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君命有所不受：有时君主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此句之前提，指上述“涂有所不由……”等四种情况。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帅如果能通晓九种地形的利弊及其处置，就懂得如何用兵作战了。通，通晓、精通。
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将帅如果不通晓九变的利弊，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从中获得帮助。
九变之术：九变的具体手段和方法。
五利：指“涂有所不由”至“君命有所不受”等五事之利。
不能得人之用矣：指不能够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智者之虑：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虑，思虑，思考。
必杂于利害：必然充分考虑和兼顾到有利与有害两个方面。杂，混合，掺杂，这里有兼顾之意。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务，任务，事务。信，同伸，伸张，舒展，这里有完成之意。句意为如果考虑到事物的有利的一面，则可完成战斗任务。
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谓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因素，祸患便可消除。解，化解，消除。
屈诸侯者以害：指用敌国所厌恶的事情去伤害他从而使他屈服。屈，屈服，屈从，这里作动词用。诸侯，此处指敌国。
役诸侯者以业：指用危险的事情去烦劳敌国而使之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业，事也。此处特指危险的事情。
趋诸侯者以利：趋，奔赴，奔走，此处作使动用。句意指用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使之奔走无暇。（一说以利动敌，使之追随归附自己。）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恃，倚仗，依赖，寄希望。意为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所做的准备充分。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具备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来进攻。
必死，可杀也：必，坚持、固执之意。句言坚持死拼，则有被杀的危险。
必生，可虏也：言将帅若一味贪生，则不免成为战俘。
忿速，可侮也：忿，愤怒、忿懑。速，快捷、迅速，这里指急躁、偏激。句言将帅如果急躁易怒，遇敌轻进，就有中敌人轻侮之计的危险。
廉洁，可辱也：将帅如果过于洁身自好，自矜名节，就有受辱的危险。
爱民，可烦也：将帅如果溺于爱民，不审度利害，不知从全局把握问题，就易为敌所乘，有被动烦劳的危险。
覆军杀将：使军队覆灭，将帅被杀。覆，覆灭、倾覆。覆、杀均为使动用法。
必以五危：必，一定，肯定。以，由、因的意思。五危，指上述“必死”、“必生”等五事。言“覆军杀将”都是由这五种危险引起的，不可不充分注意。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沼泽连绵的“圮地”上不可驻扎，在多国交界的“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不要执行。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充分兼顾到利害的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大事便可顺利进行；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就能预先排除。
要用各国诸侯最厌恶的事情去伤害它，迫使它屈服；要用各国诸侯感到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迫使它听从我们的驱使；要用小利去引诱各国诸侯，迫使它被动奔走。
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所做的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将帅有五种重大的险情：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就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情况“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引起的，这不可不予以充分地重视。
“战例”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时期），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兵发动叛乱。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发动这场叛乱的主谋和首领是吴王刘濞。他依仗吴国封地广大，财力富足，蓄谋夺取皇位。汉景帝在获得吴楚等七王发动叛乱的情报后，决定迎击叛军，平息叛乱。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军东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周亚夫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兵力及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梁疲敌的作战计划，即避免过早地与敌正面交锋，暂时舍弃梁国的部分地区，以此消耗敌军的实力；同时以截其粮道为辅助。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使吴楚联军力疲粮尽，周亚夫率军一击而胜，使西汉王朝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周亚夫平定七国叛乱的战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亚夫对《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提出的作战原则既有灵活运用，又有创新发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他都力争主动制敌，最终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胜利。
自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以后，为了巩固封建家族的统治地位，他实行大封同姓子弟为王的政策，企图以家族血缘维护其统治，杜绝异姓篡权。他所封的同姓王，主要有齐、燕、赵、梁、代、淮阳、楚、吴等。他们的封地共有九郡，占整个疆土的大半，而皇帝直辖的不过十五郡。朝廷规定封地内经济由诸王支配，而法令、军队则由朝廷统一管理、掌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王国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渐形成了割据状态。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国的割据势力几乎到了要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的统一。这时，忠于朝廷的官吏提出了削弱割据势力的主张，被汉景帝采纳。汉景帝先削夺了诸侯国在赵的常山郡、楚的东海郡、吴的会稽、豫章郡等几个郡县的统治权，将这些领地收归朝廷管辖。削地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各诸侯王对朝廷的不满，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联兵发动了叛乱。
在七国之中，吴王刘濞是最先起兵的，也是叛乱的首领。起兵之初，他亲自去胶西说服并约定了胶西王出兵参加反叛朝廷的行动。接着又派遣使者游说齐、菑川、胶东、济南等诸王参加。在他的游说、动员下，胶西、胶东、济南、楚、赵等五国先后起兵反对朝廷。吴王经过一番奔走，认为联盟已成，于是开始筹划如何占据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夺取统治权。
吴王计划让诸王国的军队从南、北、东方这几个方向三面合击关中。他向各诸侯王提出，由越兵先攻占长沙以北地区，再西趋巴蜀、汉中；越、楚、淮南、衡山、济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齐、菑川、胶东、胶西、济南诸王与赵王先攻占河间（今河南献县）、河内（今河南武陟），再入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或与吴军会师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后，再联合匈奴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直取长安；吴、楚军主力先占荥阳，与齐、赵军会师，直取长安。吴王这一战略进攻计划如果真能够实现，它对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将产生很大的威胁。然而，吴王对诸王联盟的稳定性估计过高，其他诸王并没有完全按他的计划行事。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野心勃勃地亲率二十万军队，从吴都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军一同西进准备攻打梁国。汉景帝得知吴王起兵，便命令周亚夫率兵东攻吴、楚，同时另外派兵对付齐、赵。周亚夫东进前向景帝请求说：吴军士气正盛，剽悍轻捷，难与他们正面争锋。我们可以暂时把梁国舍弃给吴国，然后断绝敌军的粮道，这样就能制服他们。汉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于是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向洛阳进军。
周亚夫原准备经崤（今函谷关南崤山）、渑（渑池）至洛阳。这时，他的属下赵涉提醒他说，吴王知道将军的动向，必定会在崤、渑之间安置间谍，设法阻止军队东进。他建议周亚夫放弃原路线，改走经蓝田出武关至洛阳的路线，这样虽比走原路线多用一二天时间，但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抵洛阳，控制军械库。周亚夫听从了这一建议，立即改变了进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至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控制了洛阳的武库和荥阳的敖包。这时，吴、楚联军已开始向梁国发动进攻。吴、楚联军在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与梁王的军队交战，歼灭梁军数万人，占领了梁国的部分地区。梁军退保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又被吴、楚联军包围，梁国在这非常危急的时刻，请周亚夫派兵救援，但周亚夫却领兵向东北进发，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深沟高垒，修筑起坚固的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吴、楚联军一再进攻睢阳，梁王天天派使者去请求发兵，周亚夫按照原定的策略，没有同意发兵救梁。梁王为此上书景帝，景帝派使者去给周亚夫下达命令，要他率兵救梁。周亚夫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发兵。但是他派出轻骑兵迂回到吴、楚联军的背后，绝其粮道。梁军面对吴、楚联军的四面包围，一面竭力坚守，一面派出精锐部队袭扰吴军。吴、楚联军久攻睢阳不下，军队又缺乏足够的粮食，军中的士气受到挫败；西取荥阳、洛阳的企图亦无法实现，退路又受到周亚夫军队的威胁。于是吴、楚联军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找周亚夫军队的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高垒，不理睬敌军的挑战。吴、楚联军多次挑战，终不能如愿，便使出声东击西之计：吴、楚派部分兵力到汉军的东南角佯攻，周亚夫识破敌军诡计，派兵加强西北面营垒的军事力量。当吴、楚联军主力进攻西北角的时候，西北角汉军即时给予吴、楚联军以有力的打击。吴、楚联军攻汉军营垒不克，引汉军出来决战又不得，兵疲粮尽，只好引军撤退。这时，周亚夫立即派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刘戊被迫自杀，吴王刘濞丢弃了大部分军队，带着几千名亲兵将士逃到丹徒（今江苏丹徒），企图依托东越作最后的挣扎。周亚夫在乘胜追击中，全部俘虏了吴国将士，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一个多月后，东越王在汉军的威胁和利诱下，诱杀了吴王。周亚夫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将七国叛乱联军的主力——吴、楚联军的叛乱平息了。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时，其他诸王都各怀异心。齐王背约不出兵，越王则观望吴、楚联军战事；只有胶东、胶西、菑川、济南四王举兵。四王军队在胶西王的统一指挥下，改变了进攻洛阳与吴、楚联军会师长安的计划，而去围攻齐王郡城临淄。结果，临淄没有攻下，却遭到景帝所派汉军的打击，四王军队全部被汉军击败。最后，胶西王、赵王自杀，其余诸王被杀，七国叛乱彻底失败。
在西汉王朝平定七国叛乱的战争中，周亚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平叛中，周亚夫指挥军事行动、指挥作战都显得十分灵活，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与敌军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策略，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如周亚夫临时改变行军路线，遵循孙子所说“涂有所不由”的原则，避免了在不利的地形下遭到吴王军队的袭击，以保证军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在吴军进攻梁国时，周亚夫能坚定地执行既定的“委之以梁”的策略，让吴、楚联军攻梁而消耗实力；坚持不分兵救援梁王，做到了孙子所说的“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还根据敌我双方兵力情况，灵活地处理进攻与防守的关系，在对吴、楚联军的作战中，能以防御的战略手段，完成了战略进攻所能够完成的任务，最终使敌人兵败身亡。可见，周亚夫是孙子所说的那种“通于九变之地利”的杰出的军事指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