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之所以迟迟难下“分共”决心，是因为他明白，“分共”的结果势必削弱他的军力。但是，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他处于左右胁迫、后无退路的境地，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非“分共”，即反汪。从根本上说，张发奎“容共”只不过是为发展自己的势力，按其根本立场，他并不反对国民党假“左”派头子汪精卫。所以，当他因为“容共”而受到唐生智、朱培德的武力胁迫时，便立即公开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训令“在第2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⑧同时令所部在德安一线待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散处湖南、湖北各地的一些武装力量来不及按原定计划向江西集中，就是在第2方面军内部的叶挺、贺龙部也都面临被瓦解的危险。
汪精卫公开“分共”之后，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的许多负责干部纷纷被安排离开武汉，其中不少向九江转移，随军行动。
7月20日前后，叶挺、贺龙等部已集结于九江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张发奎已实行“分共”政策，共产党的这部分负责干部，以及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这些部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是任人摆布、甘受宰割，还是针锋相对、奋起反抗？这种抉择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第三节集体的智慧和勇气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之后，一扫陈独秀领导时期一度笼罩党中央的妥协、投降的沉闷空气，立即行动，力挽狂澜。“立即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⑨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个方针的解释是，“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⑩
东征讨蒋的部队离开武汉出师之前，中共中央尚未改组。当时中央对叶挺、贺龙部队的意图是，借东征讨蒋之机，跟随张发奎回到广东徐图发展。中共中央改组之后，直至汪精卫正式宣布“分共”之后一天，即7月16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中还说：“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达江西。你们要积极破坏广东的财政。如派人挤兑政府银行，及造谣张发奎快到等。并须有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准备。假使张军来时，即有援助。”⑾仍未改变原先的意图。
当部队到达九江，发现张发奎仍然拥护已公开叛变革命的汪精卫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确定了部队举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且把起义的地点依据不同情况选择在广东东江或江西九江。
九江码头
随着中共中央政策的调整，中央军部随即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中央军部书记周恩来在中央开会之后回到军部，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书记，贺昌、颜昌颐为委员的前敌军委，“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⑿之后，聂荣臻等便离开武汉，赶赴九江一带，准备深入部队进行发动工作。
7月20日，陆续到达九江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召开碰头会。
与会者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张发奎态度已经右倾，原先准备依靠张发奎为领袖返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在南进途中就被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即使侥幸回粤成功，也还是受制于张发奎、汪精卫，势必在他们的利益纷争中成为牺牲品，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回到广东去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目的。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独立行动。
因此决定，赶紧把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20军同我们一起行动，在南昌举行暴动，消灭朱培德第5方面军的第3、第6、第9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公开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府。
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遂决定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
接着，聂荣臻等即向各部队负责干部中的共产党员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动员大家做好举行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一旦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会议之后，李立三等迅速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得到报告，他认为大批党的干部都随第2方面军行动，万一张发奎被迫反共，则中国共产党在军中的大批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因而十分赞成叶挺部首先在南昌发难，并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对武汉、南京政府的中心。他判断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起义后移师广东东江，并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的工农群众，要求共产国际准备军火和物资接济等等。
建议很快上报给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中央立即开会研究并作出了决定。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都赞成在南（昌）浔（九江）一带发动暴动的主张，决定作如下准备：“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⒀
7月20日九江召开碰头会时，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中共第五届中央常委瞿秋白、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常委之一的张太雷以及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正在庐山。
会议之后，李立三和邓中夏即赴庐山，与瞿秋白商议，瞿秋白也完全赞同九江碰头会的意见。当时已听说中共中央将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请瞿秋白代表在九江的负责同志的意见，向中央汇报，请中央作出决定。
聂荣臻也上庐山，向鲍罗廷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张太雷担任翻译。
刘少奇当时患肺病在庐山白鹿书院疗养，聂荣臻专程前往，向他通报中央的决定，并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碰头会之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张发奎仍然未到九江，其态度更加右倾，准备在第2方面军中实行“清共”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时，谭平山已经将南昌起义计划告诉了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第20军军长贺龙，贺龙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当时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领导人又举行会议，对武装起义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当时还在庐山的李立三被在九江的领导人电召下山，参加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
中共中央收到来自九江的急电，迅即决定派中央常委周恩来去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决定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负责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必要时，组织南浔起义。
就在中国共产党在九江的负责同志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对武装起义进行紧急讨论之时，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反动营垒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反共阴谋——庐山会议。
所谓庐山会议，是汪精卫阴谋策划的。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秘密开会。以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同时，以3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
军情急如火。早在1924年就提出入党要求，1927年7月上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此时任第2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得知汪精卫的阴谋之后，连夜找到共产党员、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他。并商定，立即通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他们坐在一只不会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摆出游湖赏景的姿态，密商对策。
叶剑英及九江甘棠湖烟水亭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
最后，叶剑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你们如有什么动作要告诉我，山上的事由我来周旋。”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年仅29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的指示，肩负领导武装起义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离开武汉，乘船于7月25日到达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