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铜矿的冶炼
孔雀石由于颜色醒目，容易识别，又属于氧化型矿，冶炼简便，所以很早就被利用。但这种矿物在地壳中储量较少，因为它是含铜硫化物经空气氧化所产生的易溶硫酸铜与碳酸盐矿物（如方解石）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一般只存在于含铜硫化物矿床的氧化带中，虽处于地表，容易采掘，但矿层一般较浅，采集难以持久。
在自然界中铜主要以硫化铜存在，主要是辉铜矿、黄铜矿和斑铜矿。辉铜矿的主要成分是Cu2S，呈铅灰色；斑铜矿的主要成分为Cu5FeS4，呈暗铜红色，常与黄铜矿、辉铜矿共生，实际成分变动很大；黄铜矿主要成分为CuFeS2，呈黄铜的黄色，常与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斑铜矿、辉铜矿、方解石、石英共生。这些铜矿的冶炼，较孔雀石、蓝铜矿要复杂，难度也较大，因此实现冶炼相对要晚很多。在古代，其冶炼工艺一般至少要分两步走，首先得通过氧化焙烧，除去其中的一部分硫和铁（生成FeO，SiO2炼渣和SO2），使硫化铜大部分转化成Cu2S及一些Cu2O，即在此过程中会生成冰铜，也就是工XCu2S-yFeS的烧结物，反应大致如下：
2CuFeS2=Cu2S+2FeS+S
Cu2O+FeS=Cu2S+FeO
2FeS+3O2+SiO2=2FeO2+2SO2
2FeO+SiO2=2FeO·SiO2
第二步则是冰铜吹炼，在竖炉中以木炭热还原上述氧化焙烧料，而得到金属粗铜。反应大致如下：
2C+O2=2CO
2Cu2S+3O2=2Cu2O+2SO2↑
2Cu2O+2CO=4Cu+2CO2↑
Cu2S+2Cu2O=6Cu+SO2↑
2FeS+3O2=2FeO+2SO2↑
2FeO+SiO2=2FeO，SiO2（炼渣）↑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用硫化铜所冶炼出的金属铜中，往往会含有明显量的铁和硫，及由共生矿物引入的砷、铅、锡、锌、银、锑等以及残余的冰铜和氧化焙烧的中间产物。另外在焙烧炉的烧渣中还会检验到冰铜残渣及以上共生元素。因此，目前就是通过对古炼铜遗址出土的铜锭、炼渣和遗址附近的残剩矿石，来判断该遗址当年所采用的矿石及冶炼工艺。
我国古代的冶铜技术究竟在什么时候已进步到能冶炼硫化矿，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论，随着冶炼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个时期也逐步在提前。从迄今取得的资料看，我国大约在距今2700多年的春秋时代，个别地区的冶炼技术已经进步到这个阶段。
1987年，李延祥等对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林西县大井古矿冶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它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春秋早期。在该遗址，当年的工匠曾用石质工具较大规模地开采了铜、锡、砷共生硫化矿石，矿石经焙烧后直接还原熔炼出了含锡、砷的金属铜合金。该遗址在赤峰市林西县官地乡，铜矿区的矿石主要类型为含锡石、毒砂（FeAsS）的黄铁矿黄铜矿，少量为黄锡矿。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多座炼炉以及炉渣（炼渣）、炉壁、矿石，对当时的冶炼技术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在8个炼区中，发现4座多孔窑式炼炉和8座椭圆形炼炉。
前一种当是焙烧炉，距采矿坑很近。采集到的炉渣中发现有白冰铜Cu2S的颗粒，推测焙烧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山坡较平坦处挖一个直径约为2米的炉坑，坑内先铺一层木炭，其上堆放矿石，再以草拌泥将矿石堆封起来（目的是减少热量损失）。在封泥上留有若干圆形排烟（SO2）孔和鼓风口。点燃木炭并鼓风入内后，焙烧反应即开始进行。由于焙烧反应是放热反应，因此当矿石热到起火温度后就无需再补充燃料，焙烧反应便可持续下去。
后一种则是还原熔炼炉，有拱形炉门，以排放铜液和炼渣。炼炉周围发现有炼渣、木炭，表明木炭是作为燃料和还原剂的。炼渣中SiO2、FeO和CaO的含量总和占到80%～90%，可以推断出这种炼渣的熔点在1100～1200℃，炼渣里夹有石灰石颗粒，表明冶铜时可能已利用了石灰石做助熔剂。在炼渣中残余的金属颗粒已形成合金，一些有代表性的合金颗粒经化学分析，含铜约70%，锡约20%，砷约5%。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开采、冶炼硫铜矿的遗址。
迄今发现的另一个先秦冶炼硫化铜矿石的地区是春秋时的楚地，今安徽铜陵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曾在该地区的贵池县徽家冲、铜陵市木鱼山和凤凰山、繁昌县孙村乡犁山、南陵县江木冲等处的古铜矿冶遗址出土过数量相当多的铜锭以及一些炼炉和炼渣，冶炼时间都在西周到春秋晚期。铜锭皆棱形，表面粗糙，多呈铁锈色。最近陈荣等对其中铜陵、繁昌出土的铜锭进行了检测，它们都含有冰铜白硫体（2Cu2S·FeS）、氧化焙烧的中间产物（CUl93S）O2以及Sn、CuFeO2等；对一些炼渣也进行了检测，发现其含有20%～30%的铁及10%～20%锡，并含明显量的银和铋，可初步证明这些铜锭是用冰铜冶炼的，即早在春秋时期那里已开采冶炼硫化铜矿。
再者，据悉考古与冶金史学者还发现了新疆地区战国铜矿冶炼遗址、山西中条山战国冶铜遗址。从这两处遗址中采集到了炉渣，经研究初步判定，都使用了硫化矿冶铜技术。但详细的研究报告尚未见发表。此外，从安徽贵池战国青铜器窖藏所出的板状铜锭，经检验，其中含铁量达30%以上，含硫量约为2%，估计那时硫化铜矿在该地区也已经开始冶炼。但是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做全面的考察，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能冶炼硫铜矿的地区还不多，而普遍开采、冶炼，当在汉代。
古籍中关于开采、冶炼硫铜矿的记载出现得很晚，而且非常有限。明代人陆容（1436～1494）所撰《菽园杂记》（卷十四）有一段有关当时炼铜的记述，是一份很难得的资料。原文如下：
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砣）。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日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日“烧窖”。次将碎[块]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瓜”（原注：原嘲）。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烀炼，如烀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按：处州相当于今浙江丽水、青田、龙泉一带）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
这是作者在浙江任参政时的实录，所记当为处州的铜冶情况。文中名曰“生烹”及“钒”者，皆为焙烧产物，其中当包含冰铜。将它们击碎，连柴炭一起入大旋风炉，即进行还原冶炼，初所成“生铜”当是粗铜，再数次入旋风炉冶炼，才得到成品铜，再铸为铜砖。所以陆氏说：“得铜之艰，视银盖数倍云。”我国古代有所谓“三十炼铜”、“百炼铜”之说，看来就是反复精炼的过程。
铜砂冶炼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也述及铜的开采与冶炼，虽较简略，但着重提到铜铅、铜银共生矿的冶炼，并附有精美插图，今亦摘录如下：
凡铜砂，在矿内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俞石（按指黄铜矿），或如姜铁（大概指黄铁矿石）。淘洗去土滓，然后入炉煎炼，其熏蒸旁溢者为自然铜（即还原出的金属铜），亦曰“石髓铅”。凡铜质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东夷铜（指日本国的铜矿）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
我国自汉代以后，炼铁、炼钢技术发展很快，制造工具、兵器的金属为钢铁所取代。而商业的发展，要求铸造更多的货币，因此青铜大量转而用于制造货币。此外，战国以后，青铜还多用于制作供王公贵族享用和欣赏的小型礼器、明器、铜镜、工艺品和乐器等，其工艺朝着精巧、美观、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多有镏金、错金、错银的装饰，是我国文物中的珍品。而最迟从唐代以后，炼铜的原料也逐步以资源较丰富的硫铜矿为主了。宋代时曾把以矿石为原料、用火法冶炼的称为“黄铜”，就是因为所用矿石为黄色硫铜矿的缘故。
中国首创的“胆水炼铜”
在我国的冶铜史上，除了火炼法以外，还有一种独创的“胆水炼钢法”曾盛行于两宋时期。这种方法的原理就是利用化学性质较活泼的金属铁从含铜离子的溶液中将铜置换出来，再经烹炼，制得钢锭。所利用的原料是天然的胆水。原来在自然界中的硫化铜矿物经大气中氧气的风化氧化，会慢慢生成硫酸铜，我国古代称之为胆矾或石胆，因为它色蓝如胆。再经雨水的浇淋、溶解后便汇集到泉水中，这种泉水就是所谓的“胆水”。当泉水中的硫酸铜浓度足够大时，便可汲来，投入铁片，取得金属铜，所以也叫“浸铜法”。这种方法的采用以我国为最早，在世界化学史上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可谓现代水法冶金的先声。
浸铜法的渊源很早。对于这一化学变化的观察和认识可追溯到西汉初期。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所主撰的《淮南万毕术》（今仅存残篇辑录本）已提到“白青得铁，即化为铜”。“白青”就是孔雀石类矿物，化学组成是碱式碳酸铜。东汉时期编纂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石胆……能化铁为铜。”这一“奇特”现象此后便受到历代炼丹家的注意，东晋炼丹家葛洪（283～343）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黄白》中也提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而皆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大概是蓝铜矿石，也有人认为就是石胆。葛洪对这个化学变化的观察便又深入了一步。梁代陶弘景在其《本草经集注》中又指出：“鸡屎巩（大概是一种含硫酸铜的黄矾，所以黄、蓝相杂）……投苦酒（即醋）中涂铁，皆作铜色。”但当时人们对这个化学反应普遍有一个错觉，误以为是铁接触到这些含铜物质后会转变为金属铜，因此在炼丹家们的心目中，这些物质就成了“点铁成金”的点化药剂了。
唐代时炼丹家们把这种“点化”的铜美其名曰“红银”，在炼丹术中正式出现了浸铜法。唐明皇时的内丹家刘知古曾上《日月玄枢论》，其中便说道：“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按即前述白青、曾青、石胆之类含铜物质）结水银以为红银。”这种“以诸青结水银以为红银”的方法在唐代后期炼丹家金陵子（可能为金陵人）所撰炼丹术专著《龙虎还丹诀》中有翔实的记载，他曾利用了15种不同的含铜物质炼制“红银”，其中“结石胆砂子法”的操作要领如下：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铁制平底锅中加热，到水微沸，投入胆矾，于是铁锅底便将硫酸铜中的铜取代出来，而在搅拌下生成的铜便与水银生成铜汞齐，而使铁锅底重新裸露出铁表面，得以使置换反应持续进行下去。当生成的铜足够多时，铜汞齐便会凝固而成砂粒状，被称为“红银砂子”。将“砂子”取出，置于炼丹炉中加热，蒸出水银，就得到“红银”了。因资料难得，兹将此要诀的原文中结红银砂子部分节录如下。
结石胆砂子法：句容（含江苏句容县）石胆子一斤、水银一斤。右先取一平底铛，受五六升或一斗已（以）下者，以瓦石尽日揩磨铛内底上，令白净。就中拣取铛底平细者，即易揩磨，切忌油腻，如用旧铛，即需烧过，与火色同止。磨洗亦中。水没汞半寸已来（左右），令容得汞药即得，不可令深。即下药一两颗块，投，于汞上。以文火鱼沸已（以）下。如水少，以匙抄热水散泻于铛缘，令散流入，煮两炊久一度戾（以粗麻布过滤），计得一两砂子，已（以）上须着气力紧戾为佳，遍遍如此，以尽为限，所结一炊久即可戾，大抵不多时。其句容[石胆子]每度下二两亦得，药多结[砂]亦校[较]多。口诀是：水须浅，火须文为妙。入此法只用一味清水，不兼诸药。结时成不同诸方，甚是。上法结，以口次水面开，当见水银自遍散如煎饼状，满铛底。加火，药临时更秤，意其水银直上铛四缘来，故知药力气感化也。收砂子时每度须以瓷片于铛底熟刮下，令净收之，遍遍如此，以尽为度。如用铫子中结亦得。
金陵子对这个化学变化居然做过定量研究，他说：“余曾各称诸色，分明记录。一度煮结，铛欠五两，红银只得四两半，故都是铁，不虚也。”然而他仍错误地认为红银是铁受“药力气感化”而变成的“上上精华铁”——红银。金陵子还引述了天目山徐真人对“石胆红银法”的赞歌，其前四句是：“白珠（水银）碧水（胆水）平铛中，文武微微声渐雄。一伏（一伏时即一昼夜）三时成半死，再烹经宿变成铜。”看来唐代炼丹家们对这种新颖的浸铜法已普遍有所了解。
至五代时（也可能在唐代后期），这种浸铜法发展成为一种生产铜的方法，当时南汉人轩辕述在其所撰《宝藏畅微论》已提到：
铁铜，以苦胆水浸至生赤煤，熬炼而成黑坚。
到了北宋时期，逐步出现了规模相当宏大的胆水冶铜工场。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太平御览》（卷九八八）“药部·白青”条中已提到：“取矾石、白青分等冶炼台铁，即成铜矣。”在哲宗元祐、绍圣及徽宗崇宁年间这种生产达到了高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负责江南炼钢业的官员（提举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诸路铜事）游经曾统计当时胆水浸铜的地区，主要有11处，即韶州岑水（在今广东翁源县）、潭州浏阳（在今湖南浏阳县）、信州铅（音沿）山（今江西铅山县）、饶州德兴（今江西东北德兴县）、建州蔡池（在今福建北部建阳附近）、婺州铜山（今浙江永康县）、汀州赤水（在今福建长汀县附近）、邵武军黄齐（在今福建西北邵武市附近）、潭州矾山（当在今湖南浏阳附近）、温州南溪（在今浙江南部永嘉县附近）、池州铜山（在今安徽铜陵市附近）。不过规模较大，生产持久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三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十八》记载了崇宁年间东南潼川府、湖南、利州、广东、浙东等九路的铜产情况，谓“铜场岁收租额（当指崇宁二年）总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三斤八两（以火法冶炼为主）。[内计]饶州兴利场胆铜五万一千二十九斤八两；信州铅山场胆铜三十八万斤；池州铜陵县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韶州岑水场胆铜八十万斤；潭州永兴场（在浏阳，参见《宋史·食货志》）胆铜六十四万斤；婺州永康县胆铜二千斤”。也就是说崇宁初六个胆铜场的定额为1874427斤，占到当时东南诸路、州铜产量的25.84%，约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12%，已是相当可观了。
在北宋元丰、元祐年间，在江西饶州府有一位生产胆铜的技术能手，名叫张潜，总结了这种经验，写成《浸铜要略》一书。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饶之张潜通方伎，得变铁为铜之法，使其子（按名张甲）诣阙献之，朝廷行之。饶之兴利、韶之岑水，皆其法也。”。可见这部书对宋代胆铜业的兴起、发展曾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惜它已佚传。至元代时，他的后人张理于至正十二年“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宰相认其书之有益绝费，为复置兴利场”。于是张理被“授理为场官”，并请危素写了一篇《浸铜要略序》，使我们今日才得以知该书缘由之大略。
现将北宋年间三个规模较大的胆铜场的基本情况略作说明：
信州铅山场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记载：“信州铅山县铜宝山……县治西南，石窍中胆泉涌出，浸铁成铜。天久晴有矾可拾。一名七宝山，宋建隆三年（962）置铜场。”但该铜场还不是胆水浸铜场。北宋时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撰于1086～1093）中已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所以至迟在元佑年间那里已经试行浸铜法生产，大概已有了小型的作坊了。而在“绍圣元年，其利渐兴”（《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在绍圣三年（1096年）或四年正式建成胆水浸铜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二：“绍圣三年又置信州铅山场。”《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广信府铅山县锁山门……宋时为浸铜之所，有沟漕七十七处，兴于绍圣四年。”）。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崇宁元年（1102）户部言：游经申，白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以来，收及八十九万八千八十九斤八两。”于是在次年规定其岁额为三十八万斤。
（2）饶州兴利场。在今江西东北，景德镇与上饶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谓：“饶州府德兴县大茅山……铜山在县北三十里，唐置铜场处。山麓有胆泉，土人汲以浸铁，数日辄类朽木，刮取其屑，煅炼成铜。”据《浸铜要略序》对当时兴利场的情况有过一些介绍，谓：“盖元祐元年（1086）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七日一举洗者十有四，十日一举洗者十有七。”说明了兴利场的泉数及各泉所含胆矾浓度的相对差异。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二）记载：“元祐（1086～1094）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余斤。”它大概是兴建最早的胆水浸铜场。
韶州岑水场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记载：“翁源县，岑水在县北，源出羊迳，一名铜水，可浸铁为铜，水极腥恶，两旁石色皆赭，不生鱼鳖、禾稼之属，与曲江县胆矾水同源异流。”故知岑水场在今翁源县。如前文所说，岑水场也是在张甲建议下，并依其父张潜推荐的浸铜法兴建的。建场亦当在元祐至绍圣年间，崇宁中岁产胆铜额为八十万斤。
关于宋代的浸铜工艺，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各铜场因地制宜，各有创新，并不断在改进。明代谈迁所撰《枣林杂俎》（中集）记载了铅山场在初时所采用的方法，谓：
铅山县西七里铜宝山，有貌平坑，石窍中胆泉流出，浸铁可为铜。又鹅湖乡，去县治七十里，有沟漕七十所，取本地水积为池，随地开沟，碎铁铺之，浸染色变，锻则为铜。
《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则更为翔实些，谓：
有沟漕七十七处，各积水为池，随地形高下深浅，用木板闸之，以茅席铺底，取生铁击碎，入沟排砌，引入通流浸染，候其色变，锻之则为铜，余水不可再用。用这种方法让还原出的铜沉积在茅席上，将席取出，即可收集“铜煤”，似乎很方便。但实际不然，因为必然有残余碎铁与“铜煤”混在一起，“锻之为铜”时，铁将混入铜中，影响了铜的质量，而且从草席上刮取下“铜煤”也并不省事。《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则介绍了另一种工艺。
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赤）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这种方法较少地使碎铁引入赤煤，有益于胆铜质量的提高，当是对前法的改进。《宋史·食货志》（卷一三三）说：采用这种方法，在绍兴十三年（1143）时“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并指出是根据饶州兴利场和信州铅山场的记录，表明这是铅山场后期（南宋时）采用的工艺。
据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下卷）记载，乾道年间韶州岑水场每年用百万斤铁，浸得二十万斤铜，即每斤铜需耗铁五斤，与饶州、信州相比，要超出一倍了。不过这时岑水场已是采用下文所说的“淋铜法”了。
除了浸铜法以外，游经还在崇宁元年提出（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利用胆土的煎铜法：
古矿有水处为胆水，无水处为胆土。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采掘铜矿石，以火法冶炼），其利已厚。
由于浸铜法需依赖胆泉，在天旱之年无法生产，所以才发展出煎铜法，即所谓“水有限，土无穷”。胆土当是开采铜矿时的碎矿渣及硫铜贫矿经风化氧化后而变成的硫酸铜与土质的混合物，即金陵子所说的“土绿”之类。因此，为取得胆土，则先开采硫铜贫矿，堆积起来，使之风化氧化，然后再置于盆中，用水浸出胆水，再浸渍铁片。当然，在经开采过的老铜矿区，想必也常可直接掘到这类胆土。宋人洪咨夔曾作《大冶赋》，对此法也有所描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八》记载，“韶州岑水场措置创兴是法”，始于政和五年，到了乾道八年（1172年）时，那里“增置淋铜盆槽四十所，得铜两万斤”。可估算出每所盆槽平均年产铜500斤左右。
在金人南侵，赵宋偏安江南以后，铜坑冶从此一蹶不振，到了绍兴末年（1162）南宋所领江南十州岁产铜仅263000余斤，才及元丰元年1.8%，即使与崇宁初年江南地区产铜额比较，也只有3.7%。而乾道元年胆铜产量为212770.3斤（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也只及崇宁初年的11.4%，但若相对地看，它却占到当时南宋铜产量的80.8%，可见胆铜生产在南宋时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胆铜在南宋时期主要用来铸币。从南宋钱币的检测来看，其中含铁量高达1%以上，较北宋铜钱中含铁高出一二十倍，说明胆铜质量是不高的。《宋史·食货志》也说：“[端平]元年（1234）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
到了南宋后期，胆水浸铜便完全没落了。在元代时，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至正十二年曾恢复饶州德兴三处的胆铜生产，但此后的胆铜生产始终规模不大，浸铜之所，逐渐废弃，淋铜生产法也渐趋终结。及至明代，胆铜生产又曾一度有所恢复，《明史·地理志》说：“[江西]德兴县北有铜山，山麓有胆泉，浸铁可以为铜；铅山县西南有铜宝山，涌泉浸铁，可以为铜；[浙江]上杭县有金山，上有胆泉，浸铁能为铜。”又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宣德三年九月，免江西德兴、铅山浸铜丁夫杂役。二县铜产岁浸铜五十余斤。”但总的来看，明代胆铜生产在铜冶中仍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天工开物》对此法已不再介绍。胆铜业衰退，究其原因，有资源枯竭的问题，但含铁过多，质地虚脆，精炼又费时费工，在经济上也不大合算，这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对宋代的胆铜生产也当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