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个梦。
这个梦，她曾在西部萌芽，让我一生为之倾心倾情，一发不可收。这个梦，浪漫、美妙不能忘，愈是艰难愈要寻……
八十年代末，我疯狂的爱着三毛的人及她所有的文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订了陕西的一家报纸，名为《星期天》，那年月这类报纸在县城还很少，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几种党报，所以这个报纸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也就是通过这张报纸，我很快读到了贾平凹先生的“哭三毛”、“再哭三毛”。
在我热爱的文学生涯里，在我执着追求的文字游戏的梦靥里，“倪霞”这两个字第一次真正变成铅字也是在《星期天》的报纸里，尽管只有一句话，尽管我的单位和名字加起来比这一句话还要长，可就是这一句话，这一个名字的铅字给了我无限的欣慰，让我在开启梦的门里找到了一把兴奋而刺激的钥匙。
清楚记得1989年《星期天》报纸开办了征集“凡人语”栏目，我也寄上了十多条自己的小话语过去，没多久，梦一般地，我在报纸上见到了自己的单位和名字及那一句短短的话：“上班的那一天，父亲对我说要学会接受委屈。”虽然只有一句话，可我兴奋的拿给父亲看。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各种报业的掀起，无论怎样，我总是难以忘怀陕西的《星期天》。
带着寻梦的感觉，我从武汉至兰州，敦煌转至西安。我见到了明代的古城楼；见到了秦始皇兵马俑；见到了魂牵梦萦的阿房宫……见到这些该满足了。可心头的些许牵挂却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多想见见陕西作家群里的某位大师。
我流着泪读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里的人物扰乱着我整一个月不得安宁；我用别样的心情看贾平凹的《浮燥》、《天狗》、《白夜》、《怀念狼》等等。就连这次西行我带的书也是陕西籍作家张敏先生的《死巷》，《死巷》的后记让我十分感动和敬重，那是一种特殊的执着和精神。
那个古都，未必从来都是孕育梦的种子的地方？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我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份热情与挚爱，我从不奢求成功，我总是随缘做着一切，今天也是如此，既然到了这个城市，我多想与某位大师见上一面，也不枉寻梦之行。
拿着手机打“114”查寻，几个电话都是说保密，人太有名，事务缠身，需要保密是正常，载着我的“的哥”都被我的精神所感动。在我几乎绝望时，突然想起了所带的书《死巷》，于是找出来翻看，竟有电话号码，我试着拨通电话，接电话的果然是张敏老师本人，当他听说我来自湖北，忙说你搭车到我家来，我到楼下接你，我的标志是满头白发。
我高兴的让“的哥”载我到“西安北郊方家村小区”，来楼下接我的张敏老师满头银发，但人特别精神，穿一件条纹T恤，拖一双拖鞋，皮肤光滑，要不是满头白发，看上去是很年轻的，慈祥的脸却透着娃娃气。
张敏老师说他刚从北京回来，说他也常到武汉《今古传奇》去做客，还说我的运气不错，今天他家里还有两位作家，一位是《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老师，一位是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的安老师。
进张敏老师的家，首先见到的是客厅门上的四个大字“文囚张敏”，客厅内醒目的木匾上是高建群老师潇洒有形的书法“煮字酿文沸腾天下”，家的装饰完全是一种文化格调，清新淡雅，满室浮动着书香墨香。
我们聊着，说着。如果说张敏老师是满头白发透着清风道骨的气质，那么高建群老师则是不多言谈质朴深沉的性情中人。
他听着我的故事，马上说拿纸笔来，我为这小姑娘写幅字，于是大伙都动了起来，张老师及其夫人忙找纸拿笔铺桌子，高老师写，安老师在一边拿纸团按写下的字（不让写的字流了墨水）。安老师还说你今天见到的两位作家是文章好人品好的作家。张老师拿印章，一张写下来，高老师不满意又重写一张，我说两张我都要，一时间我好感动，我，一个远方的小女子，何德何能劳这些大师们的大驾，可我一个感激的字都羞于说出口。
在我告别的时候，我不让送，张老师却拿着一把剪刀，说下楼剪花顺便送送。张老师又给了我贾平凹和陈忠实两位老师的电话号码。
手拿着两位大师的码号走下楼，走出小区，我的激情已得到满足，我没有马上叫车，也没有打电话，而是慢悠悠地走在这个陌生而向往的城市的街边，在人来人往茫然的天空下。这时我才感觉到我的脚好痛，我的整个身体好累，算来我已出门10天了，10天的奔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累过，我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捏着电话号码，拿着手机，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打这两个电话，在小区出来的小巷处，我找了一家小吃店坐下来，我调整着自己的心情，我感觉着自己满身满脸的疲惫与憔悴。于是，我决定不打这个电话了，我把他保留下来，让他留在我梦与现实的边缘。
人生很长，有缘自会相见，至少今天我很满足。
2001年5月26日于凤池山下
