买官当了“资郎”的人于深夜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刘统勋。守门人通报之后，刘统勋拒不接见，并让门人转告来者“明日再议”。第二天一早，刘统勋当着许多人的面，传那“资郎”入见。他说：“昨夜不见，是老夫之过。然而深夜叩门，恐怕不是贤者所为吧！”那“资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刘统勋遂又大声训斥道：“明人不做暗事。今后，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当着众人说清楚，决不许偷偷摸摸到家中搞名堂！”
刘统勋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期间，他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出任湖北巡抚。这位老友为利于儿子仕途亨通，让仆人给刘统勋送去了1000两白银。刘统勋十分理解老友的用意，但又不想驳老友的面子，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人将那位来者叫到面前，正言厉色地说：“你家主人是我的至交，也是位十分重视节操的人。他让你来，一定是要你代他向我这个老朋友转达问候。你为何私自做主带这么多银子呢？何况我有那么多朝廷俸禄，用不着任何人资助。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将这笔钱施舍给那些贫寒的故亲旧友！”
那仆人带着礼金回去后，立即将其经过原汁原味地禀报给了主人。主人思忖片刻，突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一时糊涂，儿子将来如何，靠的是他自己的才学和品行啊！”
立朝侃然
刘统勋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乾隆7年（1742）初，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他就上疏说：安徽桐城张、姚二姓当官的人太多，今后3年内应停其升转，从而使其他官员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他所说的张姓，指的是皇上倚重的大臣张廷玉。在乾隆帝看来，张廷玉一家的势力并不像刘统勋所估计得那么大，但他敢于奏呈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许的。
至于对那些贪官污吏，刘统勋更是恨之入骨，从不宽容。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如广东粮驿道明福、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他外出审查处理的。他“皆论如律”，也大都被皇帝核准。所以，好几名满洲显要死于他的手下。
乾隆二十六年，刘统勋以大学士身份视察河南河工时，发现那儿的杨桥工程久拖未完，一问，河吏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刍茭收不上来的缘故。刘统勋半信半疑，又开始了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只因主事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刘统勋大怒，立即更衣升堂，将那主事的县丞捉拿归案，还命他戴着枷锁去各工地游街、谢罪。随之而来的是：刍茭一夜之间便收纳完毕，杨桥工程一月之内也得以竣工。
刘墉
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穆庵、石庵，山东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年，因为父亲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因此本已屡获提升的刘墉，也遭到逮捕入狱。但是一个月以后就释放了，出狱降为编修。此后，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山西太原府知府及山西冀宁道道台。乾隆三十一年，因太原知府任内某知县贪侵公帑，他以失察坐罪革职拟死，朝廷下诏，免于一死，发伊犁军台效力。乾隆三十二年释还，命其在武英殿（即皇家修书处）行走。两年后，皇帝念其父年迈，授其江宁知府，明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逝世，归籍守制。
乾隆四十一年还京授内阁学士，充值文渊阁。越明年调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经鞫讯得实。因此案有功及督学政绩卓著升为湖南巡抚。乾隆四十六年底，迁左都御史，次年授工部尚书，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调吏部尚书，乾隆五十年，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某日，皇帝偶幸上书房，察知诸师傅及阿哥已有七八日不入书房，大发雷霆，于是下谕切责。刘墉身为总师傅，负有主要责任，降为侍郎衔，并夺去一切恩赏兼职，诸师傅阿哥亦相应惩处。他并没长久遭贬谪，旋又累迁至左都御史，升擢礼部尚书，并恢复所有恩赏。乾隆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授大学士。嘉庆四年，加太子少保，虽年高还尚在位，从嘉庆八年后，一直提领文渊阁事，至嘉庆十年卒，谥“文清”。
刘墉为人正直，生活节俭，遵守礼法，在当时享有较高声誉。他以身作则，也要求家人这样做，他未曾公开弹劾和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但在吏治方面他却敢于直率地反对和。乾隆四十七年在查办山东亏空案中，他与和及御史钱沣前往审察。钱所劾之该省巡抚藩司二人，皆系和私党。刘秉公详查此案，最终证实这两名官吏确曾贪污有罪，因此和只能眼睁睁听任其亲信被处决而一筹莫展。
刘墉善于书法，海内闻名。大量墨迹，至今犹存。其中部分曾由仁宗皇帝赏予其侄刘猿之收藏，并以《爱清堂石刻》题名刻印刊行。
左宗棠
自比诸葛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左观澜，是个禀生，有很好的学问及修养。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中举，以后三次参加礼部的考试均没有考取，于是他断绝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打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与兵法。他平时喜欢作豪言壮语一语惊人，在公卿士大夫中间享有声名。曾经自比为诸葛亮，人们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非常欣赏他，认为在举国之中，没有一个人才能超过左宗棠的。左宗棠快四十岁时，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皇上一心想求得贤相，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
咸丰初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他聘请左宗棠为幕僚，但左宗棠不应召，后经胡林翼诚恳相劝后，左宗棠才出来，做了长沙县知县。又由于守卫长沙有功，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及后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回到家乡隐居。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再次用计谋硬拉左宗棠出来辅助军务，依赖左宗棠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下属幕僚向骆秉章禀报军务，骆总是问：“季高先生的意见如何啊？”由于得到骆秉章如此倚重，忌恨左宗棠的人就越来越多，诽谤他的议论四起，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起来。左宗棠的同乡郭嵩焘在朝廷中任编修，一天，咸丰皇帝召见他，问道：“你认识有个叫左宗棠的举人吗？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正式出外任职呢？年纪有多大了？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意思，应当赶紧出来为我剿灭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非常地说：“皇上得贤相的日子到了！”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上疏奏朝廷左宗棠训练部队、筹济军饷等功劳，朝廷诏谕授予他兵部郎中听候调遣，不久又加四品卿衔。由于有人在湖广总督官文面前诬陷左宗棠，所传播的一些流言蜚语也被咸丰皇帝听到了，于是命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官文是满人，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尤其是他们率领的湘军很瞧不起，而自己属下的八旗兵又总打败仗，因此恼羞成怒，想从重惩治左宗棠以让湘军将领丢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疏为左极力辩护胡林翼、曾国藩也都说左宗棠无罪，极力称赞推荐左宗棠出众才能。后来京官潘祖荫也站出来公开说官文是被别人的表面言辞所迷惑，种种舆论和说情，才使得左宗棠免遭逮问。不久朝廷下旨，命令左以四品京堂身份跟从曾国藩治理军务。曾国藩命他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从此左宗棠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左宗棠召募了五千人马，经过训练号称“楚军”，咸丰十年八月，楚军建成后挥师向东。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向四川挺进，朝廷命左部移师征讨四川。但曾国藩、胡林翼因为江西、安徽战事危急，联名上疏请求留下左宗棠。当时曾国藩进兵皖南，驻在祁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正集数十万人猛攻祁门，当时左宗棠正率领楚军取道江西，转战前进，一路攻克德兴、婺源。左宗棠得到曾国藩命令后马上返师回击，在江西乐平、鄱阳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最后被左军打败，死亡无数，侍王李世贤也不得不化装才逃走。从此以后，江西、安徽左宗棠所率军威大振。
咸丰十一年，朝廷因功授予左宗棠太常寺卿，并擢升他帮助曾国藩协办江南军务。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命令下，率领楚军八千人向东援助浙江。此时曾国藩认为左军完全可以胜任节制浙江的事务。左宗棠部将中虽有名将刘典、刘松山、王文瑞、王沐等，但从总体力量看，这几个人所率的几支部队都很单薄，还不能满足浙江全省的作战防守等要求。左宗棠奏请从广西调蒋益澧、从湖南调刘培元、魏喻义增援，但此时各处都在太平军等起义军攻击下陷入困境，因而兵马没有调得到。但即便如此，左宗棠以几千人马应付七百余里防地，指挥若定，这不禁令曾国藩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曾国藩再次上疏举荐左宗棠，朝廷于是任命其为浙江巡抚。
当时太平军正在奋力攻打浙江，全省地域只剩下湖州、衢州没有落到太平军手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商议，为确保浙江，左宗棠亲自指挥部队拼命抵抗，终于击败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下诏催促左宗棠从衢州开始谋划整个浙江的收复，但左宗棠有一套自己的战略，他上疏说：“作战的法则，一定要避开对敌人的长期包围，防守好自己的后路。”
在左宗棠军队的进攻下，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迅速瓦解。但当各支部队争相建议要乘胜收取太平军所占据的杭州时，左宗棠却不为之所动。左宗棠喜欢打攻坚战，认为皖南太平军的气势还很旺盛，要消灭太平军的主力，必须稳扎稳打，先去其枝叶，再折其主干，而不要贪图近功。于是左宗棠率部从金华向严州进军。左宗棠命令刘典带领八千人会同王文瑞部防守徽州，命刘培元、王德榜部队驻守淳安、开化，让蒋益澧率部攻打富阳。左宗棠在此期间弹劾罢免了道府以及失守的将吏十七人，荐举浙江名士吴观礼等人赈济灾荒，招募老百姓垦田，保证军粮丰足供给。四月，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宜，不久左宗棠的部队遭到了军粮供应困难，刘典的部队到达皖南之后，便留在那里屯守。蒋益澧打入富阳，由于富阳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军队损失很大。及后，左宗棠患了疟疾，困乏疲惫，富阳很长时间了都未能攻下。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集中兵力，从水陆两路大举进攻，终于将富阳攻克。蒋益澧等则长驱直入包围杭州，魏喻义、康国器进攻余杭。
左宗棠认为杭州的太平军倚恃余杭以为犄角，如果不先攻下余杭，收复海宁，则不能切断嘉兴、湖州对杭州的后援接应，因而左宗棠亲自到余杭督战。此时，太平军都城苏京受到曾国荃湘军越来越紧的围攻，洪秀全多次命令李秀成率江浙的太平军解围。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太平军守将陈炳文见形势不妙，约定献城投降。左宗棠担心时间一长会引起变化，于是乘大雨天发起紧急进攻，陈炳文深夜开城门遁逃了。杭州收复后，余杭的太平军将领汪海洋也往东逃跑了。咸丰皇帝得到捷报，下诏给左宗棠加授太子少保衔，赏赐黄马褂。
左宗棠军队进入杭州，申明军纪，招集商贾开门营业，停止征收杭州货物的关税，减征杭州、嘉兴、湖州三分之一的赋税，还大力招揽贤士，左宗棠的种种做法受到广泛称赞。不久大部太平军又聚结湖州，左宗棠马上调遣部队包围他们，使浙江太平军余部又受到沉重损失，三月，江苏太平军攻克常州。在江苏的太平军余部向浙江的徽州、婺源，然后又向江西靠拢。左宗棠把太平军进入江西认为是心腹之患，奏请清廷请曾国藩部杨岳斌督率江西、皖南部队，让刘典当副将围剿。六月，曾国荃攻克太平军都城天京，洪秀全服毒自杀，其子在太平军将士的护卫突围出去，左宗棠立即率部围击，洪秀全的儿子不久也被俘，在南昌被处以磔刑。七月左宗棠攻克湖州，浙江各地得以全部平定。评论军功，朝廷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
及后残余的太平军流散到徽州、宁国、江西、广东等地，还打入了福建的汀州，福建方面惊慌失措。因而左宗棠奏请蒋益澧护卫巡抚，自己移镇福建并增调王德榜部到福建。同治四年三月，江苏淮军郭松林前来福建会师，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漳州，离开大埔。五月，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屡次战败后，精锐部队伤亡过半，投诚的有三万人。左宗棠部队地驻漳州、武平，这样一来太平军只好撤到广东的镇平，于是福建也平定下来。
接着左宗堂又下令调康国器、关镇平两支部队进入广东，王开琳的部队进入赣州防守江西，刘典的部队赴湘南防守湖南，留下高连升、黄少春的部队驻军武平，侦伺太平军的进退情况。六月，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武平，左宗棠指挥军队奋力击退太平军余部。后来，由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内讧，李世贤投靠汪海洋被汪所杀，这样太平军内部更加互相猜疑，人心惶惶不安。朝廷下诏让左宗棠统率三省各路部队，趁机迅速合围。十月，左宗棠移师屯驻绩溪。王德榜担心主帅屯兵之处成弧悬之势，主动请命作为中路策应，刘典听说王德榜的部队开赴前线，也带领部队火速前进。刘典部队在路上突然遇上太平军伏击，措手不及，打了败仗。太平军乘胜追击刘典，但又为王德榜军伏击包围，太平军死伤逾四万，据说太平军主要首领汪海洋也中炮死了，清军士气更为高涨。这时鲍超的部队也赶到了，太平军出战，又被打得大败。左宗棠汇合闽、浙、粤各路人马合围，太平军余部的最后根据地丧失，许多首领也牺牲了。太平军将士战死达一万六千多人。由于这一战功，朝廷下召赐予左宗棠双眼花翎。
镇压义军
左宗棠由于广东太平军已经平息，因而向朝廷上疏建议裁兵减饷，减少团练的费用，又认为海关开禁，不制造装备船舰器械就不能图谋自强，于是在马尾山下创建船厂，举荐起用沈葆桢主持船厂事务。但不久因为朝廷军队征讨西部边陲回族叛乱长时间不能够得胜，皇帝下诏令左宗棠转赴陕西、甘肃督军。十月，左宗棠挑选了自己部下的三千名精兵，向西进发，令刘典另外再召募三个人，相约在汉口会合，不过行至中途，因为西捻军张宗禹挺进到陕西，又命令刘典先入陕西剿贼。
陕西、甘肃起义的回族民众多达上百万，与西捻军互相配合。左宗棠行军到达武昌时，分析了陕、甘的局势和应对之策，他上奏章说：“臣下认为在东南作战用舟船方便，而在西北作战则应用战马为宜。捻军、回族的马队在平原驰骋，官兵用步军来抵挡他们，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以马力而言，西城产的马不如北域产的马强健，捻军的战马多是北方产的，因此捻军的作战能力比回民更强悍。臣下的部队只有六千人，现打算购买口北的良马演习操练马队，兼造双轮炮车。从襄樊、邓县出紫荆关，直穿商州就可以到陕西。在陕西经营屯田，作长远的打算。所以未进兵陕西，一定先要清除紫荆关外的捻军，然后进兵甘肃，而要进兵甘肃，又一定先要清除陕西的捻军，然后驻兵兰州。如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胜利就大有把握，粮饷运输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部队行进就不会遇到障碍。至于部队前进的快慢，就要视形势的发展而随机应变，我请求给我机动的权利，宽限一些时日，使得我能从容地谋划，以求得成功。”左宗棠战略计划受到朝廷的首肯，朝廷支持这一计划。
同治六年春，左宗棠带领一万二千士兵向西出发，他计划用炮车去制服捻军的马队，而以马队去对付捻军的步兵。捻军突然见到炮车，还没有开仗就狂奔而逃。当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而总督杨岳斌请求还乡的愿望也尤其急切。朝廷下诏让宁夏将军穆图善代理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军务。兵分三路入关，此时左宗棠又奏请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助陕西，并将这些部队都隶属自己指挥。刘松山屡次打败捻军之后，又会合蜀军将领黄鼎、皖军将领郭宝昌，大败捻军于富平。当时捻军进攻三原，然后沿渭水北岸向东进军，回族义军则分出一部分人马向西进攻。左宗棠分析捻军比回军强大，应当先制伏捻军。于是下令各路人马沿河安营扎寨，希望短时间内在泾水、洛水之间歼灭捻军。捻军乘官军尚未集结完毕，又折向西渡过泾水和渭水，准备攻打河南、湖南。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大举单向前进逼。捻军不能再向南前进，便奔赴西北。左宗棠为防止捻军和回军汇合的势头，并且又因为西北荒凉贫瘠，部队行军粮草接济不上，因此紧急扼守耀州。十月，捻军战败撤到宜川，不久汇合回军攻打铜川。留守耀州的清军抵挡不住，刘典、高连升急驰援助，大破围城捻军，左宗棠率各路清军拼命围剿捻军，各支部队将领虽然屡次打败捻军，但始终被回军牵扰，部队前进缓慢在宜川的捻军大部队更是挥师奋进，进逼延长、绥德，直扑葭州，回军也从延安发兵攻陷绥德。左宗棠由于延长、绥德相继失陷，主动上书请罪，御台商议给予左宗棠革职处分。其时扶风、岐山、凤翔等地回民都纷纷响应。捻军从南向北，分散一千多里，回军从西向东，也有一千多里。陕西地方清军有作战能力的不足五万，然而回民义军与清军一旦交战总是赢不了。刘松山等攻克绥德，回军败走米脂，左宗棠一面派刘厚基出兵陕西东北追逐回军，同时下令刘松山等沿黄河西岸挟制捻军，阻击西捻军支援东捻军。然而西捻军取小道翻山到壶口，乘河面结冰偷渡过黄河，威胁了京师。左宗棠奉接朝廷旨今，亲率五千人马赶赴支援，让刘典代替自己统督陕甘官军。
当年十二月，西捻军从垣曲进入河南，不足一月时间又逼近定州，用游散的骑兵进犯保定，北京因此戒严。朝廷下诏严厉斥责督兵大臣，从左宗棠、李鸿章到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都均被革除职务。左宗棠到保定，刘松山等接连攻破捻军所占据的深县、祁州、饶阳、晋县等地。在这个时候，捻军在方圆数百里间来回奔波，先在直隶后又转战河南、山东，不久又渡运河，越吴桥，进犯天津。李鸿章提议四面包围以抵挡敌人。左宗棠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应当一边防守一边主动出击，运河西岸重点固守，东部就一定要有追击剿杀捻军的部队，这样才可以扼制捻军长驱直入的气势。同治皇帝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因此各地来护防京师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左宗棠率军驻扎吴桥，居中调度。捻军由于左宗棠、李鸿章的围剿计划，不得流动征战，只能在陵邑、济阳一带集结，左宗棠趁此机会，立即汇合淮军、豫军接连打败捻军。捻军首领张禹最后跳河自杀，于是西捻平息。由于左宗棠打败捻军的功劳，清廷特命他入朝拜见皇上，对左宗棠大加褒赞，并且询问西部边陲部队还有多久能取胜班师，左宗棠回答要五年，后来果然如左宗棠所预见的那样。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率领部队回陕西，到达西安。其时陕西东北的义军董福祥聚众多达十余万人，在延安、绥德，而陕西西南的回军首领白彦虎等号称有二十万人马，盘踞在甘肃一带。刘松山率部赶到，击溃董部，董福祥投降。此时回军却更加四处出击，和在西南一带活动的白彦虎等合力进攻秦川，黄鼎率部击败了他们。左宗棠进军乾州，侦察士卒报告回军将把总部迁到金积堡，左宗棠便派兵追击他们，终于接连克复镇原、庆阳，回军死伤多三万人。收复后，左宗棠亲自督促回民的壮丁耕作，教会他们区田、代田等法，并且给那里的流民发放巨额钱币，让官军收留的饥民及投降的十七万兵士全部居住在那里。左宗棠于同治八年五月，挥师进军甘肃。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亲率大军从平凉移到静宁驻扎。八月，到安定。此时另一支回民义军聚集在河州，再往西都是险峻之地。左宗棠命诸将分头出击，攻破平定了这些地方。其时回民首领马朵三已死，马占鳌看到官军步步深入，西宁的回军又已归顺朝廷，去路已断，无奈也投降了，河州遂平定下来。
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部移驻兰州。徐占彪在此之前由于伊犁之变领军向西，不过这时因肃州发生骚乱而使行军受阻。原先回族另一首领马文禄先已投降，听说新疆战事紧急，左宗棠要率部进军西去，认为此时机会来了，便又占据城池发起反叛。徐占彪的部队在肃州以西被围困，只得据城死守，并且向西宁发出求援信息。这时原左宗棠平定的西回民白彦虎、禹得彦也在暗中响应马文禄。等到刘锦棠率军向西增援时，西宁地方的回民及陕西回民又纷纷倒戈，推举马本源为元帅。
西宁东北有湟水为阻，两山对峙，这就是古时称之为湟中的地方。回军占险要之地屯兵。然而左宗棠不等回军立稳坤根立即派他所率的湘军精锐，携带大炮进攻，很快就把回军打得大败，遗弃的大批马骡辎重堆满了山谷。这时大通都司马寿又唆使向阳堡回民残杀汉民，背叛朝廷。同治十二年正月，刘锦棠进攻向阳堡，夺取城门而人，杀死马寿，接着攻破大通，又杀死马本源。于是黄河东、西众回军也纷纷向清军投降。
马文禄盘踞肃州，眼看左宗棠大军压境，知道形势不好，假装请求招抚，暗中却进一步招募城外回民入城协助防守，清军接连进攻都未能攻下。八月，左宗棠到前线视察部队，马文禄登上城头看见左宗棠的帅旗，感到沮丧。左宗棠命金顺、刘锦棠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并用大炮轰击，马文禄走投无路，出城投降，被处以磔刑。白彦虎逃跑到关外，肃州于是平定下来。同治皇帝下令褒奖左宗棠，任其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封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上章奏请在甘肃开科兴考场，设立学政。同治十三年，晋升左宗棠为东阁大学士，留在陕西总督的治所。
从咸丰初年开始，天下大乱，先是广西而起的太平军，其次是捻军，再次是回军。左宗棠先后参加平定了他们，到此时陕西、甘肃全部安定清政府感到左宗棠鞍马劳顿，劳苦功高，因而对他优渥恩幸。
抗击沙俄
19世纪70年代，浩罕国为沙俄所消灭，浩罕国流亡军官阿古柏，纠集一些亡命之徒窜入我国新疆，占据新疆喀什噶尔，后来逐渐占领了南部的八个城池，又攻败盘踞在乌鲁木齐的回族人妥明。妥明本是西宁的回人，当初以传播新教而来回于关外。同治初年，乘陕西、甘肃汉人、回民间有发生战事之机举兵发难，占据了乌鲁木齐，并兼并了北边的伊犁等城，收取那里的赋税收入。妥明不久被驱逐，在路上死了，但是另一个头目白彦虎逃到乌鲁木齐，他派使者同英、俄勾结，购买军械器具装备自己，而英国人又暗中帮助他，想让他另立一个国家，以挟制俄国。就在这时，俄国以回民多次扰乱其边境为由，突然发兵驱逐回民，占领了伊犁，并扬言要攻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遵照清政府的命令，正准备率军出关，平定阿古柏的侵略。但正在此时清廷发生了海疆防守的争议。朝廷大多数大臣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平定新疆以来，每年要花费银两数百万，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漏斗。现在竭尽天下的财力赡养西北官军，没有剩余力量来预防东部海疆的不测之需。他们认为，应该遵照英国人的建议，准许阿古柏自立为国，作为大清藩国，停止西征，专力于海防。当时军机大臣李鸿章更是力主应该如此。然而左宗棠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关、陇刚刚平定，不及时规划这些回归国家的旧有之地，放弃并使他们自立为国，这无疑是遗祸无穷。不是从西面被英国人所合并，就是向北归入俄罗斯的版图我们的版图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缩小？边防险要为什么要尽皆散失？到那时，防守边疆的士兵不会比现在减少，粮饷费用也一如现在。这不仅无海防之益，挫伤国威，而且助长叛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朝中只有军机大臣文祥非常赞赏左宗棠的建议。争论的结果是左宗棠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清廷通过决策，让左宗棠继续出塞，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督军事。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举兵驻扎肃州。五月，刘锦棠向北翻过天山，会合金顺部队先攻打乌鲁木齐，乌城攻克后，白彦虎逃走到托克逊。九月，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息，于是谋划南路。左宗棠发布命令说：“回族各部被他们的头目所驱迫，厌烦战乱已经很久了。我们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奸淫掠夺，不要残杀无辜，朝廷的仁义之师如及时之雨，现在正应是这么做的时候。”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把所擒获的回民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次日，清军即收复托克逊城。徐占彪和孙金彪两支部队也接连攻破各个城隘，会合罗长等部队收复了吐鲁番，收降回民达一万余人。阿古柏最后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逃往喀什噶尔。
白彦虎逃到开都河，左宗棠想一鼓作气擒获他，奏章还没上，恰遇库伦大臣上书声言本部边境现在正议定疆界。其时朝中大臣也认为西域征战费用巨大乌鲁木齐、吐鲁番既然已经收复，可以休兵罢战了。左宗棠感叹道：“目今正是有利之时，怎么能作出划边界退缩防守的计策呢？”便上疏据理力争光绪觉得左宗棠的意见正确。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开战，金顺请求乘虚袭击伊犁。左宗棠说：“不行，出师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就会抓住口实了。”八月，与刘锦棠在曲会会师，就由大道向开都河进发正面部队余虎恩等从库尔勒出奇兵以助。白彦虎逃到库国，又到阿克苏，遭到刘锦棠的拦击，白彦虎只好转而窜逃喀什噶尔。左宗棠大军不久收复了南疆东部四座城池，何步云献喀什汉城向清军投降。伯克胡里接纳白彦虎后，就合力攻打汉城。清军大部队人马赶到，他们又逃往俄国。南疆西部四城相继攻下，左宗棠向朝廷报捷，皇上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侯。至此在新疆的布鲁特蒙古十四部争相归附清朝。
光绪四年正月，左宗棠上疏奏叙有关在新疆建行省的事宜，同时请求派员和俄国谈判有关归还伊犁和交换战俘这两件事。朝廷派遣全仅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俄国用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三件事相要挟。崇厚轻率地签订了条约，这不禁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纷纷反对，议论好久都没有决定下来。左宗棠上书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停止过，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霍尔果斯河和帖克斯河，这就是将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割地求和这样的事现今一箭未发，就马上送献战略要地，这种条约是万万不可以签的！俄国的商人目的想要进行贸易，他们的政府便在各地广设领事馆，想借通商之由深入腹地，这也是切不可准许的。臣下认为俄国人包藏祸心，他们猜测我国可能已厌倦兵事，用全权大臣谈判的办法来牵制边疆大臣。当今之计，应当先和俄国人谈判，委婉而运用计谋，另一方面，要准备在战场上和他们决一雌雄，坚忍而务求胜利。臣下虽然衰老平庸不成样子了，但哪里敢不勉力效忠啊！”光绪皇帝认为左宗棠的话大长了朝廷志气，命令把崇厚逮捕治罪，朝廷命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面的和约。这时左宗棠请求亲自出兵驻防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金顺立即率军出发，作为东路张曜率部沿特克斯河进兵作为中路刘锦棠经布鲁特游牧地区作为西路。又分别派遣谭上连等各带兵驻守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等地作为后路声援。这几路部队总共有马兵、步兵四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高昂，他们决心与俄军不惜决一死战，务必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坚决表示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命人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五月抵达哈密。俄国人听说清军大兵出动，就增兵守卫伊犁、纳林河，另外派兵舰在海上巡弋，以震撼京师。此时天津、奉天、山东等地也同时告警。七月，朝廷下诏让左宗棠回京城任顾问，让刘锦棠代替他。俄国人也害怕清军的威武，担心事态发展后会引起决裂而挑起战端。次年正月，在中国在赔款上又做出让步后，清与沙俄终于达成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的绝大部分地区。
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二十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饷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侍二人搀扶着上金銮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侯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当值，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窘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七十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