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
想这全凭着一口气才视为勃勃生命的人，哪一天哪一刻不在承受着心灵的震颤？辛苦、劳累、烦恼、忧愁……无时不在包围着我们。断也有欢乐和愉悦，可仔细想来，这欢乐和愉悦比起那无穷无尽的辛劳和愁苦又显得多么短暂，多么细少！况且，哪一样的欢乐和愉悦不是包容在深刻的痛苦和烦恼之中？
而当生命存在的那一口气没了、断了的时候，人也就结束了。上帝绝不因你吃了一辈子苦，辛劳了一辈子而宽容你，赐你生命为无限抑或是稍长一些。所以细想起来，人是悲剧性的。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最终还得赤裸裸地离这个世界而去。
随便举一个人，你譬如说他，我们副主编。
很不容易地做了34年文学编辑，“优秀编辑”的荣誉证书发下来了，他死了；很不容易地写了那么多小说，出了书，有的要拍成电影了，他死了；很不容易地评上了副编审的高级职称，工资可以调上两级了，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55岁。
中午11时45分我离开他的病房时，他的脸已憋得发青，眼珠已憋得突出，且大，似要掉出来。眼光很直，似乎不能转动，眼眶内容满混浊的水。几天前他的头已肿得很大，似乎用手指一捅就会炸裂。汗珠从肿大的头顶不时地滚落下来，湿透了他的衬衣和套在外边的毛衣（他妻子怕他受风，六月的天仍给他套着毛衣）。
他靠在病床里边的墙壁上，手中紧紧攥着氧气管，一刻不停地放在鼻孔处。尽管这样，他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部像拉风箱一样地呼噜着。我知道，癌细胞早已使他的右肺萎缩坏死，且疯狂地压迫和浸润了他的纵膈动脉和气管，现在左肺又不幸感染，医生说，他最终将窒息而死。现在，他承受着死之前的巨大痛苦。
站在病床边，看着他，我似乎也憋得上不来气，我的心开始抽搐，我甚至想，与其这样受折磨，真不如死。我哭了，他的妻子也大把大把地掉泪。
突然，他吃力地抬起耷拉着的头，眼光直直地望着我说：“回去吧……你有孩子……”他常对我说这句话。编辑部有时出差，他总说：“你有孩子，就别去了……”然后他去；常常开会，到了做饭时间仍不能散，他便说：“你有孩子，你先走吧……”现在他又这样说。我没有走。隔一会儿，他又喘着粗气吃力地说：“我不要紧……过几天我就好……你们几个……好好干……刊物……垮不了……”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似乎还有“你们几个太好了”之类。“你们几个”是指我们编辑部的儿个人。他的声音嘶哑，癌细胞已浸润了他的声带，几天前他已几乎发不出声音。我弯着身子，离他很近，侧耳细听才听出了这几句话。但愿这不是最后几句话，我想。眼泪从他的脸上不时地滚落下来，他用肿得很亮的手背不时地在脸上抹着。相处几年来，这是见他第一次落泪。
“回去吧……你有孩子……”他又说。他有些烦躁，似乎在催我走。
我离开了他的病房，很恍惚，头重脚轻。
“他不行了……”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想，以至走错了路，折回来。他是副主编，过去几年，稿子几乎全是他编，没有稿时他写，以后呢？三年前，国务院（187）号文件下达，文艺刊物一律实行自负盈亏，文件下达不久，当地财政就停止拨款。刊物怎么办？1959年创刊，风风雨雨，三起三落，难道再停刊？
“搞承包吧！”我依稀记得是他提出的办法。好久好久地酝酿，好久好久地考虑，他的办法被采纳了。“中国的事，无论大小，都是难产。”记得他和朋友们对我说。很长很长时间，组织和他和同事们做我的工作，举我做承包负责人。记得当时很别扭，他们都是男子汉，都比我大几岁、十几岁，都做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干嘛硬要我来做主编？然而，他们说：“你做合适，这是信赖。”许多事可以辜负，信赖不可以辜负。这样就硬着头皮干了。接下去便是拼命，不拼命不行啊！不拼命亏了要扣每人每月30%的工资，要赔偿一期十几万元的印刷成本，四个参加承包的编辑倾家荡产也没有十几万啊！背水一战，不拼命不行啊！拼命地组稿，编稿，拼命地跑发行，拼命地在千里之外找了一个印刷成本较低的乡办印刷厂。厂子太远，麻烦事就太多：签合同、搞公证、发稿、校对、一校二校三校、对红、签发付印、组织发行、收款……一年十几趟地在千里火车上摇摇滚滚。深夜，在那个乡办印刷厂生冷生冷的小屋里划版样，在那个很脏很脏的乡下小旅馆里砸开脸盆的薄冰洗脸，然后啃冻得硬邦邦的干烧饼，然后吸着鼻子相互望着笑……
他笑得大约是四个人中最狼狈的，他的上牙已全部脱落，他的岁数比我们都大，大很多。
“恐怕他熬不过今天……”做着饭我对丈夫说。
“你们真是出师不利，未经战先损兵折将……”丈夫剥着葱说。我一阵默然。承包两年，盈利20多万元，全部上交。刊物保住了，补贴了经费，纳了近六万元税。省里开了好几个文学方面的会，我们拿了近两万元包了全部会议经费。后来，就开始内耗，无休无止地内耗。告状信满天飞，告到了省里，告到了中央。说“刊物大方向错了”，说“刊物成了商品”（不成商品又有什么办法），说他和他挣了多少稿费……
刊物搞承包，人员选聘。要这个不要那个，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何况他已在报界、文化界34年，何况历史也曾风风雨雨，颠颠倒倒了几十年，何况他并不十全十美，何况人家以为他老奸巨猾，躲在背后给我出谋划策。
一边，我和同事们一日连一日地向上级写汇报，以示详情；一边，他独自一人在塞上高原那个小小印刷厂的工人宿舍里改写《权利》。作者交稿后跌断了腿，住了医院，稿子只得由他改。他确乎也有改稿“癖”。凡来稿，一旦决定采用，他必大改，有的甚至重写，面目全非。于是，就有人说他分作者稿费。谁也没查是真是伪。人活着，总是不断地被人说和去说人，他不大在乎。后来听那个印刷厂的厂长说，他每晚从8点改稿到凌晨1点，天气很冷，室外温度零下38℃，炉子熄了，屋里也很冷。他一晚抽三包烟……
没等稿子改完，南方的一家电影制片厂把他叫走了，人家说要把他的两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说均发在我刊上。从制片厂改稿归来，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审查已基本结束。“保护改革……”工作组说，上级说。“刊物承包要进一步完善……”工作组建议。建议的结果，编辑部与文联脱钩，完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塞外三月，乍暖还寒，编辑部从那个有“铁饭碗”的地方搬了出来，搬到了一家招待所，租了三间小房，三间房加起来也不够20平米，租金却高得吓人，一年要6500元，说过年还要增加。记得从编制办公室、组织部、劳动工资部门、财政部门办完一切“独立”的手续之后，我突然有一种难以自控的伤感和失落，我感到我就像一个突然失去母亲的孩子，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前面的路纵有千难万险，也要走下去。从五楼往下走，我的两腿发软，鼻尖一酸，眼泪便流了下来。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我担不起。就在这不久，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他病了，好残酷！
医生说，癌细胞在他的肺部至少潜伏有10年到15年，倘若提前两年发现，还有手术的可能。可15年他没做过一次胸透，15年没检查过一次身体……
下午2时50分，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身边有他的妻子和从县里赶来看他的一位朋友。我闻讯赶到医院时，那间病房已经空着，只留下他刚刚睡过的病床，他刚刚用过的蓝色氧气瓶……隔壁病房的病人说，他已被抬进了太平间。他就这样走了，很急很快地走了，一切都结束了，烟消云散了。他发病只有两个月！两个月前，我掩埋完母亲，悲痛地从鄂西归来。第一天上班见他，他就没进办公室，只是站在门口捂住嘴说：“我这病不好，别传染你。”说完，就到别的屋坐了。那时，医生一会儿说他是胸膜炎，一会儿又说他肺结核，他在打针。第二天再见他，脸已很肿，于是，我执意让他住院，他却愚不可及地说：“医院开了10天的针，打完了再住。不然，针全废了……”
几次到医院去看他，他什么也不说，见面就问：“这期的稿子怎么办？”住院前，他正准备为当期刊物写篇东西。再去看他，又说：“不要紧，我住六七天就出去，出去和你们一起干……”再去看他，又说：“我顶多住半月二十天就能回去……我至少还能干五年。我们总得买几套房子，买几间办公室，租房也不是长事……”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瞒他，怕他承受不了。他总想着他还能出来，出来后过三五年挣一套房子……他梦寐以求的是房子，他含辛茹苦忍气吞声似乎也是为了蓄谋房子。
在他6平米的卧室兼工作间里，他的妻子正默默地为他剪纸钱，白色纸钱撒满一床，小屋寂寞而又凄凉。这窗户向东的小屋在高高的楼层的顶上，夏日酷热，冬日奇凉。他有间大屋13平米，年初儿子结婚占了，他和妻子就搬进了小屋。小屋外的厨地上，永远是瓶瓶罐罐、盆盆碗碗、零零乱乱地摆满一地，很像他乱乱糟糟、磕磕碰碰的一生。坦白地讲，我并不了解他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甚至信仰，甚至精神。但他那双永远不激动、不闪烁、永远黯淡、冷漠而又永远不正视你的眼睛能让你窥出：他是一个绝顶苦闷，绝顶孤独的人。他的性格急躁，却又能超乎寻常地压抑。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说什么，爆发什么，宣泄什么，辱骂什么。即使当年人家说他出身地主，让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即使这些年一直有人说他是“三种人”，他气得浑身发抖，脸色泛青也不争辩。他把这世间的纷争、苦闷、烦恼和嫉恨全部带到小屋里来，而后在小屋里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大口大口地吸烟、咳嗽而后和妻子发火、生闷气；而后大病；而后有知己来，便“他妈的，不是玩意儿”地骂几句，自我解嘲……
望这凄凉小屋，想他在这小屋里踌躇满志而又终归是窝窝囊囊的年年月月，想他在那张油渍麻花已认不出原色的小桌上伏案笔耕的日日夜夜，想他总盼着从这6平米里搬出去，搬到一个敞亮的、他能写东西编东西的地方……现在一切都消失了，人消失了，意志和希望消失了，愉快和不愉快消失了……
火葬他那天，天空有霏霏小雨。人来了许多，多是文艺界的，大家站在院子里，没有话。他不够开追悼会的级别，大家来向遗体告别。
“他生硬是累死了……”他的同仁们悄悄说；
“他生硬是气死了……”他的朋友说；
“他不该抽这三十年烟……”他的医生朋友说；
“他玩心眼太多了……”也有人说。
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那是活着人的事，与他已无干系。有干系的是他的骨灰盒应该放哪儿？有规定说，副科级以上的人死了，骨灰盒可以放到烈士陵园，那里有间灵堂，其他人便只能放在火葬场。他活着时，没有行政职务，但头们一直说，他是副主任科员，属副科级待遇。于是，人们似是而非地认可，他大约也似是而非地满足。于是，凡属这个级别的人开会他便参加，凡属这个级别的人要决策的大事，他便参加商讨。直到这一天要安放他灵魂的时候才搞清楚，他原本什么也不是！于是，他的骨灰盒只能放在火葬场。也不知为什么就糊糊涂涂了这些年。
人是悲剧性的，怎么想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